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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繁华与残酷一样地令人瞠目结舌。一周之后，我追寻的那个梦想开始一点一点地凋零。一半是理想的火焰，一半是现实的海水，我茫然四顾，举手无措。
幸好，命运在不轻易青睐一个人的同时，也不忘给落水者一根稻草。而我手中的“稻草”就是我行囊中保存完好的那摞文学作品。这样，在几乎走投无路之际，我被一家规模不算大的报社录用了。
我先被安排做校对工作。虽然这工作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繁琐复杂可我完成得还是一丝不苟。
报社总编是一个50多岁的人，我见过他一面，但不知他姓啥名谁。想向别人打听，但初来乍到，且报社里每个人都是板着脸孔一副严肃状，只好作罢。只偶尔一次，在走廊里，我听见一位记者喊他“于总”。
而我和于总面对面地讲话却是在我上班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当时我正在校对一则有关医院安置起搏器的广告。本来，这则广告没有出现什么文字问题，但我留意到这则广告在介绍起搏器的安置过程中有一个程序颠倒了。我也是有个大略的印象而已。我便找主管，主管没好气地对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只管校对就行了。”我有些生气，便理直气壮地回道：“这关系到医院的名誉，也关系我们报社的声誉，怎么与我无关。再说你只要找广告承揽人向医院核实一下，也很简单的嘛。”面对我的“嚣张”，主管显然也是始料不及，脸色铁青：“你爱管闲事，去找总编好了。”顿了顿，他一副冷傲又不屑一顾地嘲笑我说：“不过是个打工仔，你以为你是谁？”
我的气顿时不打一处出。打工仔怎么了，打工仔就没有认真做好工作的权力了吗？一气之下，我摔门而去，径直走到总编办公室。说心里话，举起手敲门时，我还真有些胆怯，毕竟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我不能让这个错误发生，哪怕我是多管闲事小题大做。
“于总——”我支支吾吾。“有事吗？”他抬起头温和地问道。我便简单地阐明来意，末了，我还一再声明，我也不确定那个程序的对与错。
当天下午，于总找我。我胆战心惊地进了他的办公室。事情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糟糕。原来，一切正如我所预料的。于总对我大加褒奖了一番，又告诉我那家医院本来做完这笔广告业务之后就没有再在我们报社做下去的打算，因为我的认真与敬业避免了医院的损失，他们这才把来年的广告仍交托给我们。
最后，总编拍着我的肩头说：“年轻人，你做得好，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干一行就要尊重这一行，尊重你的职业，就是尊重你自己。”那一刻，总编善解人意的一席话让我心中所有的委屈与懊恼顿时烟消云散，因为我得到了尊重。
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总编笑着对我说：“我想告诉你一声，下次把我的姓氏给校对一下，我不姓于，姓徐。”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两次对话中，我一直“于总于总”地叫个不停，原来——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喊错我的名字不要紧，别认错了自己的责任心才是最重要的。”多年来，徐总意味深长的话仍在我心中萦绕，我知道，那个喊错的名字，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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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气候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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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着一支笔，跟随自己多年的一支极普通的笔——曾经，用它写过许多文章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过——虔诚地去面试，那家杂志社却毫不留情地拒她于门外。理由很简单，她不会用电脑。
从那家杂志社出来后，她就随便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大酒店里做迎宾小姐，赚很少的钱。第二个月开始，钱有剩余，她报名进了一家电脑学校。两个月的学习，她不但可以熟练地打字，还掌握了许多电脑知识。于是，她开始再找机会。
那是一座干燥的城市，住惯了四季湿润的海滨城市的她有些不适应。偶尔她会想，放弃家乡舒适的工作环境，是不是错了？第二天，她依旧信心十足地走进一家一家报社、杂志社。如今她的口袋里没有那支有些秃的钢笔了，可是希望就如同乌云遮住的星光，她看不到。
半个月的奔走，她的信心被一点一点地磨掉；由于气候的干燥，她的鼻子开始出血了；想打电话回家对着妈妈哭诉，接通了，却问：家里还好吗？不等妈妈说什么，她就说我很好。挂了电话，泪就不听话地流了一脸。她觉得自从离开家后，事事不如意，就连气候也跟她作对。空气干燥，她的皮肤在几个月里像失去水分似的，不再光鲜；口腔溃疡的老毛病一犯再犯，如今鼻子还时常会流血。她希望老天给她一点希望，哪怕把空气变得潮湿一些也好。
她只是一百个一千个为了梦想跋涉在路上的普通女孩，她开始经历的也是一千个一万个被一点点现实比如气候百般为难的平凡女孩。我不给你讲她之后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只是想把这最真实最让人熟悉的经历展现给你，然后告诉你，直到两年后，她终于去了一家报社，四年后她升为编辑主任，八年后，又做了报社副总编。
有人认为，她这么年轻就做了报社副总编，最初的奋斗一定充满智慧之光。在别人想知道她是靠的什么来汲取那些智慧时，她只说，如果非要说智慧的话，那么我的智慧就是，与气候较真，我们可以将干燥的空气变得湿润起来，或者流泪，或者流汗，选择权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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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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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回想起那一段经历，我仍心存余悸。
那时候，她教古汉语，那是我们中文系一门很枯燥的科目。因而几堂课下来，我就在感觉索然无味之后，开始赶写自己的稿子。
一次，她突然叫我起来，提了几个很费解的问题，在我一段很久的沉默后，她铁青着脸说：“潘同学，请你到讲台边上站着听课。”几个同学露出幸灾乐祸的“笑脸”，我感到莫大的耻辱。
我抬起脸，硬邦邦地说：“请问老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有！”她的脸更红了，一字一句地说：“那就是，你走出教室，这学期我的课你不用上了。”
那几张“笑脸”不见了，他们一定也开始为我担忧。在他们的注视下，我不假思索地推门而去。
转眼半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常在自责与不安中度过，心里再也没有那份骄傲与不羁了。
只剩下最后一堂课了。那天，我早早地进了教室，心里是一片波动不止的湖。
她走上讲台，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显得有些苍白，我为自己当初的冲动而后悔不迭。她环视教室，就在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匆匆相对的那一刻，我看见她黯淡的眼神有一丝光亮，而且脸上悄悄地绽开了一朵微笑，只有我能看见。
那一堂课，她讲得很生动，我也听得很专注。
就在离下课只有十分钟时，她说：“同学们，剩下的十分钟可不可以给我？”同学们都不解地看着她。
“半年前我让潘炫同学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她开门见山的表白让我无所适从，“半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一份歉意中度过，看着他空空的座位，我常常自责。请同学们原谅，因为我的错，更因为我不敢承担自己错误的后果，一再地推卸责任。感谢潘炫同学这节课能来，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而我呢？我又何尝不是在自傲与任性中一再地推卸我的责任。我流着泪走上讲台，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半年前我走出教室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讲课”，也是最后一堂课了，庆幸的是，我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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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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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文系有一门与专业没多大关系的课——人际交往。那时，我们班很多人都有逃课的记录，但唯独这门课我们从不缺课。
教这门课的文教授博学多才，课讲得非常生动。毕业前的最后一课，学校安排考试，但文教授没有拿试卷，却给我们带来一个故事。
有一个少年，他出生在“文革”时期，他父亲成了批斗对象，他成了“黑五类”子女，母亲含冤成疾，卧床不起，唯一的姐姐又被丈夫抛弃，上吊自尽。
当时，他才七岁，却几乎沦为乞丐。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小朋友，他们很谈得来，原因是那人结巴，也没人愿意跟他玩。相处久了，后来他也成了结巴。两年后，他东北的伯伯把他和母亲接走了。
从此他的世界又是一片空寂，他说话总是结结巴巴，没人尊重他，只把他当笑料。隔年母亲去世，他更是郁郁寡欢完全封闭了自己。伯伯一家对他不冷不热，他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
后来，他勉强上了学。在学校里他受尽凌辱，所以他从不肯开口说话，只知闷头学习。
高三那年，他认识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孩，读幼师的。那个女孩长得像天使，说话温柔而亲切。有时他也去她家玩，只是那女孩的弟弟很调皮，常取笑他。
那个闷热的夏天过去了，他感到一身轻松。他希望自己落榜，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再面对那些风华正茂、说话快言快语的同学了。
可是一纸录取通知书把他逃避的路堵上了，他实在犹豫不决。有一天，那个女孩来邀请他去她家做客，一是庆祝他金榜题名，二是庆祝她毕业分配到市机关幼儿园工作。
他还记得她弟弟学他结巴的情景。他摇摇头想拒绝，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傍晚时，有很多人说说笑笑进了她家，他不知道如何应付陌生人，只好悄悄溜了出去。
正黯然神伤，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背后喊他，是她。
她只说了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场宴席，你想生存，就不能缺席。”他忐忑不安地随她回了家。
她弟弟正和那帮人打成一片，欢呼声此起彼伏。
他落寞地躲在一角。
吃饭时，她的一位同学给他斟酒，他连忙摆手，急言道：“我我我……”一连说了几个“我”字也没表达出意思。这时，她的弟弟接腔了：“我……我……我要喝掉这一瓶酒。”他的脸刷一下红了，他看见她同学欲笑又止，个个憋得满脸通红。
这时，她指着一只大螃蟹说：“呀，我突然发现这只螃蟹怎么那么像我弟弟小胖。”大家看了看那只被水煮红的螃蟹，再看看她小弟被日光晒得暗红又发胖的脸之后，都笑了。他也笑了起来。
她为他解了围。
那一天，他第一次与那么多人面对面却不再紧张。他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偶尔，他也会参加他们的谈话。虽然，他的话仍说得不连贯，但总有人适时地帮他圆场。
那个暑假，他开开心心地跟着那个女孩以及她的朋友郊游、聚餐。奇迹在他进大学之前就出现了，他可以流利地说句话了。
我们被文教授声情并茂的故事带进了另一个世界。文教授顿了顿，接着说：“从7岁到19岁，他患口吃整整13年，而痊愈却只用了1天。13年和1天的差别，答案由你们自己得出好了。希望多年后你们的人生交上的不是一张白卷。”
“故事中的少年以后怎样了呢？”有人问。
“以后？”文教授顿了顿，“以后的以后，他正在给他的学生们讲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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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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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朋友讲给我的故事——
在我家不算宽敞的庭院里，有一片很精致的花圃，种植的全是月季花。那是母亲精心呵护的杰作。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