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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鸿燊心里很失望。他是个聪明人，心想：你不参与下标，我就要你先出下标的钱。到时候你不参与也参与了。
何鸿燊诱使霍英东骑上虎背
在国际酒店，何鸿燊向霍英东借了40万港元做投标的押金。
按照政府招标公告，赌牌竞投的底价是300万元。任何财团参加投标，都要事先缴纳相当于底价三分之一的押金，也就是要交100万才能取得竞牌资格。
现在离截标还有几天，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叶北海、高海林等有备而来，不会连这100万也凑不起。就算他们早几天就算计了霍英东，万一没有说服霍英东，若不准备足够的押金，那么连他们也不想竞投了？
何鸿燊向霍英东借钱，看来是他随机应变。
霍英东为什么带这么多现金在身上，是不是他准备参与投标？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霍英东准备参与投标；二是霍英东带大笔现金，是以防慈善球赛捐款之用。按常理，没有生意在澳门的富豪，即使捐款，也只是意思意思。如果你有生意在澳门，若一毛不拔，你的生意很可能就会有麻烦。
霍英东没有任何生意在澳门，在竞投赌牌的关键时刻，带大笔现金在身，让人好生费解。这种可能也许最大：霍英东为洗刷“食饼仔”的谣传，作了参加下标的另一手准备。
想必霍英东内心极为矛盾，犹豫不决：参与竞投赌牌，自己对开赌没有好感，名声不好；不参与竞牌，无法消除“食饼仔”的谣传，“食饼仔”的名声比开赌还要恶劣，是一个人的德性问题。
何鸿燊大概吃透了霍英东的矛盾心理。等霍英东借出的现金到了手，何鸿燊马上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老霍，这40万元我们不打算还你了。”
霍英东立即悟识何鸿燊“不还钱”的含义：参股的钱才是没有还的，意思是这40万作为竞牌和开赌的股本金。
霍英东马上声明：“我不参加竞牌，也不参加开赌。”
“那你就准备担‘食饼仔’的诟名？”何鸿燊追问道。
“我更不愿意！”霍英东用一种气愤和无奈的口气答道。
“你两头只能顾一头。还是这样吧，我们一道参加叶汉财团竞牌。如果竞得专营牌照，就让叶汉他们去打理赌场，我们只做挂名的董事。”
何鸿燊积极参与竞投赌牌已暴露无遗了。
在霍英东的印象中，开赌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傅老榕是江湖枭雄、高可宁是押店老板、叶汉是个职业赌棍。霍英东虽然出身卑贱，却不屑与他们为伍。
但是，何鸿燊如此积极，使霍英东感到意外。何鸿燊出身香港最有名望的世家，他本人是香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还是个千万富豪。何鸿燊不怕作贱自己的名声吗？何鸿燊图得是什么？难道为的是开赌能赚钱？
果真，何鸿燊向霍英东讲傅老榕、高可宁家族靠赌场成为港澳巨富的事实。
霍英东反驳道：“你口口声声说开赌赚钱，这个谁都知道。可这个赌博，即使不算偏门，也算不上光明磊落？几个钱，从你口袋里跑到我口袋里，除了这几个人在忙碌，又不能增加财富，能为社会做什么贡献呢？我们在香港这边，眼下大小还算一个人物，港府禁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么跑到澳门去开赌场，我们暂且不谈捞过了界，一般市民也会在背后戳脊梁骨，骂我们赚黑心钱呀？”
何鸿燊见霍英东不再强烈反感开赌，只是顾虑重重，便耐心开导起来：
“老霍，也不是你说得不对，不过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对待。我承认赌博不是什么好事，我跟你一样，连玩麻雀牌都没什么兴趣。可赌博这玩意，人人都知道不好，可几乎人人都喜欢赌一铺，好像是人的天性，灭都灭不掉。香港虽禁赌，但允许赛马博彩，也允许持牌麻雀学校存在，几乎没有人指责这是赌博，因为是政府立法准许、合法存在的。随乡入俗，我们都喜欢吃猪肉，到回教国家弄不好就要犯死罪；回教的某些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到欧美就要犯重婚罪。
“因此，若我们去澳门营生，就要站在澳门的立场看问题：首先，在澳门开赌场是经过政府批准的，是合法经营；其次，澳门的赌场对政府和居民，也是有贡献的，赌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很多居民直接或间接靠赌场赌业为生，赌税除用于政府行政开支外，大部分还是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就像香港马会，开始也有许多人士谴责，但马会的投注收入，除派彩外，还上缴政府库房，纯利则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业，随着马会捐赠的学校、医院越来越多，批评之辞也就越来越少，现在连反对赛马博彩最坚决的宗教人士，也认为马会是香港最大的慈善会了。”
何鸿燊说得霍英东有些动心，霍英东沉默了许久，说：
“赌博虽对政府有益，但总是害人的东西，你没少听说有人赌博倾家荡产、跳楼自杀吧？现在我们去开赌，等于诱惑人家走绝路。”
何鸿燊笑了起来，说道：
“听说，怎么没听说。这种事，有的是发生在澳门，有的却是发生在香港的民间聚赌。这种倾家荡产、跳楼自杀的事，股市更多，我大叔就因为炒股搏尽吞枪自杀，二伯神经错乱，我父亲被逼得逃往越南躲债。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而取消股票、取缔交易所、将买卖股票视为犯罪呀？任何事都有利弊，我们要权衡利弊。
“我再举一个例子，你我都在皇仁书院听过莫里斯先生讲授‘英中通商史’，大约90年前，怡和洋行在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沪淞铁路，只因为火车压死一个中国人，保守派怒斥这个‘杀人大怪’，逼得洋务派领袖李鸿章，花几十万白银买下这条铁路，然后下令把这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铁路拆毁，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笑话。
“你也许会说我扯得太远了，眼下，我们不去竞投赌牌，别人也会竞投开赌场。在商言商，你我都是商人，我们都不讲什么名声不名声的，就从商人的立场出发，经营澳门的赌场大有利益可图，我们缘何把这么好的机会放弃呢？”
霍英东叹了一口气，说他现在是“骑在虎背上”，勉强答应了参与投标。但他表示若投得赌牌，他不会驻守澳门，也不介入赌场事务。
霍英东还提了个建议：若投得赌牌，就得把赌场办成香港马会那样的慈善会，不要讲盈利，要为澳门多做善事。
何鸿燊口头上满口答应，心里却发笑：不盈利，我们还跑澳门来开赌做什么？
第十章 赌牌易主 改朝换代定乾坤
新财团成员聚集国际酒店共商投标大计，他们是叶汉、何鸿燊、霍英东、叶德利、叶北海、高海林等6人。他们从长计议，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与澳门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战略，比他们的对手明显高出一筹。竞投开始了，新财团最后以1。7万港元的微弱优势夺得赌牌！
霍英东何鸿燊互指“出尔反尔”
在国际酒店，霍英东借40万港元给何鸿燊做投标押金，结果反被何鸿燊充作股金，拉霍英东下水参与竞投赌牌。
谨小慎微的霍英东，没多久就反悔，逼何鸿燊答应“保证不中标”。
如何才能不中标呢？很简单，澳府招标公告中，定的底价是300万港元。一般竞标财团都会以高于底价的标金投标，如果按底价投标，肯定不会中标。
没有中标，政府就会把押金退还给没有中标的财团，那么霍英东给何鸿燊的40万港元只是短期债权，而不会是股本金。
霍英东认为这是两全计谋，一来可以洗刷“食饼仔”的谣言；二来将来不必参与赌业。霍英东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对开赌的反感和担心；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捞过界。
霍英东很忌讳捞过界。但是，如果他在香港没有赚大钱的地产生意，或许他就不会瞻前顾后，对捞过界又是另一番看法。下面是霍英东在接受香港传记作家冷夏采访时的几段自述：
“大家（指他们这些香港商人）对澳门那些有势力的人士是尊重的，正所谓‘河水不犯井水’。当时，澳门主要有两大生意，一是黄金买卖，由罗保、何贤、何添（注：何贤何添是两兄弟）、钟子光、梁昌等人控制。那时澳门的黄金走私很严重，在美国，黄金一盎士约100多港元，但在香港却炒到几百港元一盎士。香港禁止公开炒金的，于是大量黄金拥进澳门，再由澳门走私到香港，故澳门每年的黄金买卖有几千万的生意。另一大生意是赌场，历来由高可宁、傅老榕家族经营，但每年只赚两三百万（注：当时澳门赌场的投注额有上亿元），其实也是小生意，还不如我在香港建一幢大厦赚钱多。
“黄金集团和赌业集团互相尊重，大家相安无事，河水不犯井水，而澳门政府也默许了这两大生意由两大集团控制，这种经济秩序也就维持了十多二十年。所以，外来势力很难打入澳门。
“比如竞投黄金专营权，每年都投一次，但谁去投谁就死。汇丰、渣打、太古、怡和、嘉道理这些香港洋行、洋商，以前都到澳门下标竞投。每次下标，澳府要收100万葡币押金。去哪里搞到那么多葡币呢？于是他们就到市面上去买，用港币换葡币，本来是1比9，但大丰银号（注：何贤、傅老榕家族合办的银行机构）兑换给他们的则是1比3。好啦，下标后，澳府就是说他们不行，并把葡币退回给他们，他们把葡币兑回港币时，比率却是1比7，前后一兑换，少了很多钱，闹出大笑话。所以，从那以后，没有人敢再去澳门做生意，更不敢跟原有的集团抢盘。
“赌场生意也一样，叶汉、高海林等也曾出标，出高价钱，但澳门政府还是不给叶汉他们做。”
霍英东这时大概知道，现任澳督马济时下决心消除赌场弊端，改革投标方式，不再优待原持牌人。这样，何鸿燊等人若投标的标金高出傅、高家族，捞过界就会成为现实。
因此，霍英东跟何鸿燊讲定：你一定要以底价下标，并且要通过何贤跟傅荫钊通气，说：“我们没有‘食饼仔’，我们是按底价下标，我们正正当当，清清白白，表明我们不打算捞过界，到澳门的地盘与他们争饭吃。”
为什么要通过何贤跟傅家打招呼呢？何贤是当时的澳门王，澳门的事都需要他出面摆平。
霍英东在澳门总共打了两场球。赛完最后一场球的那天晚上，何鸿燊来到国际酒店，说：“老霍，我不打算按底价下标。”
“Stanley，你怎么出尔反尔呢？”霍英东有些生气了，“出了高价，就可能中标。”
“是你出尔反尔。我说过这事有困难，竞牌是叶汉为头，我作不了主。”
何鸿燊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他说：“老霍，你想想，我如果出底价，澳门的西洋人个个都笑我，你说我怎么办才好？”
何鸿燊死要面子，霍英东也要面子。霍英东在澳门没有生意，何鸿燊在澳门还有不少生意，他的首任太太及子女在澳门，何鸿燊在澳门的面子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霍英东只好作出退让，顾全何鸿燊的面子。
霍英东说：“我昨天说过，我是给你扶上了虎背，看来我们非真竞标不可了。赌是坏事，但如果把开赌变成不牟利的，把赚到的钱全部用于繁荣澳门，用于慈善事业，那就不同了。新澳督也希望发展旅游，不单单是搞黄、赌、毒，而是以旅游带动澳门的繁荣。这样开赌，等于做善事，对社会有好处，对社会有个交待，最后搞得好还是不好都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