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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吧，乌云逐渐笼罩在伊万诺夫头上了，尽管他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伊万诺夫活到这个份儿上，只想到伊万诺夫自己，结果闹出大笑话来了，那是在《俄罗斯联邦共青团文学报》两位年轻人来采访他的时候发生的。这二人给伊万诺夫提了许多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
共青团报：为什么您的第一部大作，赢得工农群众好评的作品，写它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呢？您构思《日落》的故事情节用了几年的时间？它是您成熟时期的作品吗？
伊万诺夫：我今年只有五十九岁。还有些日子才能满六十岁呢。我愿意提醒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候年龄和我差不多。
共青团报：您认为您这部作品就相当于苏联科幻小说版的《堂吉诃德》吗？
伊万诺夫：有这个意思。肯定有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伊万诺夫就自认为是幻想文学的塞万提斯了。眼瞅着断头台式的乌云逼近，眼瞅着乌云像枪对准了后脑勺一样，可他只看见了自己骑马走在文学荣耀的大草原上，身边跟着那位神秘、有用的桑丘。
农民说：危险啊，危险！富农喊道：危险呀，危险！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名者说：危险呀，危险！死去的东正教的神父们喊道：危险呀，危险！伊内萨·阿曼德［36］喊道：危险啊，危险！但是，伊万诺夫一向耳背，一向不会提前预测乌云的逼近和暴风雨的威胁；经过一番写专栏文章和到处作报告之后，大面上的事情做得还出色，因为实际上人家要他走走过场而已，他又闭门谢客，在自己那套莫斯科的住宅里，积累素材，换了新打字带，然后去找鲍里斯·安斯基，因为打算最迟用四个月的时间再交给出版社一部新小说。
那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正忙于一项要覆盖整个欧洲的广播计划，还要把中央的声音传送到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去。安斯基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1930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实际上是1929年，这个时间错误的产生要归咎于俄国消息的来源不透明）；鲍里斯·安斯基的情绪开始低落。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1930年，无论你多么天真幼稚，都应该明白十月革命已经失败了。
但是，伊万诺夫还想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去找鲍里斯·安斯基。
1932年伊万诺夫出版了他的新作，书名是《正午》。1934年又有新书问世，题为《拂晓》。在这两部作品里，大量充斥着外星人、星际飞行、被肢解的时间、两个或者更多发达文明的存在和定期对地球的造访、这些文明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尔虞我诈、暴力搏斗，还有一些漂泊不定的人物。
1935年伊万诺夫的作品在书店里下架了。几天后，一份正式文件下达，伊万诺夫被开除出党。据鲍里斯·安斯基说，伊万诺夫三天没有起床¨wén rén shū wū¨。床上摆着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他没完没了地翻阅，打算找出自己被开除出党的缘由。他哭泣，长吁短叹，极力躲进童年的回忆里去，没有效果。抚摸着自己作品的书脊，难过得令人心碎。有时，起床看看窗户外面的街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1936年，随着第一次政治大清洗的开始，伊万诺夫被捕了。在牢房里蹲了四个月，在所有放在眼前的口供上签字。出狱后，面对文学界过去老朋友的冷眼相待，他打算给高尔基写信，请导师干预。但是，高尔基重病在身，没有回信。后来，高尔基去世了。伊万诺夫想参加葬礼。可他刚一露面，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高尔基圈子里的青年作家，朝他走来，质问他，害臊不害臊？疯了没有？明白不明白他这么一露面就是对纪念导师的辱骂。
伊万诺夫回敬说：“高尔基给我写过信。他喜欢我的小说。我起码应该参加他的葬礼。”
诗人说：“同志，你能为他做的事也就剩下自杀了。”
小说家说：“对，这主意不错。从你家的窗户跳下去吧！事情就解决了。”
伊万诺夫哭哭啼啼地说：“同志们啊，你们说什么哪？”
一个身穿长及膝盖皮夹克的姑娘走过来，问他们出什么事了。
诗人说：“他就是伊万诺夫。”
姑娘说：“啊，那就别说了。让他走吧！”
伊万诺夫泪流满面地说：“走不了了。”
姑娘问：“为什么呀？同志！”
“因为两腿没有反应，一步也迈不出去。”
姑娘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盯着他的眼睛。伊万诺夫的双臂被两个青年作家架着，没表现出特别无依无靠的形象，结果使得姑娘下决心陪着他到公墓外面。但是，走到大街上，伊万诺夫依然无法自己站立，姑娘只好陪着他走到电车站，接着，决定陪着他上电车（因为伊万诺夫哭个不停，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随地都会昏厥）；这样一来，二人分手的时间一再推后，姑娘帮助他上楼，帮助他开门，帮助他上床；与此同时，伊万诺夫哭得昏天黑地，说些胡话。姑娘开始看他的藏书，实在可怜，到最后房门开了，进来的是鲍里斯·安斯基。
姑娘名叫娜佳·尤莱聂娃。就在当天夜里，她跟鲍里斯·安斯基上床做爱了。此前，伊万诺夫喝了几杯伏特加后睡着了。二人做爱的地点是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房间里。如果有什么人看到二人做爱的劲头，一定会以为这样性交下去，几小时后就得完蛋。实际上，娜佳性交的方式跟1936年大多数莫斯科姑娘一样。而鲍里斯·安斯基则仿佛长期绝望之后忽然间找到了惟一真正的爱情。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想到完蛋（也不愿意想）；但是，二人拼命地颠簸、纠缠，情话绵绵，仿佛如临深渊似的。
直到黎明时分，二人方才入睡。等安斯基醒来时，已是午后，娜佳已经不在身边了。起初，他的感觉是绝望，接着是恐惧；穿好衣服后，他快速向伊万诺夫家里跑去，想让伊万诺夫提供可以找到娜佳的线索。他看见伊万诺夫正忙着写信。伊万诺夫说：我必须把这事弄明白。我必须解开这团乱麻。这样才能得救。安斯基问他：乱麻是指什么？伊万诺夫使出浑身的力量叫喊道：就是这浑蛋科幻小说呀！呐喊声撕心裂肺，像铁爪伤人，但不是伤害安斯基或者伊万诺夫真正的对手，而更像是一个抛出去的铁爪悬在房间上空，像个氦气球一样，像个有自我意识的铁爪、一个有灵魂的铁爪质问自己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里干什么勾当？坐在桌子后面的老人是谁？站在那里、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又是谁？最后气球泄气，再次回归虚无。
伊万诺夫惊叹道：“我的天哪！我在喊什么啊？”
接着，他俩谈起了娜佳、娜达莎、娜杰士卡。伊万诺夫开口前，想先知道安斯基和那姑娘是不是做了爱。然后，想知道做了几个小时。然后是娜佳是不是有了性高潮。然后是都玩了那些姿势。由于安斯基毫无保留地满足了他所有的问题，伊万诺夫逐渐向感情方面转移话题。他说：这些操蛋的年轻人！简直太操蛋了！哎呀，小骚猪。瞧瞧这对臭猪。嘿，什么爱情！而感情方面，是只能看、不能摸的方面，这让他想起他从前裸体过，不是在这写字台后面，恰恰相反，是身穿红色便服，确切地说，翻领上绣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词首字母；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丝绸手巾——是一个阴阳怪气的法国作家的礼物；二人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的。他从来没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什么论文，只是赤条条来去（当然是比喻）；在其他方方面面都是赤条条来去，什么政治、文学、经济，当想到的确如此时，他再次难过起来了。
伊万诺夫说：“我想娜佳·尤莱聂娃是个大学生，或者哪个诗人的徒弟。她特别恨我。我是在高尔基的葬礼上认识她的。她跟另外两个打手把我轰出了葬礼。她不是坏人。另外那两个也不是坏人。肯定是好党员，好心眼，优秀的苏联人。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理解他们。”
接着，伊万诺夫打手势要安斯基靠近些。
他在安斯基耳边低语道：“要是他们有权决定，能把我就地枪毙，把我的尸体扔进乱葬墓里。这些婊子养的！”
伊万诺夫的气息里散发着酒臭和下水道味，是一种浓浓的酸臭、东西腐烂的气味，令人想起沼泽地旁边的空房子，下午四点钟，黄昏开始的时候，从烂草里散发出来蒙上窗户的臭雾气。安斯基想：像恐怖片。里面的一切都是停滞的，这就是腐烂的原因。
但是，伊万诺夫说了一声：哎呀，爱情啊！安斯基也说了一句：哎呀，爱情啊！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安斯基开始毫不气馁地寻找娜佳。最后，他找了她——身穿她那件长及膝盖的皮夹克，坐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里，脸上挂着一副孤女相，心甘情愿当孤女的模样，倾听着一个徒有其表（或者附庸风雅）的家伙演说或者朗诵或者讲顺口溜，他一面讲一面望着听众，左手拿着装模作样的手稿，时不时地瞥上一眼，带着不必要的戏剧表情，因为他的记忆力显然很好。
娜佳看见了安斯基，小心翼翼地起身，离开了大礼堂。那位蹩脚的苏联诗人（是那样地不自觉、无知狂妄、矫揉造作、故作正经、装腔作势，跟墨西哥抒情诗人一模一样，实际上跟拉丁美洲抒情诗人一样，那些发育不良、浑身浮肿的可怜的怪人啊！）吐出一连串关于钢铁生产的抒情诗文（像拉丁美洲诗人一样用愚不可及的狂妄口气言说自我、年龄、他的创作年龄）。娜佳来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后面跟着安斯基。他不在她身边，而是身后，保持五米远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散步的继续，距离逐渐缩短。安斯基到此时才较好（也非常高兴地）明白了什么是至上主义［37］，创始人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38］，明白了1920年11月15日在维捷布斯克签署的独立宣言的第一点：“确定了第五维度的存在。”
1937年伊万诺夫被捕。
他又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然后打入黑暗的大牢，从此被人遗忘。审判员根本不懂文学，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伊万诺夫是否与托派分子有过联络。
在蹲大牢的那段时间里，伊万诺夫成了一只老鼠的朋友，他给老鼠起名叫尼基塔。夜里老鼠出来的时候，伊万诺夫就跟它长时间谈话。可以想像得出来，他俩不谈文学，也不谈政治，只谈各自的童年生活。伊万诺夫给老鼠讲他母亲的故事（很想念母亲），讲兄弟姐妹的故事，但是不讲父亲的事。老鼠几乎是窃窃私语地说什么莫斯科的阴沟和阴沟里的顶部，由于某种肥料增多或者由于一种无法说清的磷火闪烁的结果，顶部总是有星星出现。老鼠也说起母亲的温情，说起妹妹们的顽皮行径以及这些行径常常引起的笑声，老鼠至今还记得自己尖瘦脸上的笑容。有时，伊万诺夫情绪沮丧，一手托着下巴，问老鼠他俩将来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