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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犹太人可供支配。可他们都要波兰人或者意大利战俘。
要意大利战俘？我这辈子也没见过意大利战俘啊！所有能支配的波兰人，我都分发出去了呀。留下的仅仅够我所需。于是，再次给海乌姆诺那人打电话，再次问他，要不要我这里的希腊犹太人。
“既然是送到您那里的，肯定有原因。您就管起来吧。”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我说。
我说：“可我没办过犹太人集中营呀。没有经验。”
那人说：“您负责管理他们。如果有疑问，就问问派送的人吧！”
我说：“尊敬的先生，派送的人，我估计在希腊呢。”
那人说：“问问柏林的希腊事务局吧。”
这样的回答真聪明！谢过之后，我挂了电话。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我在考虑给柏林打电话的利弊。忽然，街上出现了一队扫地的犹太人。喝醉酒的孩子们不玩足球了，纷纷上了人行道，站在那里看犹太人，好像他们是动物。犹太人起初只是望着地面，认真清扫。旁边有个警察负责监督他们。但是，有个犹太人——不过是个少年——抬头看看孩子们和那个皮球，正停在一个小无赖脚下一动不动。我想双方可能会赛一场。扫地的对抗喝醉的。可是，那警察对工作很负责任。不久，犹太人就走了。孩子们重新玩起了破球。
我也重新埋头公文。有一批土豆丢了，大约在我控制的地区和这批土豆的目的地——莱比锡之间的什么地方，我要处理一下。我命令调查此事。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卡车司机。我还处理过甜菜事件、胡萝卜事件，以及类似的仿冒咖啡事件。派人去叫村长。有个秘书拿着一张纸片，上面清楚地写明了土豆是通过铁路运输离开我所管辖地区的。土豆是使用马或牛或驴，有什么牲口就用什么牲口，就是没用卡车，拉到火车站的。本来是有一张装货单副本的，可是丢失了。我命令秘书：一定要找到副本。另外一个秘书带回来的消息是，村长病了，卧床休息呢。
我问：“严重吗？”
秘书说：“是感冒。”
我说：“让他起床，来见我！”
等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想自己可怜的老婆——她躺在床上，屋子里拉着窗帘；想到这里，我紧张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因为要是我坐着不动，那有得脑血栓的危险。这时，我看见扫地的队伍再次出现在大街上——那里理所应当是干净的啊；时光在重复的感觉突然把我给吓瘫了。
但是，感谢上帝，这不是原来那批扫地的人。问题是他们彼此太像了。可是监管他们的警察换了。头一个警察又高又瘦，走路挺胸抬头。第二个又胖又矮，再说他已经大约六十岁，可看上去像七十的。那些玩足球的波兰孩子大概跟我的感觉一样，再次上了人行道，给犹太人让路。有个孩子冲着犹太人说了一句什么。我贴着窗户玻璃，估计那孩子是在骂犹太人。打开窗户，我叫那个警察。
我站在楼上喊道：“梅内特先生！梅内特先生！”
起初，那警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脑袋转来转去，不知东南西北；这样子引得醉酒的孩子们哈哈大笑。
“这里，上面！梅内特先生！这里，上面！”
终于，警察看见我了，立正敬礼。犹太人停止干活，等候命令。所有醉酒的孩子们都望着我的窗户。
“梅内特先生，要是哪个小孩骂我的工人，您就开枪！”我声音很大，故意让大家都听见。
梅内特先生说：“没问题，阁下！”
我大声喊道：“听清楚没有？”
“很清楚，阁下。”
“随便开枪！随便开枪！明白吗？梅内特先生！”
“很明白，阁下。”
随后，我关上窗户，继续办公。宣传部来了一份通知，我看了还没五分钟，又一个秘书进来告诉我，面包已经交给犹太人了，但是不够分配。另外，在监督他们分发面包时，发现又死了两个人。我吃惊地重复道：死了两个犹太人？可他们都是自己走下列车的啊！秘书耸耸肩，说道：死了两个。
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咱们生活在奇怪的年代，对吗？”
“是两个老人。”秘书说，“准确地说，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那面包呢？”我问。
秘书说：“不够分。”
我说：“总要解决一下的。”
秘书说：“试试吧。可今天不行了。明天吧。”
这口气让我感到非常不快。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试着重新聚精会神到工作上来，可是不行。我走到窗前看看。醉酒的孩子们已经走了。我决定出去转转，冷空气会让我冷静下来，可以锻炼身体；其实，我真想回家，那里有暖和的壁炉，捧上一本好书可以消磨时光。出门前，我告诉女秘书：有急事就去车站酒吧找我。到了大街上，刚一拐过街角，就遇上了村长蒂佩尔基尔施先生。他正要去见我。他身穿大衣，裹着围巾，把鼻子都围住了，加上几件毛衣，让他显得特别臃肿。他解释说，此前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发烧到四十度。
我边走边说：别夸张！他在我身后说：您可以去问医生。走到火车站，我看见几个农民在等一辆从东边来的列车，是从总部辖区来的。他们告诉我：列车要晚点一个小时。都是坏消息。我和村长先生喝了一杯咖啡，其间一直在谈犹太人问题。村长双手捧着咖啡杯，说道：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手很细、很白，血管纵横可见。
刹那间，我想到了基督的手。这手应该被描画。接着，我问他：咱们怎么办啊？村长说：把犹太人退回原处。他鼻子上挂着一线浠水。我指指他鼻子。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擤擤鼻涕！他说：啊，对不起。说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很大，不太干净。
我说：“怎么退回去？我手里有列车吗？就算有车皮，难道不应该装一些更有生产能力的东西吗？”
村长患的是鼻膜炎，他耸耸肩。
他说：“让他们干活吧。”
“可谁给他们饭吃呢？谁来管理呢？不行，村长先生，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委托别的部门代管。”
村长说：“要是咱们临时借给本地区每户农民两个犹太人，是不是好主意啊？至少在想出别的办法之前，总是可以的吧。”
我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您知道，这可是犯法的啊。”
他说：“对，我知道。您也知道。可是咱们的处境不好啊。来点帮助也不错嘛。我想农民是不会抗议的。”
我说：“不行。想都别想！”
可是，我想了。这些想法把我给沉到了一口黑乎乎的深井里。借助不知从哪里来的火花，我看见了我儿子时而活着时而死去的面孔。
村长牙齿打战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问他：不舒服吗？他想开口，可是没办到，接着就昏迷过去了。我从酒吧里给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派汽车过来。有个秘书告诉我，跟柏林希腊事务局联系上了。这个部门根本不管犹太人的事。汽车来了。我和酒吧老板，加上一位农民，把村长先生塞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先送村长回家，然后再回车站来。与此同时，我到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玩起赌色子。一个从爱沙尼亚移民过来的农民盘盘皆赢。他三个儿子在前线。每赢一次，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就算不神秘，也很奇怪。他说：运气和死神是盟友。他那眼神像砍了头的绵羊，好像我们必须对他深表同情。
我想此人在村子里一定很有名气，尤其是在波兰妇女中间；她们肯定不会担心一个有三个儿子在前线的老光棍、一个据我所知相当俗气，但绝对不吝啬的老农，会时不时地给女人们送吃的、穿的，来换取她们去他家过上一夜。整个就是浪荡汉。赌了这一局之后，我告别了在场的人们，回办公室去了。
我再次呼叫海乌姆诺。但电话不通。有个秘书告诉我，柏林希腊事务局建议他给总部的党卫军司令部打电话。这是个相当愚蠢的建议，因为尽管我们这村庄和地区（包括村庄和农场）距离总部不远，但实际上，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属于日耳曼行政区。那怎么办啊？我想那天我为这事已经花去太多时间了，要集中精力办别的事情了。
回家前，有人从火车站打来电话。那趟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说：再耐心等等吧。可我心里想的是，那趟车永远也回不去了。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去村里俱乐部吃早点。餐桌都是空的。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秘书衣冠楚楚，梳洗得干干净净地出现了。他俩告诉我：那一夜，又有两个犹太人死了。我问：怎么死的？他俩不知道。就知道是病死的。这一回，不是老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大约八个月大的儿子。
我感到垂头丧气，有好几秒的工夫，我注视着咖啡黑色、平静的表面。我说，也许是冻死的吧。那天夜里下了雪。秘书们说：有这可能性。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天旋地转。
我说：“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吧！”
秘书们吃惊地问道：“什么住处？”
“犹太人的住处。”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向门口走去。
不出我所料，老皮革厂的状况糟糕之极。连站岗的警察都在抱怨。我的秘书说，晚上很冷，轮班的人也不守时。我对秘书说，轮班的事找警察局长商量，给警察毯子。当然，也要给犹太人。秘书悄悄说，很难找到那么多毯子给大家。我说，你试试吧。至少有一半犹太人能有毯子也好。
秘书问：“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他们要是讲互助，那就两个人合用一条毯子。成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我说。
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村里的街道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到了晚上从华沙犹太人事务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单位。一个有着明显少年口音的人问我是不是手里掌握着五百名希腊犹太人。我说，是的；又说，不知怎么处理他们才好，因为此前没有人通知我他们要来这里。
那人说：“看来出了错。”
“好像是这样。”我说。接着，就沉默起来。
沉默的时间很长。
那人说：“那趟列车应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卸车。我想是这样的。不大清楚。请等一下。”
话筒贴在我耳朵上有十分钟之久。其间，我的女秘书拿着一些文件来了，让我签字。有个秘书送来一份备忘录，是关于本地牛奶产量下降的。另外一个秘书刚要说话，我让他闭嘴。他于是在一张纸上写下要说的话：“种土豆的人把准备送莱比锡的土豆给偷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土豆是这些人在德国人的农场种植的，他们刚刚在本地定居，都想表现得模范一些。
我就在秘书那张纸上写道：“怎么回事？”秘书在我的问题下面写道：“不知道。可能是伪造了发货单据。”
我想，对呀，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了。但不是我手下的农民。可如果是他们干的呢，我能怎么办？难道把所有的农民都关进监狱吗？那又有什么好处？难道这土地就都不种了？要不然罚款？让他们比现在还穷？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在秘书那句话下面写道：“再查查！”又加了一句：“好好干！”
秘书冲我一笑，举起手来，动动嘴唇，好像在说“希特勒万岁”，然后，踮着脚走了。这时，话筒里那人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