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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想到了如果母亲活着会说什么。她会说：当个男子汉！背上你的十字架吧！
在单位，大家都称呼昆西为奥斯卡·法特。上班后，没人对他说什么。没理由说什么。他看了一会儿以前搜集的关于巴里·西曼的笔记。邻桌的姑娘不在。随后，他把笔记放进抽屉锁好，去吃饭。在电梯里，他遇上了杂志主编，陪着主编的是一个胖姑娘，写过少年杀人犯的文章。三人打个招呼，就各奔东西了。
法特吃了一份洋葱汤和一个法式蛋糕，餐厅物美价廉，距离两个街区。昨天他没吃东西，这顿饭感觉舒服。已经买了单，正要离开，一个在体育部工作的家伙叫住了他，邀请他喝啤酒。二人在柜台前坐下等酒的时候，那家伙告诉他：那天上午，拳击组的负责人死在芝加哥郊区了。实际上，拳击组是个委婉的说法，因为整个组只有他一人，而且还死了。
法特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芝加哥几个黑人把他给捅死了。”
侍者在柜台上放了一个汉堡包。法特喝了啤酒，拍了那人肩膀一下，说他得走了。走到餐厅玻璃门时，法特回头看看里面，餐厅里已经满座，看见了在体育部工作的那人的脊背，看见人们三五成群，吃饭，说话，互相对视，看见三个服务员总是忙个不停。随后，他开门，到了大街上，再回头看餐厅，由于中间隔着玻璃，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拔腿走了。
部门主任问他：“奥斯卡，你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
“明天。”
“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吗？都准备好啦？”
法特说：“嘿，没问题。一切就绪了。”
“好，小伙子，我喜欢这样的作风。”主任说，“有人干掉了吉米·洛厄尔，听说了吗？”
“听说一些。”
“事情发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天堂市。”主任说，“据说吉米在那里有个妓女，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娘儿们，有丈夫。”
法特没精打采地问：“吉米多大岁数？”
主任说：“大约五十五左右。警方逮捕了那妓女的丈夫，可是咱们在芝加哥的人说，可能她也卷进了这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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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问：“吉米不是大块头吗？不是有一百多公斤重吗？”
“不是。吉米不是大块头，体重也没有一百公斤。他大约身高一米七，体重八十公斤。”主任说。
法特说：“我把他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那人有时跟雷米·伯顿一起吃饭。我有时会在电梯里遇到他。”
主任说：“不是那人。吉米几乎不来办公室，总是出差在外，一年来这里露下面。我想他是住在坦帕，或者有可能根本没家，整天在旅馆和机场过日子。”
法特洗了澡，没刮脸。听了一下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他把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巴里·西曼卷宗放到桌子上。穿上干净衣服，出门走了。由于还有时间，他先去母亲家。他发现那里有股发霉的气味。走到厨房，没有发现什么腐烂的东西，就把垃圾袋捆好了，打开窗户通风。后来，他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机。他看见电视机旁边有个架子上放着一些录像带。他本想查看查看，可是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大概是母亲录下来的什么节目准备晚间看的。他努力想些愉快的事情。心里盘算着日程怎么安排。想不出来。绝对静坐了片刻后，关掉电视，拿起钥匙和垃圾袋，出了家门。下楼前，他敲敲邻居的门。没人回应。到了大街上，他把垃圾袋扔进一个满满的大桶。
葬礼简朴，特别实际。他在两张纸上签了字。又开出一张支票。先是接受了特里梅因先生的吊唁，再是劳伦斯的安慰。劳伦斯是最后露面的，那时昆西就要带着母亲的骨灰盒离开了。劳伦斯先生问：对仪式满意吗？举行仪式的时候，昆西再次看到那个高个子姑娘，她远远地坐在大厅的角落里。她穿得跟以前一样，下身是牛仔裤，上身是那件带黄花的黑衬衫。他瞅瞅她，打算做个友好的表示。但她不看着他。其余的人，他不认识，大部分是妇女，据此他推测她们是母亲的女友。最后，有两个女人走到他身边说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话，大约是“振作起来吧”或者“节哀顺变”。他走着回到了母亲家中。把骨灰盒放到录像带旁边，再次打开电视机。房间里没有发霉的气味了。整个大楼都是安安静静的，仿佛空无一人，或者全都出门办理什么急事去了。窗外，他看见一些正在玩耍和说话（或者密谋）的男孩，但是玩耍和说话很有节奏，就是说，玩一分钟，停下来，集合在一起，说话一分钟，再玩，再停下来，如此循环往复。
昆西纳闷：这是什么玩法啊？停下来说话是不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还是明显地不懂游戏规则呢？他决定出去走走。过了一会儿，他觉得饿了，便迈进一家中东小饭馆（他不晓得是埃及的，还是约旦的），要了一份羊肉糜三明治。走出小饭馆，他感觉胃不舒服。在一个阴暗的胡同里，他呕吐起来，吐出了肉糜，嘴巴里有股胆汁和作料的味道。他看见一个推小车出售热狗香肠的人。他追上去，要买一瓶啤酒。那人看昆西的眼神，好像昆西在吸毒。他说政府不允许他出售带酒精的饮料。
昆西说：“你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吧！”
那人递给他一瓶可口可乐。他付了钱，那人沿着昏暗的街道走远的时候，他已经把整整一瓶可乐喝光了。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一家电影院的透光看板。他回想起少年时常常在电影院里度过许多下午时光。虽然售票窗口说影片已经开始很久了，昆西还是决定进去。
法特（昆西）在座位上仅仅看了一场。一个白人被三个黑人警察抓住了。这些警察没有把那个白人带到警察局，而是带进了一个飞机场。那被捕的人见到了警察局长：也是黑人。那人很机灵，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缉毒局警察。双方无需多言就心领神会地成交了。说话间，那人从窗户向外张望，他看见了降落跑道和一架小型飞机向跑道一侧滑行。接着，有人从小飞机上卸下一包可卡因。开箱并拿出砖块样东西的人也是黑人。站在他身边的还有另外一个黑人，把可卡因砖一一扔进烧火的铁桶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冬夜取暖就是用的这种铁桶。可这些黑人警察并非乞丐，而是穿着笔挺的政府官员、缉毒局的警察。那人不再向外张望，他提醒局长他的部下可都是黑人。局长说：这是有原因的。接着，局长说：你可以走了。那人走了，局长微微一笑，可笑容很快就变成了鬼脸。就在这个时候，法特起身去卫生间，把胃里剩下的羊肉糜吐了出来。随后，来到街上，回母亲家中去了。
法特在开自己家门前，先敲敲女邻居的门。给他开门的是个女子，年龄与他相仿，戴眼镜，头发包在一块绿色非洲头巾里。法特自报家门后，打听女邻居的情况。那女子仔细盯着他看看，然后邀请他进门。客厅像母亲家的客厅，甚至连家具都相似。室内，法特看见六女、三男。几个人站着或靠在门框上，多数人还是坐着。
“我叫罗莎林。”缠头巾的女子说道，“您母亲和我母亲是好朋友。”
法特点点头。房间尽头传来抽泣声。一个女人起身进了卧室。她一推开卧室的门，抽泣声提高许多。可是门一关上，声音就听不到了。
罗莎林带着厌烦的表情说：“是我妹妹。”她问法特：“您要咖啡吗？”
法特说要。那女子去厨房的时候，有个站着的男人走过来，问法特是不是想见霍莉太太。法特点头说是。那男子带他走到卧室门前，随即留在法特身后，在门外等候。床上停放着女邻居的遗体，床边有个女人跪在地上祈祷。法特看见那个身穿牛仔裤和带黄花黑衬衫的姑娘坐在窗户旁边的摇椅上。她眼圈红红的，望着他的样子仿佛从来没见过他。
走出卧室，法特在一条长沙发的顶端坐下，占据长沙发的是几个用单音节词说话的妇女。罗莎林把咖啡送到他手上的时候，法特问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罗莎林平静地回答说：今天下午。怎么死的？罗莎林微微一笑：岁数大了。法特回到家中才意识到手里还端着咖啡呢。马上想到应该把杯子送回去，但随即又想还是明天再还为好。他不能喝咖啡。把杯子放到录像带和母亲的骨灰盒旁边，然后打开电视机，熄掉室内照明，在沙发上躺下。电视调成静音。
次日，法特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眼球的是一部动画片。一大群老鼠在城里狂奔，一路发出无声的呐喊。拿起遥控器，换了频道。找到新闻节目后，开启了音响，但音量不大。起身，洗脸和脖子，擦脸时发现：挂在架子上的毛巾很可能是母亲用过的最后一条。他闻了闻，没发现什么熟悉的气味。洗手间的搁板上，有几个药匣子和装润肤膏或者消炎膏的小瓶子。他给单位打了电话，找他的部门主任。只有他邻桌的女同事在办公室，法特跟她说了几句。他告诉女同事不去杂志社了，因为他打算几小时后前往底特律。她说知道了，祝他好运。
他说：“我三天后回来，也许四天。”
挂上电话，拽拽衬衫，打上领带，照照门口的镜子，设法打起精神来。是该回去干活了。手握门把手的时候，停下脚步，寻思把骨灰盒带回家是不是合适。心想：回来再说吧。推开门走了。
法特在自己家中逗留的时间刚好够把巴里·西曼卷宗装进包里。还装了几件衬衣、袜子和短裤。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发现自己非常紧张。试图镇定下来。走到大街上，他察觉细雨蒙蒙。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所有开过去的出租车都有乘客。把手提包挎在肩上，沿着人行道边缘向前走去。终于，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正要关上车门的时候，好像听见一声枪响。他问司机是不是也听见了。司机是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英语说得很糟糕。
司机说：“纽约每天都听得见更惊人的事情。”
法特问：“这惊人的事是什么意思？”
司机说：“惊人就是惊人嘛！”
过了一会儿，法特睡着了。但时不时地还睁开眼看看两侧飞驶过去的建筑物，里面不像有人居住，或者瞅瞅雨水打湿的街道。然后，又闭上眼睛，重新入睡。司机问他要停在哪个航站楼的时候，他才醒过来。
“我去底特律。”他说，接着又睡着了。
在飞机上，坐在法特前排的两个人在说什么幽灵。他看不见那二人的面孔，但可以想像出是成年人，大概有六七十岁。法特要了一杯橘子汁。空姐是个金发老美女，有四十岁的样子，脖子上有个黑斑用一块白手帕遮着，但是由于忙忙碌碌照顾乘客，白手帕已经滑落下来了。坐在法特身边的是个黑人，在喝水。法特打开手提包，拿出巴里·西曼的卷宗。前排乘客已经不再谈幽灵了，而是说起一个名叫勃比的人来。这个勃比住在密歇根州的杰克逊·特里，在休伦湖畔有座畜牧场。一次这个勃比划船游湖，不幸落水。他努力抓住一棵漂在水上的树干、一棵神奇的树干，等待天亮。但是，夜间的湖水越来越冷，勃比感觉要冻僵了，力气要耗尽了。他觉得越来越虚弱，尽管想尽力用皮带把自己捆在树干上，但不论怎么努力还是不行。这话说说容易，在实际生活里，你很难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