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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们母子到达沙勒国，小小年纪的鸠摩罗什，竟然轻而易举地把佛钵放在头顶上。此刻，他心中暗自忖道：「佛钵的形体非常大，为什么这么轻呢？」才有这种念头，马上感到佛钵的重量太大，力气不够，不觉失手，佛钵立即掉下来。他的母亲问什么缘故，他回答：「孩儿的心有分别执著，所以佛钵有轻重的差别。」
鸠摩罗什跟随著母亲，在各地参学和弘化，不仅在佛法方面更上层楼，而且名满天下。
龟兹王还亲自前往温宿国，迎请鸠摩罗什母子回国教化。龟兹国原属小乘的教法，鸠摩罗什广开大乘法筵，听闻者莫不欢喜赞叹，大感相逢恨晚。此时，鸠摩罗什正值二十岁，于是在王宫受戒，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
不久，鸠摩罗什的母亲决心到天竺修行。她辞别龟兹王说：「你的国运不久就会衰微了。」她只身前往天竺，勇猛精进，证得阿那含三果。
当她要到天竺时，曾经对鸠摩罗什说：「大乘方等甚深的教法，要传扬到东土（中国），全得仰赖你的力量。但是这件宏伟的事，对你而言，却没有丝毫的利益，要怎么办呢？」
鸠摩罗什回答说：「大乘菩萨之道，要利益别人而忘却自己。假如我能够使佛陀的教化流传，使迷蒙的众生醒悟，虽然我会受到火炉汤镬的苦楚，我也没有丝毫的怨恨。」
第七十五章 真谛
印度大乘佛教空宗一系的经典，经鸠摩罗什的译介，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稍后译介印度瑜伽行派（有宗）一系经典的，以真谛为主要的一家（南北朝时另有译介这一系经典的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等四家，楞伽宗的兴起就源于求那跋陀罗所译的《楞伽经》，地论学派的兴起源于菩提流支所译的《十地经论》）。
真谛（499—569），梵音译波罗末陀，亦名亲依，梵音译波罗陀，是西印度优禅尼国人。他气度清肃爽拔，少年时就博访名师，学通内外，尤其能融通佛理，在国内很有名气。他又遍游诸国以弘道，后南下泛海到过扶南（今柬埔寨）。梁武帝大同年间（533—545），遣使送扶南国来使返国，并顺便在该国寻访高僧及大乘诸论、《杂华》等经，扶南国就请真谛来华。真谛携梵本经论二百四十夹，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八月到达南海（广州），时年近五十岁，然后又经过两年的跋涉，于太清二年（548）到达建康，受到梁武帝的热情接待，安排在宝云殿供养。真谛想在此译经，“欲传翻经教”（《拘那罗陀传》，《续高僧传》卷一）。但不久侯景之乱暴发，梁武帝被困死，真谛顿时失去了支持者，便浪迹各地，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先是东行，到过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富阳县令陆元哲还请他到私宅译过经，但不久就因乱而中止。侯景一度称帝，于大宝三年（552）请真谛回建康。侯景败后，真谛仍留建康，在正观寺翻译《金光明经》。承圣三年（554）二月起，真谛又到过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和新吴（江西省奉新县），后又进入广东，住在始兴（广东曲江县），依附太保萧勃。太平二年（557），萧勃曾起兵北上至南康（江西赣州）。萧勃兵败，真谛于永定二年（558）经豫章等地而转到晋安（今福建省福州市）。经过这一段颠簸，真谛译事难兴，本意不申，虽然也随方翻译，但终难遂意，于是有出海往楞伽修国之意，经道俗力劝，才未走成。但在晋安的二年中，真谛并未有新译推出，于是立意渡海回国，但行船被风刮回南海。在刺吏欧阳頠延父子的支持下，稍为稳定，译出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和《大乘唯识论》等，亦译亦讲。真谛之学才有所申张，但离理想仍然很远，他便产生厌世之意。陈光大二年（568），真谛往南海北山上想自杀，被助手慧恺发现，僧众和刺史都来劝阻，将他迎回寺内。慧恺等人准备将他请到建康，但建康方面不允许。陈太建元年（569），真谛讲《俱舍论》未完，于正月间病逝。
真谛的译事，自梁武帝末年到陈宣帝初年，断断续续共二十三年，所译经论，《续高僧传》记为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历代三宝记》记为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开元释教录》记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现存二十六部，八十七卷。真谛主要翻译了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无著、世亲和陈那等人的作品，像《决定藏论》、《转识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中边分别论》、《佛性》、《三无性论》和《无想思尘论》等，其他还有《十八空论》、《俱舍论》、《律二十二明了论》、《婆薮盘豆传》（即《世亲传》）等，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摄大乘论》和《俱舍论》，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总结性论著。另有《遗教经论》和《大乘起信论》也标为真谛译，后人多认为是伪托。
从译籍看，真谛译介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唯识无尘”论。
对于世界之本质的看法，译籍首先强调了一个“空”。为讲此空，真谛专门译有《十八空论》。鸠摩罗什也介绍过十八空，但所持的是中观论的看法，与真谛介绍的有很大差异。十八空指作为“空体”的六空，作为“空用”的八空，作为“体相”的三空和最后的空果。所谓空体指空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一切皆空，而这个空本身不空。空之相用，是修行者在认识空体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这种空。空果是最终达到的境界。这三种施设，称为境、行、果，乃是罗什译籍中没有的，而为瑜伽行派所独有。空体六空是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空空、真实空。空用八空是无为空，有为空、毕竟空、无前后空、不舍离空、佛性空、自相空、一切法空。空之体相含指的三空，有法空、无法空、无法有法空，本质上也可以归入“空体”的范围内。最后的空果是“不可得空”。
在论空的基础上，又立七种真实，即真实不空之体，其中第三是识真实。这个识，在此指阿黎耶识和“阿摩罗清净心”。从对世界本质的分析而言，唯有识存，外境空无，这叫唯识。对这个唯识再行观照，就可以显露出其中包括的清净心阿摩罗识，此识为最高的空体。所以，一切皆空，而空体不空，这是与中观派的不同之处。
译籍进一步讨论唯识的理论，提出唯识无尘的观点，“无尘”是指无内外尘，即否认内外部事法的存在。外尘具体是指六根所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境，这些尘境都是空，都不是实体。有人认为“邻虚”（极微，印度哲学中认为的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存在的，由这些邻虚所组合起来的事物（邻虚聚）因而也是存在的，进而，一切事物都是实有其相的，译籍指出，所谓邻虚，本身就是虚空（《大乘唯识论》），由邻虚所组织而成的事物，也只是非实体的，是假合，整个世界的万物也都是一些假有，所谓外尘，都是众生内尘的一种影像，而内尘也是识心的虚妄分别所致，也是空。内外尘皆是空，只有识心是终极的本体（《无相思尘论》）。
译籍从唯识无尘出发，又讨论了佛性问题，所谓佛性，被规定为在人法皆空基础上而显现的真如，因此，空就是佛性。一切众生，不论凡圣，都以空为其体，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性论》）。
译籍中还讨论了瑜伽行派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提出了以证量为中心的“量论”。“量”是尺度，标准，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译籍认为万法只有以“识”作为判别的标准，以识而量，万法都没有自性实体。在这个唯识无尘的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讨论“量论”。一般来讲，量都分为三种，现量、比量和至教量，现量（译籍中称证量）是感觉器官感知某一具体对象而得的感性知识，是局部性的感性知识，如观察瓶时，眼“唯见一色，不证于瓶”（《佛性论·破执品》）。只看到瓶的色泽，而不能对瓶有个综合性的知识。比量是由推理而得的知识，以现量的知识为基础，推出新的认识，比如从现量中已经证得有火必起烟，那么只要再见到烟必能推出有火的结论。至教量则是公理性的知识。译籍认为，三量之中，现量（证量）是主要的，“一切量中，证量最胜”。（《大乘唯识论》）又以证量进一步证明境空，因为证量所知，只是片面的知识，仅此不能判定对象是真实的存在，实际上证量所见，都是“幻事”。
在诸多译籍中，真谛独重《俱舍论》和《摄大乘论》。《俱舍论》是世亲还未转学大乘之前，学习小乘一切有部时所写的，是对小乘佛教的一个总结。真谛多次开讲《俱舍论》，在生命的后期，也在讲此论，直到因病而讲不动为止。无著所写的《摄大乘论》则是对大乘佛教的一个总结，以唯识无尘论来解释整个佛教体系，真谛把世亲对此论的注释《摄大乘论释》也一同译出了。关于唯识之“识”，此论分为三类八种，即第八识之阿黎耶识，第七识之阿陀那识和传统所讲的六识。八识中，以阿黎耶识为根本。阿黎耶识由于熏习（分为言说熏习即以语言概念熏习，我见熏习即执著于我和我所，有分熏习即不同行为的熏习）的作用，形成阿黎耶识的种子，这些熏习而成的种子含摄在阿黎耶识之中，成熟之后而引起果报，就生起万法。所以阿黎耶识是万法的根本。对这种唯识说，又可以用三性来加以说明。三性指依他性、分别性和真实性。依他性是讲一切法都是由因缘生起的，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这种依他，表明万法之空。依他性又可理解为无生性。分别性讲凡夫分别执著依他之法为实有，不知诸法之空。这也叫无相性。真实性是讲看到万法因依他而不再分别，就能理解事物的真实性体。这也称无真性。三性之中，以依他性为最重要，依他性中就能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在修行方面，该论强调修唯识观，在此基础上得无分别智，再行转依，十地圆满而至涅盘。
真谛在中国佛教史上首次系统地组织瑜伽行派的思想，他的传译，在当时的影响虽然不是很大，但经过弟子们的传播，研习者遍布全国，使摄论之学和宗《十地经论》的地论学一样流传于世。由于真谛对译事的贡献，他被誉为四大译经家之一。
第七十六章 玄奘
玄奘（602～664），名陈炜，世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
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个有多重贡献的高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遍学了传入中国的各家经论，但也看到其间所隐含的相异之处，特别是在同一个瑜伽行派的体系里，在中国佛教中又形成摄论学派和地论学派的重大差别，而在地论学派里，又分化出南北二道。隋唐诸宗，立宗的趋势是侧重一点而融合各家，玄奘也想解决这些分歧，他选择的也是西行求法的道路，希望在印度能找到统一国内诸家异说的经典。玄奘带回并译出大量经典。组织法相唯识理论，而有法相宗的创立。
玄奘13岁出家。贞观三年（629），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历经4年至印度那烂陀寺，拜名僧戒贤为师，研习《瑜伽师地论》等佛经。十九年携大、小乘佛教经典回到长安。后在太宗、高宗的支持下，召集各大寺高僧组成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