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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目随时在会刊上披露。会中存有杂支帐及总帐。一切收费均交银行活存。一切开支均有收据贴存备查。
结至今日，稍有存余，若刊行前线增刊，及举办讲习会等，即无余裕。
（四）会议：
自去年四月四日起，至本年三月八日止，共开理事会十四次。在最初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是分开来的。一到武汉疏散人口，理事和常务理事已有迁到别处去的，于是每次开常务理事会就也通知别的理事，以便开得成会。从这以后，两会即不分开，因为分别开会，无从够法定人数。十来个月的工夫，一共开了十四次会，似嫌太少，可是这也有个原因：本会迁来重庆，在路上就耽误了半个月；抵达重庆后，理事只有六七人，不能开会，所以凡该商议的事，就提到茶会里去征求意见。参加茶会的人自然不都是理事，可是事情是大家的，这样取得大家的意见，似乎也更合于民治精神。一直到今年年初，理事们才陆续的来渝，所以就又恢复了理事会，还是理事和常务理事同时开会；分开举行，仍难作到。
在武汉时，对于会员们的联络，有两种会——茶会及晚会。茶会差不多纯是为联络感情，每人出一点茶资，到公园中谈一谈；可是总务部也总利用这机会报告些重要的会务，引起大家的注意。至于晚会，则偏重讨论问题，差不多就象座谈会的样子。到重庆后，茶会更显出它的重要，因为理事会既然不易开成，故不能不在茶会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晚会则因地方太难找，总没能恢复，可是这困难总不是不能克服的。在汉口，茶会开过两次；在重庆，开过七次；每次到三十人至六十人。晚会则自七月间一直到退出武汉，每星期六晚上举行，没有间断过；平均每次到十五人。
近中，茶会由华林、王平陵负责召集；晚会则由安娥、蒋碧薇、方令孺等筹备。各项座谈会由研究部主持，另有报告。
欢迎会：四月中，本会派代表参加欢迎世界反侵略代表色斯大会及欢迎前线归来之外国记者大会，并参与筹备。五月，参加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筹备会及大会。七月二十九日，本会假留法比瑞同学会欢迎英国女作家阿德莱。
慰劳：四月，本会派代表向空军献旗。五月，本会派代表赴徐州慰劳将士。
参与会议：政府机关与民众团体邀请本会参加的会议，均派代表出席，如政治部扩大宣传周筹备会，援救沪上八百壮士大会……。或摊供费用，或担任工作，均量力为之。政治部举办之扩大宣传周，第一日为文字宣传，本会代撰小册子传单，并主编各大报纸之特刊。为反侵略会之宣传，本会亦代编制特刊，供给各报纸。最近，本会加入反侵略会，为团体会员之一。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已推定本会为宣慰组副组长。至各机关团体委托本会办理事项，亦均随时交与会员，限期完成。如代中宣部拟制民众读物，民众游艺指导法等。
通俗文艺讲习会：此项讲习会本当由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主持，但因委员多不在渝，乃由总务部办理。共办两班，学员五十二人；讲习后复成立同学会，以便继续研讨。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近已补充人员，期于最近刊行前线增刊。
分会及各学校之文艺会：由组织部报告，即不赘述。近中成立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工作在进行中。
（五）函电：
最繁重之工作，为向各机关请求立案备案；全部规章及名册俱须钞呈。本会已在社会部立案，并在中宣部，内政部，教育部备案。
其他函文之收发，为数亦巨，兹以去年五月份（并不因为这个月的函文特别多）收发记录为例：收本会赴前方慰劳代表来信报告。发会务报告给会刊。发函通知全体会员。发函给郑伯奇理事。致汉口市政府公函。致汉口市党部公函。收徐州文化抗敌协会来电。发复徐州文化抗协电。发致盛成理事电。收外交协会通知致汉口市政府函。发名誉理事聘函一件。发中央通信社新闻稿。发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聘书五件。发基金委员会聘书九件。发新闻稿九件。发会刊一百二十份（出版部不另聘书记，故会刊之寄发，稿费及定户纳款，均由总务部代办）。收军事委员会交际处函及调查表。收各界追悼阵亡将士法会函。收李季伟函。发武汉全体会员通知及会刊六十三份。发广州文艺界阿人函并附会刊。收教育部训令。收汉口市政府批文。发长沙文艺同大各项印刷物二十份。收国际反侵略会函。发致郑伯奇理事函。发呈请书五份致市政府。发催交会费函百份。收国际宣传处公函。寄发会刊百七十份。收世界学生代表团招待委员会通知。制呈报教育部表册。收市政府批文。收外交协会英文刊物。填具警察局调查表二份。填具军委会办公处调查表。收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救亡协会函。发教育部出纳课函。发常务理事会通知十五件。收政治部第三厅函。发寄第四期会刊。发中国制片厂函。收教育部批文。发新闻稿十件。发会员茶会通知一百九十二份。发政治部公函。发寄五期会刊二百四十份。这一个月中就发出八百来件信！
由上边这点记录看来，可知文牍工作的繁重，可是会中并没有聘设专人司管。函电公文的稿子是由大家拟制，交由总务部缮发。每月的邮电费自然也很可观。
重要文件，不论是发出的，还是接到的，都入登记簿摘由编号。
（六）杂务：
有一件事，便许有多出几倍的杂务，无法报告。会中没有专任担任庶务，所以理事也有时候得管送信买东西；这点精神似乎值得写下来。一切购置，都有收据，设簿贴存，并编定号数。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总务部报告。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七期
附：总务部报告
（三月二十日）
总务部的事务本来是随着别的部分的紧张与否而忽多忽少，忽忙忽闲的，所以很可以不用单独的报告。至于日常的油盐酱醋那些小事儿，就更值不得多费笔墨，只须看看账簿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不过，每逢年会必须报告一番；四部俱全，各显神通，已成惯例，似乎未便三缺一，凑不成局也。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总务部筹备好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开会时，由主席报告因调整会员登记，手续相当的繁多，可否将改选延期。当场一致通过。会后，总务部即协同组织部办理会员登记事宜，也就可以算作这一年事务的开始。
不幸，在四月后半月，暴敌即开始狂炸陪都，而临江门的会所不久即被波及。从这以后，整个的夏季总务部是在忙着怎样使会务不至于中断，怎样使会员互通消息，怎样使会员还能到会里来住，来帮忙。这差不多是救急的工作，让我们分条来说：（一）关于会所者：临江门的会所炸毁了多一半房屋，幸而重要的文件与应征的小说全被抢救出来。剩下的勉强可以住的屋子只有一间半，而总务部的干事与二三会员还恋恋不舍的住在那里，并且还设法约集尚未疏散开的会员们举行开会。
可是，暴敌的轰炸继续不断，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六月十九与二十两日，重庆变成了火海。总务部无法不退出城去。幸而，我们在春初即在南温泉预备下了几间房——这几间房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总务部把重要的文件都运到南温泉，干事与有家眷的会员们也都移到那里去。这样南泉便成了文协的第二个家。干事往来于重庆南泉之间，信函消息得以不至完全失落断绝。初来渝的会员，多数到那里去住，而因职务不能离渝的会员，也时常到那里看看。于是，房子虽小，而热闹非常，一间屋里有时候要睡上好几个人，亦感不以为苦——在危患中大家更彼此相爱，也更爱他们的团体。
不久，林语堂先生来到北碚，总务部负责人即在北温泉约集会员开会欢迎他，和新来渝的田汉先生与艾青先生。在碚的会员比在南温泉的还要多，大家都以为有设会所的必要，并推老向、以群、萧伯青等几位先生负责租房。虽然没有明白的说出，可是由客观的条件的决定，大家都似乎看出来：南泉距重庆较近，交通亦便，总务部应在那里，使文协的对外关系不至中断。北碚呢，距重庆较远，可是会员很多，就不妨作为研究部的“势力范围”，作出点事情来。到六月中，林语堂先生奉命出国，即将北碚寓所的大部分房屋让与文协，作为北碚会所。林语堂先生所有的木器都未带走，他声明借给文协使用，这样，没有费什么事，北碚的会所便成立了。
虽然有了北碚与南泉作文协的两翼，可是我们并没有忽略了重庆会所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城内的会所重新建立起来。临江门的房子将来怎样？不得而知。这时候，恰好一虹与之的二先生发现了四间房，虽被震坏，而略加修葺，仍可住用，且租价甚为合适。他们赶快通知了总务部，总务部即马上去把它租过来——这就是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我们的新会所。
由会所谈到经费，似乎是最自然的，让我们来报告吧。
（二）关于经费者：
在春天，我们的收入是仰仗着中宣部、政治部，与教育部的补助。可是，政治部的补助因手续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月领到。好在，那时候，物价还低，我们花钱又极谨慎，所以他强还能支持。赶到轰炸期间，物价渐高，而我们又增添了北碚、南泉两个据点，总务部的开销可就增加了两三倍。我们的一贯作风是绝对不把钱花费在吃咖啡、买沙发上；我们连吃一杯茶，即使是在开会，也由大家自己掏钱；我们的客厅只有木凳竹桌与铁壶粗碗而已。这办法，使我们省下钱，用到有用的地方去，而会中赖以未发生严重的经济恐慌。可是，轰炸期间，情形便不同了。我们没法不在北碚，南泉添置会所，而且会员之专靠写作收入吃饭者，因轰炸关系，又分外窘迫。所以，我们尽管还是尽力节约，可是不能不多尽心招待会员一些，这是人情。因此，单是总务部的开销，几乎就非五六百元不办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努力向政治部恳请，得蒙请发未领之款，且允以后按月发给补助。我们又向社会部申请予以补助，亦蒙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这样，我们每月的收入比从前多了三百元。可是物价的高涨和开支的增多，还使我们不能不十分的节俭。北碚的会所，入秋以后，已没有多少人住宿，即将工友辞退，并停止生火，每月的花费——在冬季——只不过一二十元便够了。现在必须花钱的是重庆与南泉两处的开销和房租了。总务部能省一点钱，即可在出版方面和研究工作上多花一些。以前，我们的节约方法是绝无错误的，以后，我们还是本此原则，力求没有浪费。
我们的收入不多，所以能勉强支持而未至亏钱者，端在向来不肯虚费一文。但节流并不等于开源，以现在会务发展的程度而言，除了力求节省以外，我们还急需更多的收入才敷开支。
（三）关于职员者：
我们现在只有一位干事，连书记还没法请到，因为我们出不起相当离的薪资。因此，这一位干事就忙得要命，而且往往不能把事情全部按时办好。所幸者，出版部研究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