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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进入‘围场’是很重要的。因此，下星期四内阁应在那里开会。同时，也应该鼓励其他各政府部门试行一次骨干人员转移的演习。如果可能的话，应为战时内阁大臣和列席战时内阁会议的人准备午餐。”我们天不见亮就在“围场”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请各位大臣去检查他们睡觉和办公的房间，他们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以一顿愉快的午餐来庆祝这件事，然后就回白厅去了。内阁大臣们使用“围场”只此一次。我们在“新楼”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和办公室的顶上灌注了六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并精心安置了通风、给水设备，特别是电话设备安置得尤其完善。由于这些地下办公室远在泰晤士河的水位以下，而且距泰晤士河只有二百码，所以采取了措施，不让里面的人为河水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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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感到悠闲。由于白天接二连三的不断空袭，上下班时间人又十分拥挤，铁路线上时常发生故障，因此出入白厅区的交通遂成为一大问题。我要寻求解决的办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1940年10月12日
约在两周前，我曾发出指示，不应再谈论文职人员一星期工作四天的事，因为我担心，此事一公布，将对工厂有所影响，但是，现在我主张一星期工作五天，其中有四个晚上在办公室里睡（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办公室吃饭），有三个晚上和两个白天在家里吃饭和睡觉。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在伦敦上班而住在郊区的人们。我在公共汽车站看到那么些排队等车的人，并且无疑迅速出入伦敦将越来越困难。每一政府部门应定出一个既有利工作又方便属员的计划。现在所做的工作必须在五天之内做完。应当把上下班时间错开，在上下班交通拥挤的时间以前尽量使人们离去，使一天当中来往的车辆均匀。
请向我提出你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并附来拟在发给政府各部门传阅的文件中提出的办法。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经过仔细地研究后，就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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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伯伦先生因重病退休，因此内阁产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是一位办事泼辣有力的军需大臣，而约翰·安德森爵士则曾经坚定而妥善地应付了对伦敦的闪电轰炸。到10月初，对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不断空袭是如此猛烈，以致在遭受着苦难的广大居民中引起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我认为让一位受过长期锻炼的议会人士出掌内政部（它现在也是国内安全部）是有莫大裨益的。伦敦是敌人首先打击的地方。赫伯特·莫里森是伦敦人，他熟悉首都行政的每一个方面。他在伦敦行政管理上的经验是没有人比得上的，他曾经担任过伦敦郡议会的领袖，并且在许多方面是主持该郡议会事务的主要人物。同时，我需要在内政部工作得非常出色的约翰·安德森出任枢密院长，管理范围更为广泛的内政委员会，许许多多的事务都提交这个委员会处理，从而减轻内阁的负担。这样也可减轻我自己的负担，使我能够集中精力指挥战争，在这项工作上，我的同僚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给我以行动的自由。
于是我请求这两位高级阁员互调职务。我请赫伯特·莫里森担任的职务并不是一个美差。关于伦敦行政管理的种种困难问题，在本书中的确是难以描述，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有时，只能依靠站在屋顶上充当消防队员的市民不间断地瞭望来防止无法控制的大火；有时，挤满残肢断臂的男人和妇女的医院也受到敌人的轰炸；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挤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里；有时，公路与铁路交通不断发生障碍；有时，下水道被炸毁，照明、动力和煤气供应也陷于瘫痪；而且，尽管如此，整个伦敦的战斗的和辛勤劳动的生活还必须继续下去，每天早、晚必须把将近一百万的人运出和运进伦敦，使他们能按时上班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形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当我邀请莫里森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充分了解，不应对这一职务等闲视之。他要求让他考虑几个小时，可是他很快就来找我说他将以担任这一职务而感到骄傲。我非常赞赏他这种勇于任事的决心。
在张伯伦先生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内阁民防委员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照例每天早晨开会，讨论整个形势。为了使新内政大臣确能行使国家赋予的一切权力，我也每周（通常是在星期五）召开一次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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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人事更动不久，敌人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总的政策。迄今为止，敌人对我们的空袭大多是只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我们受到了该月份中最猛烈的袭击，约有四百八十架德国飞机向我们投掷了三百八十六吨烈性炸药炸弹，另外还投掷了七万颗烧夷弹。我们此前曾督促伦敦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上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内地各城市采取的措施除外）的防火瞭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瞭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瞭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妇女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为了教会防火瞭望哨如何处理敌人对我们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我们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有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烧燃，火势就被扑灭了。人们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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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莫里森先生决定把一千四百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瞭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召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当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与器材标准，还有正式的级别。其他的民防队都成立了区分队，能在接到命令后即刻赶往任何一个地方。把战前的“防空大队”改称为“民间防空队”。对大多数队员都发了很好的制服，而他们自己也感觉到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赫伯特·莫里森得到了一位勇敢的妇女艾伦·威尔金森很大的帮助，我们对这位妇女最近的逝世感到悲伤。她每天昼夜不停地出入于防空壕，并在组织民间消防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里丁夫人的积极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也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城市将遭到袭击的话，我倒愿意敌人来袭击伦敦。伦敦就好像一头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也照样能生存和活动。在工人居住的二层楼房住宅区内，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非常普遍，为了使它们适于居住，为了排除雨天的积水，曾尽到了一切的努力。后来又出现了莫里森式防空掩体。它就像一张沉重的钢铁做的厨房大案桌，四周围上硬铁丝，能够承受一座倒塌的小房子，因而能起一定的防护作用，许多人靠这种掩体保全了生命。至于其他的损失，“伦敦毫不在乎”。伦敦居民忍受了他们所受到的一切，而且还能忍受更大的灾难。事实上，当时除了坐视首都全部毁灭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出路。
况且，正如当时我在下院指出的，毁灭大城市这件事，是受“收益递减”律支配的。不久，许多炸弹都炸在已被炸毁的房子上，只不过把一堆瓦片弄得到处飞散而已。在广大地区内，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烧可炸的了，然而人们四处为家，以无限的机智和不屈不挠的毅力继续工作。这时，谁都以作为一个伦敦人而感到自豪。伦敦受到了全国的钦佩，我国所有的其他大城市也振起精神，准备在考验来临时全力以赴，决不落后于伦敦。事实上，许多人似乎在羡慕伦敦的名气，并且有相当多的人由乡下赶来，以便在伦敦住一两夜，与伦敦人共患难，“看看热闹”。由于市政管理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阻止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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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敌人对伦敦的轰炸可能一直继续到战争终了，因此应作长久之计安顿中央政府机构，保证安全。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10月22日
1．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敌人对伦敦空袭的大概的限度，这种空袭将是猛烈的和长期的。事实上，对白厅及政府中心的轰炸可能继续到所有古老的不坚固的建筑物全被炸毁为止。
因此，应尽快在现有的十分坚固或能够加固的住宅和建筑物中准备住处，以便容纳行政管理机构的大批骨干职员与官员以及指挥战争的主要大臣和重要部门。由于我们具有不被敌人逐出伦敦的决心，由于我们要把为了“暗中迁移”在英格兰西部保留的房舍让与陆军部和其他部门，上述的措施是必要的。我们或迁或留，必须作出决定，彻底执行。
2．“围场”的房舍颇不适宜于当前情况的需要。战时内阁阁员不可能一连数星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而让他们的大部分属员居住在比白厅现在的条件还差的地方。除了“围场”的房舍以外，就没有适宜的住所或防空掩体，而住在尼微尔厅的人便只好在“杰姆乌鸦”发出警报的时候来回奔跑。
应把“围场”当作最后的隐蔽处，这当中，可以让那些不须留在伦敦中心区的某些部门使用。
3．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建筑物和它们的地下隐蔽处不是极不安全，就是经不住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较老的建筑，如财政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已经倒塌，它的地下隐蔽处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在查尔斯国王大街两边的外交部大楼和贸易部大楼都建造得非常坚固，它们的地下室相当安全。我已批准在作战指挥室与中央作战指挥室办公室以及位于贸易部大楼的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上面准备一层相当坚固的屋顶防护设备。只要施工不间断，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就可完成。我们必须督促这一工作。即使完成这种防护工程，也不见得完全保险。里奇蒙台的防护未尽妥善，那里的主要工程受到了现有条件的影响。已要求贸易部迁往新址，当然，他们的大部分职员应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寻找住处，然而，必须把贸易部的迁移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