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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8日
你见过汉基，我很高兴。我认为你的信是表示你愿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相信你在这项极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会有真正的帮助。
当然，你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的正确表述），可以随时对政策、计划和一切有关空军的一般性问题提出辩论。
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于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参加了那些会议，因此对我们这个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较详细。几年以来，我经常同林德曼进行密切的讨论，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为委员会拟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包括的，不属于官方资料，而是从我和林德曼的交谈、研究以及我自己的军事概念所得出来的想法和知识。这个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于它对1935年7月的情况所提出的看法。那时，没有人想到可以利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导航。训练大量的飞行员显然是有困难的。当时一般人认为，大批的飞机在夜间飞行，必由几架轰炸机长机率领。在国家生命陷于危险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进步；同时，由于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战术上引起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我在那份备忘录上所写到的东西，已被更好的办法代替了，但有许多试验还是在我当权时进行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获得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极其谦恭的态度提出这份备忘录，因为开会在即，仓促写成，但仍希望它对我们的共同思想能够有所贡献。
一般的战术概念和技术上可行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须让科学家知道空军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飞机的设计必须符合一定的作战计划的要求，并能保证这一计划的实施。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战争假说：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结成联盟，并受到德国的进攻。
当这样一种战争爆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将是大陆盟国军队的动员。这至少需要两个星期，因为这会因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入侵而受到牵制和阻碍。法国和德国的参谋部将集中考虑军队的集结和部署问题。在第一次的主要战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有显著的落后。我们可以希望，德国在两三年之内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发动这种陆、海军都起重大作用的战争，目前德国的海军还是微不足道的；它还没有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而且它的重炮似乎还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军，制造重炮和训练人员，就得花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做到的。
德国的大部分军火生产都集中在鲁尔，而该地又很容易受到对方的轰炸。它一定认识到：许多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军用物资的供应（铜、钨、钴、钒、汽油、橡胶、羊毛等）将会断绝。并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么，甚至连铁的供应也将大大减少，因而它目前还没有达到能够发动长期战争的能力。当然，它正在大力克服这些困难，例如将一些工厂从边境迁到德国中部，进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胶的生产，并大量囤积储存物资。看来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国不大可能发动一次有取胜希望的海、陆、空三军同时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可能要打好几年，在战争中它又几乎不会有什么盟国。
在这种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空军的首要任务，似乎是炸毁敌方的交通，如铁路、公路、莱茵河的桥梁和公路铁路的桥梁，并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集结地带和军火库。其次是摧毁其最易于暴露的各种军工厂。几乎可以断定，从预定军事行动的时刻开始，如果我们集中攻击这些重要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迫·使·敌·人·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要不然法国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动员，并在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取得主动权。这样，德国准备用来对英法两国平民进行恐怖空袭的飞机，就会显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即使在海、陆、空三军的联合战争中，德国还会企图炸毁伦敦或其他容易袭击的城市，以考验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验中的抵抗意志。其次，伦敦港以及我们舰队生命攸关的造船厂，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
然而往往有这种不幸的可能性，德国当局也许会认为，用大规模的猛烈空袭也许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内使一个国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战术思想，对德国人的思想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德国政府认为，在盟国军队实行动员和发动进攻之前，它可以采用空军摧毁大城市和屠杀平民的办法来迫使一个国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单用空军来发动攻击。几乎不用说，如果能够把英国同法国分隔开来，则英国就会成为这种攻击的最合适的牺牲品。因为英国进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袭报复之外，无非是海军封锁，但封锁是要在相当时期之后才能见效的。
如果我们能够限制式阻止空袭城市的话，那么，以“恐怖”来摧毁我们士气的可能性（这恐怕只是一种虚构），就不复存在了，而战争的胜败终归还是要由陆军和海军来决定。我们对防空越重视，就越能遏制纯粹空战的发生。
※ ※ ※
我提出了一些观点。不要忘记，那是在1935年，到正式使用雷达侦察飞机的方法，还有四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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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公布。我对政府的其他部门，仍然不断进行更为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英国，有经验的政治家对这一类事情并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见上的严重分歧，有时并不妨碍个人间的友谊一样，但科学家之间的嫉忌心要强得多。1937年，技术小组的科学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满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触，也不满意我把他的见解向委员会提出。他们认为，只有蒂泽德爵士（帝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才能向委员会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见。林德曼因此被请求退职。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实供讨论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他虽已离开，我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继续当委员；到1938年，我又使他复职，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国，有许多人想到利用从飞机和其他金属目标反射回来的电波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称为无线电测向器（R．D．F．），后来称为雷达。它的用处，就是靠反射回来的射电波，而不是靠人们的感官，眼睛或耳朵来侦察敌机的临近。在大约离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层反射电波的天幕（电离层），由于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无线电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并因此而使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成为可能。把短促的脉冲波发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它的回波，这是几年来我国科学家，尤其是阿普尔顿教授一直在积极进行研究的技术问题。
1935年2月，在政府担任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术小组说明，用射电回波来侦察飞机是可行的，并建议进行试验。该小组对此十分重视。当时人们认为，要研究出侦察五十哩内的飞机的技术，也得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会议，蒂泽德提出了关于无线电定位的报告。我们做了初步试验，证明有采取进一步实行措施的必要。军事各部门奉命制定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一系列的试验站。对于雷达侦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也进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带的各个站都已开始建造和装备，可望在秋季进行试验。在夏季，建筑上有所耽搁，并且出现了敌方电波干扰的问题。1937年7月，空军部提出计划，经防空研究委员会的同意，准备以一百万镑以上的费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设立一连二十个站。
这时，侦察已经飞入内地上空的敌机的试验，也在进行。到年底，我们可以跟踪在三十五哩范围以内一万英尺高空的敌机。对船只的侦察也有进展。业已证明，从空中确定九哩以内船只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舰队中有两艘已装备了侦察飞机的仪器，而飞机测距、高射炮射击指挥和探照灯定向等试验，也分别进行。工作有所进展。到1938年12月，计划中的二十个新站，已有十四个装上了临时的设备。从空中已能够测定三十哩以内的舰艇方位。
1939年，空军部用比较长的长波无线电（十米）建成了所谓海岸雷达网，使我们能够发现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临近的飞机。在战斗机司令部道丁空军中将的指挥下，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电话网，把所有这些雷达站联结起来，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设立中央指挥站，在那里，可以把观察到的飞机的行动，在大地图上一一标明，由此可以指挥我们自己飞机的战斗行动。还设计了所谓“敌我识别器”（I．F．F．），这使我们的海岸雷达网，可以把装有这种仪器的英国飞机同敌机区别开来。后来又发现这些长波无线电站不能侦察在海面低飞而来的飞机，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又建造了一组补充站，称为“低空侦察连锁站”，使用短得多的电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较短的距离。
敌机一旦进入内地，我们就只好依靠皇家观测兵来侦察了。观测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电话交换机连接起来，确实也极为有效，后来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它是我们的主要基础。但光是侦察由海上来的敌机，还是不够的，虽然这可以使我们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前发出警报。我们还得设法为我们的飞机导航以追踪来犯的敌机，并在我国领土上空加以截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挥截击站”（G．C．I．）。但所有这些，在战争爆发时，都只是略具雏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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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船飞临英国东岸上空。德国空军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预先在飞船上装有特殊的收听设备，以侦探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这个企图失败了，但如果它的收听设备效率很高，“齐柏林”号一定能够把我们有雷达这一情报带返德国，因为我们的雷达站在那时不但在工作，而且侦察出它的活动，推测到它的意图。德国人如果收听到我们的雷达脉冲波，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造出了一种技术上效能很高的雷达系统，在某些方面还比我们的先进。但可以使他们惊异的，就是我们实际运用新发明上所达到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