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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实际优势以前，还要经过好多个月。美国在太平洋灾难和宣战的震动下，已经在目前禁运一切物资。我希望能使这点放松一下，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俄国既然打了胜仗，而我们又有新危险，我们不能作出任何超出约定的供应额的许诺。你应当指出，就我们来说，既然在东方有对于战斗机的这一切需要，飞机是怎样严重缺少。在另一方面，美国参战就补偿了一切，所以假以时日并耐心期待，将获致必然的胜利。……
我刚启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伟大的同盟……第三十三章 在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航行
第三十三章 在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航行
我们乘“约克公爵，号航行——我的一行人员——我们同国内的通讯和接触——我们应当迫使苏联对日宣战吗？——12月16日到18日艾登先生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斯大林对于解决战后问题的意见——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内阁支持我的抗议——继续举行的莫斯科会谈——俄国和日本——友好的离别——我们同维希的关系：非福即祸——日军进攻香港——守军的竭力抵抗——投降——日军在马来亚登陆——我于12月12日给韦维尔的电极——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达夫·库珀的劝告和我的信念——沙漠攻势的进展——隆美尔退却到阿盖拉——德国空军回到地中海——对于美国政策的忧虑——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乐观情绪——无端的担忧。
当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的这个时候，基于许多重大理由，我有留在伦敦的必要。我从来不怀疑，英美之间的完全谅解比一切别的事都重要，我得立即率领能够抽派出来的最强的一队专家顾问们前往华盛顿。大家认为我们要在这个季节乘飞机朝一个不利的方向前去，未免过于冒险，因此，我们就在12日旅行到克莱德河。“威尔士亲王”号已不复存在。“英王乔治五世”号在监视着“提尔皮茨”号。新诞生的“约克公爵”号可以载运我们，同时也可以逐渐发挥它的十足的效能。
我们一行的主要人员是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空军中将和这时已经由布鲁克将军接替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迪尔元帅。我殷切希望布鲁克留在伦敦，以便掌握那些等待着他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邀请仍然知道我们的事务内情而为大家所信任和尊敬的迪尔代替他同我到华盛顿去。这里将要对他开辟一个新的活动领域。
同我来的也有在1941年成为我的常年医药顾问的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这是他第一次同我航海，而在以后的各次旅行中，他都随我同行。我能够活着，或许要归功于他的可靠的照料。虽然我不能在他患病时说服他听从我的劝告，而他也不能总是指望我绝对遵照他的一切指示，我们却结为忠实朋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活下来了。
为了顾到迂回曲折地行驶以避开埋伏的德国潜艇，我们希望以平均二十浬的速度在七天内完成这次航行。按照海军部制定的路线我们沿爱尔兰海峡而下，进入比斯开湾。天气不佳。有狂风巨浪。天空布满朵朵白云。我们必须穿过德国潜艇来往于法国西部各港口和大西洋上的搜索区域之间的通路。德国潜艇在附近有那么多，以致海军部命令我们的舰长不要将我们的小舰队抛在后面；但是这个小舰队在风浪中的航速不能超过六浬，因而我们就以这种速度绕着爱尔兰南部缓慢地行驶了四十八个小时。我们通过了离布雷斯特不到四百哩的地区，我不禁想起一星期前，“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遭受基地在海岸上的鱼雷轰炸机袭击而被炸毁的情形。
云层使我们的所有护卫飞机无法同我们会合（除偶尔有一架外），但是当我走到舰桥上的时候，我却望见一大片不受欢迎的蔚蓝色天空出现了。然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切顺利。那艘巨舰率同护卫的驱逐舰徐缓地向前驶去。可是我们对于它的低速感到不耐烦了。在第二天的夜里，我们驶近德国潜艇的出没路线。作出这个决定的庞德海军上将说道，我们本身撞着一艘潜艇比被一艘潜艇用鱼雷击中的机会还要多一些。
当夜一片漆黑。所以我们甩开了驱逐舰而以可能的最大速度单独在不停息的大风浪中向前行驶。我们密闭舱口，巨浪撞击着甲板。比弗布鲁克勋爵诉苦说，他要是乘一艘潜艇也同乘这艘军舰差不多。
我们的大批译电人员当然可以由无线电收到许多事情来做。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程度内发出复电。在新派出的护卫舰艇从亚速尔群岛驶来同我们会合后，它们可以在白天收取到我们用摩尔斯电报符号译成的密电，然后，在我们后方一百哩左右的地方，把这些密电发出而不致暴露我们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无线电不通的恐怖——我们是处在世界大战之中啊。
※ ※ ※
我们在旅行中也在考虑我们的一切问题，我的心思则同外交大臣在一起，他也在航行中，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速前进。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要求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的这个政策。我已经将下列电报发给艾登先生：
1941年12月12日
你在离国以前，曾经就俄国对日本宣战是否对我们有利征询三军参谋长的意见。参谋长们经过考虑后，表示意见如下：
俄国对日本宣战，对我们会非常有利，只要，但仅仅是只要，俄国人自信这不会在目前或明春危害到他们的西部战线。
三军参谋长然后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赞成和反对的理由。
两者相抵后，他们着重指出避免俄国在西线崩溃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
我继续对外交大臣说：
如果你们的讨论导致你认为俄国人准备对日本宣战，那么，可以考虑的是应否由美国人，而不是由我们去施加所需要的任何压力。
作为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给他的一句附言，我补充道：
鉴于美国、中国并且我预料澳大利亚显明地强烈希望俄国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你不应做任何事情来阻碍这事的顺利进行，如果斯大林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去那样做的话。考虑到我们曾经能做出的贡献是多么微小，我们不应当对他施加过分的压力。
次日又续电说：
很可能，在俄国前线最近的一些成就会使斯大林更愿意面对一场对日本的战争。局势日益变得对我们有利，所以你得就地判断对他施加压力到什么程度和多大强度才是明智的。
在我们的航程中，我收到了不久就到达莫斯科的艾登先生发来的一系列的电报，叙述他在抵达后所面对着的苏联方面关于其他事项的意见。
这些电报的内容由他在回国后用自己的话语概括在1942年1月5日的详细报告中：
……当我于12月16日第一次同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会谈时，斯大林先生相当详细地陈述了他所认为战后欧洲各国国境边界应如何划定的意见，特别是他对于如何处置德国的意见。他提议恢复奥地利为一个独立国，使莱茵区从普鲁士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并在可能范围内组成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国。他又提议应将东普鲁士移交给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给捷克斯洛伐克。他建议南斯拉夫应该复国，甚至从意大利方面取得某些额外领土，阿尔巴尼亚应该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土耳其应取得多德卡尼斯群岛，关于在爱琴海中对希腊具有重要性的岛屿，则可作有利于希腊的调整。土耳其也可以取得在保加利亚境内的以及在叙利亚北部的某些区域。一般说来，被占领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在内，应该恢复战前的国境，而且斯大林先生准备支持联合王国在西欧国家——例如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获得基地等的任何特别安排。关于苏联的特殊利益，斯大林先生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方面希望恢复1941年德国进攻以前的局势。“寇松线”应当成为将来苏波边界的根据，罗马尼亚应当以基地等的特殊便利给与苏联，并从匈牙利现在占有的领土内取得补偿。
在这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先生大致同意由德国用物品来赔偿被占领国家的原则，尤其是关于用机床等来赔偿，而拒绝金钱赔偿为不适当。他对于“民主国家”在战后结成军事同盟一事表示有兴趣，并声称苏联不反对欧洲某些国家结成联邦关系，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
在12月17日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先生促请英王陛下政府立即承认苏联的未来边界，特别是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和恢复1941年苏芬边界。他认为任何英苏协定的缔结有赖于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我虽然应允于回国后就商于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美国政府和英王陛下各自治领政府，却曾对斯大林先生解释说，由于我们与美国已有约定在先，英王陛下政府要在目前阶段对于战后欧洲的任何国界承担义务，是完全不可能的。斯大林先生认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这个问题曾经在12月18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俄国的要求中最前列的，就是关于由俄国于战争初期征服的波罗的海国家应该最后并入苏联的那项要求。还有许多别的关于俄国主权扩张的条件，结合着对于无限制供应和不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强烈呼吁。我刚读过这些电报之后，立即对归并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作出激烈的反应。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12月20日
斯大林关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要求是直接违反他曾经赞同的大西洋宪章第一、第二和第三款的。要使我们未经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就订立这样的协定，不论是秘密的或公开的，直率的或隐含的，那是无论如何谈不到的。
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这些问题只能在我们战胜后在缔结和平条约的会上解决。
2．仅仅要订立一个可以公布的协定的愿望，绝不应该导致我们作出不正当的许诺。外交大臣应付得极好，所以即使他不得不悄然离开莫斯科，也不应当丧气。俄国人无论如何是要为他们的生存继续作战的，并且要依赖我们给以很大数量的供应物资，这些物资是由我们极艰苦地搜罗来，并将忠诚地交与他们的。
3．我希望内阁将同意把上述各节通知外交大臣。无疑地，他将运用必要的机敏审慎方法去行事，但是他应该明确地知道我们的立场。
战时内阁与我的意见相同，于是就发出电报。我答复艾登先生如下：
首相（在海上）致艾登先生（在莫斯科）
1941年12月20日
你自然不会对斯大林粗鲁行事。我们对美国负有义务，不得订立秘密或特殊协定。如果拿这些建议去同罗斯福总统商量，那么就会遭到断然拒绝，而且可能引起双方长久的麻烦。
2．俄国在西部边疆的战略上的安全，将是缔结和平条约会谈的目的之一。列宁格勒的地位已经由事变证明是特别危险的。第一个目的将是防止德国重新发动任何战争。把普鲁士从南部德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