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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种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处境，因为不论它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都使各自治领承担同样的义务。各自治领政府当然不愿意在情况尚未发生之前由别人代它们作出决定，它们希望自己来作出判断。
所以，在现阶段，我对博内先生的问题所能提出的答复只是：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①
①乔治·博内：《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360—361页。
法国政府针对“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提出问题：如果法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英国什么援助。根据博内的记载，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内将派出一百五十架飞机。如果博内先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捷克人大肆攻击。第二天，捷克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作为回答。9月14日，他们同亨莱因的谈判完全破裂了。15日，这个苏台德领袖就逃往德国了。
现在已到了危机的顶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张伯伦掌握大权——他访问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会谈——朗西曼使命的结束——英法对捷克的压力——贝奈斯总统的屈服——福歇将军放弃法国国籍——我在9月21日的声明——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的强硬声明——苏联实力的被漠视——兀鹰齐集在厄运注定的国家的周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英法内阁的拒绝——威尔逊赴柏林的任务——我在9月26日往访唐宁街——哈利法克斯的公报——英国海军动员——在德国前线的后面——贝克将军的免职——希特勒与德国陆军参谋部的斗争——哈尔德将军的阴谋——9月14日阴谋失败的所传原因——9月26日德国陆军参谋部给希特勒的意见书——雷德尔海军上将的进谏——希特勒的动摇——张伯伦9月27日的广播——他第三次建议访问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吁——9月28日下院的好戏——慕尼黑会议——一张废纸——张伯伦凯旋归来——“光荣的和平”——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的判断再度证实——道德和行为的一些普通原则——法国和英国走上致命的道路。
张伯伦先生控制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则是他的主要亲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来越疑惑不解，但还是跟着首相走。内阁深切不安，但还听从张伯伦。下院中的政府多数党被党的议会领袖所操纵。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执掌着我们的国家大事。这个人不论对他所应负的责任或他应尽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会畏缩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地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去访问他。第二天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于是，在9月15日早晨，这位英国首相就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从各方面来看，选择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合适。当这个消息传到捷克首都时，捷克领导人简直不能相信真有这回事。他们感到很奇怪：正当他们刚刚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内部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去访问希特勒。他们感到这会削弱他们同德国打交道的地位。因为，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的演说，以及随后德国鼓动亨莱因的党徒叛变，都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因失去领导显然已不同意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政府在其所谓“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的领袖们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过了今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中所提出的意见，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说中的声明。但甚至朗西曼勋爵也看出，苏台德的领袖们和捷克政府之间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正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的事。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党有了一个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该党的极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提出归并德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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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飞机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然后他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关于归并这个问题，不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现在已经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到张伯伦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67页。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下了决心并且做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些。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这个办法至少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住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聊以自慰，甚至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像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像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提早，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请你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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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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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