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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时中，我有十八个小时躺在床上。我想不起在任何时候，我的身体像现在这样极度疲乏和虚弱。另一方面，要我躺在床上休息的一切诱惑、劝导、告诫，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强制的办法，都通过最吸引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泰勒的别墅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休息所；人们为了舒适，或是为了奢华的享受，所能提出的一切要求，在这里是应有尽有了。我已经精疲力竭，然而，这里却有最诱人的休养条件，这不仅是和蔼可亲的主人所提供的，而且也是莫兰勋爵、罗斯福总统和战时内阁嘱咐我享受的。尽管如此，事态的发展仍然不可抗拒地继续使我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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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会议上曾占有重要地位的波兰问题，促使我从迦太基致电艾登。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2月20日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同波兰人商谈波兰的疆界问题，说明这是根据我本人的愿望，而且如果我不是因为暂时不能参加会谈的话，我一定会亲自同他们商谈的。你应当把我们所拟的方式和地图上在东部大致划定的界线，以及西部包括沃波累区在内的奥得河界线，都告诉他们。这将使他们获得非常可观的一片国土，纵横都有三四百哩，而且海岸线也在一百五十哩以上，即使这条海岸线只从科尼希斯贝克西面开始。波兰人当然应当理解，这些都只是非常笼统的试探性的建议，但是如果他们使这些建议不能实现，那是极不明智的。即使他们不能获得利沃夫，我还是要劝告他们接受这些建议，同时，要他们应当完全信任他们的英美朋友去实现这个计划。你应当对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接收和固守奥得河以东的德国现在的领土，他们就为对俄国采取友好政策和对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这样他们将对整个欧洲作出贡献。同时这也将使波兰民族有机会获得新生，而其前途将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光明灿烂。
我们一旦了解到他们接受并同意这些建议以后，就可以同俄国人举行谈判，并设法使这些问题明确肯定下来。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把这个问题完全抛在一边，我就不知道英王陛下政府还能用什么办法为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俄国军队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要越过波兰战前的疆界，因此，使波兰政府获得俄国的友好承认，而且在这以前，就商定的关于战后疆界的解决办法，取得大致的谅解，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假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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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奈斯总统现在正从莫斯科前往伦敦途中。正像本书各卷所表明的，我同他曾经有过长期的接触。我们应该记得，在1936年，他曾经警告斯大林，苏联的亲德分子正在进行反斯大林的阴谋活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①参阅第一卷，第258页。
无论如何，他同苏联人的关系是非常友好和亲密的。
我邀请他在归国途中，顺道前来马拉喀什看我。他对东欧的政局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关于波兰以及俄国人将对波兰采取什么行动等问题，他的见解是十分重要的。二十多年以来，贝奈斯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的外长和总统期间，一向是法国的忠实的同盟者和西方国家的朋友，而另一方面，又同斯大林保持着独特的联系。当英法两国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在大战爆发的前夕，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缔结了协定时，贝奈斯成了一个非常孤寂的人，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间歇期，希特勒发动了对俄国的进攻，贝奈斯同苏联人休戚相关的命运又重新获得充分的承认。俄国在1938年本来完全可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无论如何，这两个国家现在都遭受了同样残酷的打击。
我在灿烂的阳光下和马拉喀什寓所的花丛中，同这位相识很久的政治同僚和成熟的欧洲政治家谈话，感到非常愉快。
我在1918年第一次见到贝奈斯时，他正同伟大的马萨里克在一起。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他的儿子为了忠于自己国家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贝奈斯现在当然是很乐观的。
我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了我们的谈话经过，内容如下：
1944年1月6日
贝奈斯到这里了，他对于俄国的局势非常乐观。为了设法使波兰人能够通情达理并且同俄国人实现和解，他也许能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俄国人的信任。他带来了一幅新地图，上面有约大叔用铅笔划的分界线，表明东部的边界从科尼希斯贝克开始，直到寇松线；在北面，让波兰人获得沃姆惹和比亚威斯托克，但在南面的尖端，却没有伦贝格（利沃夫）。至于他们的西部边界，约大叔提出采取奥得河线，包括沃波累的绝大部分。这就使得波兰人得到一个很好的可住的地方，面积在三百平方哩以上，而沿着波罗的海，则有二百五十哩的海岸线。等到我一回国，我就要竭尽全力使波兰政府同意这个方案或类似的方案。如果他们同意这样办，他们就必须宣布，他们准备接受这样一个义务，即保卫奥得河的外围，以防止德国人再对俄国进行侵略，而且，他们也必须尽一切力量来支持这一解决办法。这是他们对于欧洲各大国的义务，因为这些国家两度拯救过它。
如果我能在2月初办妥这件事，那么，他们再派人去访问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俄国人对贝奈斯是非常照顾的，让他恢复了慕尼黑以前的边界，只是在北面的山脉的一些山顶，由于军事原因，稍加调整，另外在东面有一小块领土是同俄国相连的。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贝奈斯总统，我要表示我对他的敬意。他的思想和目标，一贯都在支持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主要原则，并且始终忠于他的祖国的事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首脑已经二十多年。他是行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个杰出人物。他知道如何以耐心和毅力来长期忍受困难的处境。他的失败在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采取断然的决定，因而使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的外交经验过于丰富，同时逐年积累起来的政治机敏性过于强烈，结果反而使他不能看准时机，对胜利或灭亡进行孤注一掷。如果在慕尼黑时期，他曾下令开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也许会在对希特勒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因为希特勒当时还需要费许多时间部署他的军队和装甲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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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间，“自由法国”的负责人逮捕了佩卢东、布瓦松和弗朗丹，我们虽然因为此事同戴高乐将军闹得关系紧张，但我仍然决定设法在回国以前，恢复同他的友好关系。我在元旦邀请他在1月3日到我的别墅来晚餐，并在这里住宿。我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来举行很久以来就感到需要的会谈了。我的妻子也在这里，如果戴高乐夫人愿意陪你同来，我和我的妻子会感到非常高兴。”戴高乐将军显然认为时间过分仓促。我本来应当知道，他在北非期间，除法国的官邸外，是不愿在其他地方住宿的。他推托说，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约会。
因此我就把事情搁下了。但是后来我又听说，他将在1月12日到达马拉喀什，于是我邀请他在那一天来午餐，他接受了。
我们的客人还有达夫·库珀先生和黛安娜夫人、比弗布鲁克勋爵、我国驻当地的领事奈恩先生夫妇。戴高乐将军兴高采烈地来了，用英语同我的妻子寒暄，并且在餐桌上一直说英语。礼尚往来，所以我就说法语了。
午餐后，夫人们出去逛市场，戴高乐和我以及其他的先生们都留在花园里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同他交涉，我认为如果我说法语，那就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一些。奈恩先生事后曾作了一些追记，他在记载中说，“我听见丘吉尔先生用一种令别人完全能听得清楚的声调，操英语和达夫·库珀先生打耳语说，‘我的法语讲得不错吧，是不是？戴高乐将军的英语说得那么流畅，因此他是完全能够听懂我的法语的。’大家听了这些话，由戴高乐将军带头哄笑起来了。首相继续用法语谈话，而非常敏感的戴高乐将军的一切戒心也都消除了，主动地以一种友好合作的态度接受丘吉尔先生的评论。”
评论的范围既广泛而又严肃。为什么他对落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的法国著名人士要进行报复？难道他不了解，他为自己在美国制造了多少困难？罗斯福总统对他是多么气愤？我们大家是多么依赖美国的援助以及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和其他各种不必要的摩擦，使他自己的任务变得那么复杂？他没有这些大国政府的援助，是无法生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却又总是有意去触怒这些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了使事情容易处理起见，我特意把乔治将军从法国请来，为什么他要把乔治将军赶出委员会去？这时，戴高乐说，他已邀请乔治将军担任荣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我问他得到了什么答复。他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说这也并不奇怪。戴高乐究竟有没有这种职位让人去担任呢？
但是，一切都很愉快地结束了，最后，戴高乐将军提议，请我参加第二天早晨专为我举行的阅兵式，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于是第二天，戴高乐和我就站在一个小型检阅台上，检阅从我们面前通过的大批法国和摩洛哥的部队。这次阅兵式在马拉喀什这个绿洲上的居民的欢呼声中，持续了一小时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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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黑兰会议而产生的另一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曾经怎样要求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队。而大家对罗斯福总统有这样的印象：他本人在谈话中曾经提到三分之一的数字。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不满意这种提法，他们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们会谈时常常是用另外的依据。
罗斯福总统因为他个人谈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而感到不安，因此非常坦率地向我说明了整个情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月9日
我曾经告诉过你，哈里曼要求了解，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履行我们关于在2月1日将意大利舰只移交苏联的诺言，这样，如果他被问到这件事，就可以同莫洛托夫进行讨论。我告诉他说，我的意图是把俘获的意大利舰只，分配三分之一给苏联，以充实它的作战能力，并且从2月1日起，将可能分配的舰只尽快地移交。
哈里曼后来提醒我说，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只是重申苏联最初在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即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准备在俄国北部沿海使用，商船四万吨，将在黑海使用］，不论在莫斯科或德黑兰，都没有提到俄国人要求获得额外的船只，使总数达到被俘获的舰只的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