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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我还不能真正地认识到，你的来信第一段中所述已充分地考虑了下列事实：按照英国的宪法，国王与臣民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如果陛下按照个人的愿望，乘坐一艘参加炮击行动的军舰出海，事先必须获得内阁的同意；我很倾向于认为，并已将这种看法奉告陛下：内阁必然会极力劝告陛下不要前去。
另一方面，作为首相兼国防大臣，我应当获准前往我认为对于履行我的职责确有必要前去的地方，而且我不能承认内阁有权约束我的行动自由。我依靠自己经历许多重大事件得来的判断力，能够确定一个履行像我这样职责的人能冒多大的风险，其适当的界限在哪里。我必须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请求陛下，不要确立任何限制我的行动自由的原则，以免使我不能在我断定有必要时到各个战场去了解情况。陛下这次对我个人的安全如此深切地关怀，使我不胜荣幸，因此我必须顺从陛下的愿望，其实是，陛下的命令。当我了解这种愿望或命令是由于希望我继续为陛下服务时，我感到极大的欣慰。虽然我对自己不能前去观看炮击实况感到遗憾，但对陛下的心意却深为感谢，因为陛下正是本着这种心意来关怀陛下的这个卑微而忠诚的臣仆的。
温斯顿·丘吉尔
我不妨补充说明一下，正如我所正确地估计的，有关的巡洋舰分遣队并未遭到十分严重的危险。事实上，该分遣队没有任何将士遭到伤亡。如果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公布这件事时，虽然出于好意，但无意中却使之失真的话，我本来是不会提及此事的。
我在这里也许可以说明一下我在这类问题上多年来形成的观点。一个人对于战争中的严重的和重要的决定，如果要发挥有效的影响并承担最高的责任，他就可能需要通过冒险来振奋人心。他也可能需要得到这样一种安慰，就是当他派遣许多其他的人们去牺牲时，他本人可以稍稍分担一些他们遭受的危险。他个人的兴趣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力量，都将由于与事态的发展发生直接接触而受到鼓舞。由于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见所闻的结果，我认为将领们和其他的高级司令官，应当随时设法使自己亲身观察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和形势。我曾看到许多可悲的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即认为重要人物的生命不应当遭到危险。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加重视个人的安全，但是我认为，我对战争的观点和论点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因此使我有资格充分自由地判断，在这样一个个人问题上怎样履行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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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情况这时开始令人忧虑。晴了几天以后，气候却变化不定起来。从6月1日起，每天举行两次司令官会议来研究气象预报。第一次会议所作的预报是，进攻开始日那一天的天气不好，云层很低。这对空军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既影响轰炸，又影响空降部队着陆。第二天傍晚，第一批战舰从克莱德湾驶向海上，同时，还有两艘小型潜艇从朴次茅斯出发，它们的任务是去观测进攻地区的气象情况。6月3日，天气仍无令人鼓舞的迹象。西风逐渐加紧，平稳的海面上起了波浪；阴云密布，而且云层愈来愈低。6月5日的气象预报是阴天。
6月3日下午，我同贝文先生和史末资元帅驱车前往朴次茅斯，看到了大批军队正在登船前往诺曼底。我们登上第五十师司令部所在的舰只，然后乘汽艇顺索伦特湾而下，依次登上每艘舰艇进行视察。
在归途中，我们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营房稍事逗留，祝他一切顺利。我们回到车上时，恰好赶上了一顿开得很晚的晚餐。当晚餐正在进行时，伊斯梅去接比德尔·史密斯打来的电话，据说天气愈来愈恶劣，作战行动很可能必须延迟二十四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要等到6月4日凌晨才能作出确切的决定。与此同时，庞大的舰队的各个单位，将按原定的计划继续出海。
伊斯梅回来报告了令人丧气的消息。在索伦特湾看过舰队阵容的人们都感到，这个作战行动正如雪崩一样已经无法制止。倘若恶劣的天气继续下去，而延期行动不得不拖到6月7日以后，那么至少在下两周内，不能再获得月亮与潮水相配合的必要条件，这一情况使我们非常烦恼。另一方面，部队全部都已接到了训令。他们显然不能无限期地被关闭在狭窄拥挤的舰艇上，然而不如此又怎能防止走漏消息呢？
但是每人心中感到的这种焦虑，在火车里的餐桌上，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史末资元帅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他向大家讲1902年布尔族人在费雷尼欣投降的故事——他如何向他的同僚们一再强调，他们继续战斗下去，已经徒劳无益，只有祈求英国人的宽恕。他被他的朋友们指为懦夫和失败主义者，因此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然而他终于却说服了大家一起前往费雷尼欣，和平实现了。史末资元帅接着又谈到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时的个人经历，当时他在议会中不得不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来反对他自己的执政党的首相，因为后者希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我们大约在夜间一点半就寝。伊斯梅对我说，他要等待听到将在清晨举行的会议的结果以后才睡。因为我对此事无能为力，我说到时不要唤醒我来听结果。清晨四时一刻，艾森豪威尔又同他的司令官们开会，听取气象专家的不祥的预报：天空阴云密布，云层很低，强烈的西南风，有雨，海浪不大。5日的天气预报甚至更为不妙。他只好勉强地下令延期二十四个小时再开始进攻，而整个庞大的舰队阵容，则按照经过周密准备的计划向后转移。所有出海的船队一律掉头返航，而小型舰艇则就近寻找停泊处隐蔽起来。只有一个拥有一百三十八艘小型舰艇的船队还没有接到命令，但已派出军舰赶去通知，它们随即驶回，而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封闭在布满整个海岸一带的登陆艇内，这一天实在是难熬的。美军是从西部港口出发的，他们的距离最远，因此受的折磨也最大。
那天清晨五时左右，比德尔·史密斯又打电话给伊斯梅，证实了延期的消息，伊斯梅这才上床睡觉。半小时以后，我醒来了，把他找来。他向我报告了这个消息。根据他的说法，我当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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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班邮件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两周前写的，一直留到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时才投递。真可惜，这封信却找不到了。富·德·罗〔斯福〕以最亲切的词句，表达了他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致努力和同志情谊所抱的情感，并且希望和祝福我们获得成功。我发了一个复电表示感谢，但内容却比较散漫。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4日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在5月20日寄来的那封动人的信。
我们的友谊是我在面临这场严酷的战争中日益错综复杂的局势时最大的依靠力量。艾夫里尔告诉我，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同时我从许多方面证实了这种印象，即你的政治健康状况也大有进步。我现在正在艾克司令部附近的火车上。目前他的最大的心事就是天气。这里停泊着几千艘舰艇，一眼望去，确实非常壮观。
戴高乐的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的票数决定，他应当接受我的邀请前来这里。他却犹豫不决，但是马西格利和其他一些人士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来，他们就辞职。我们预期他将在进攻开始日的前一天到达。如果他到来的话，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会见半小时，并向他说明纯粹属于军事方面的形势。我将在进攻的开始日的当晚回伦敦去。我不指望能同戴高乐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仍然希望，赫尔演说中所使用的那个据说由你批准的“领导权”一词，也许会证明是可以采用的。
我不指望我们从滩头地带向前推进会超过若干哩，而且我们所占领的地方，很可能都是充满战场气息和渺无人烟的地区。
关于这一点，等戴高乐到达时，我可以慎重地向他解释。你请他去美国访问的那封充满友好情谊的电报，我也会交给他。
我将同你保持经常的联系。
我看到你们的一些报刊，对我在下院谈到西班牙的情况大为不满。这是很不公道的，因为我所谈的一切内容，不过是重复我在1940年10月发表的宣言。我提到佛朗哥的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采用漫画的方式来证明西班牙和他或者他和西班牙成为一体，这是多么愚蠢。我并不在乎佛朗哥，但我也不愿伊比利亚半岛在战后对英国人采取敌对的态度。我还不知道我怎样才能依靠戴高乐的法国。对于德国，必须使用主要的力量进行压制，同时我们要和俄国保持二十年的同盟关系。你必须记住，我们现在非常接近这一切令人愉快的前景了。
我们这里不能同意仅仅由于我们不喜欢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攻击那些实行这种制度但并未妨害过我们的国家。我不知道斯大林的俄国是否比佛朗哥的西班牙有更多的自由。
我无意同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纠葛。
在进攻开始日以后，你我是否应当给斯大林发去一个可以公布的简短的电报？也许最好等到我们在海峡彼岸已经确实占领了阵地以后，再这样做。
我们这个月在反潜艇战中，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最高记录——所有的同盟国家的船舶，只有四艘被击沉，总吨数大约为两万吨。另外，我们击沉的敌方潜艇与我方被击沉的船只相比，为四对一，同时我们自己的联合舰队还击沉了为数极多的敌方舰只。
我很高兴，亚历山大没有辜负你给予的支持以及你对他的看法。你们的部队打得多么漂亮！我听说在那边，我们两国的军队从上到下关系都很融洽；而在这里，彼此确实已经完全是兄弟的情谊了。我正盼望不久能会见你们的三军参谋长们。我很愉快地收到关于哈里的愈来愈好的消息。我衷心地希望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我深为遗憾的是，你在那个非常遥远的日期〔10月份〕以前不能到这里来。如果我旅行一次，是否会对事情有所帮助，盼告。
不久以后，艾登先生和戴高乐将军一起到来了，戴高乐是刚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英国的。我告诉戴高乐，我所以邀请他来，是因为这个战役即将发动。我不能用电报通知他，而我认为，由于我们两个国家的历史原因，我们必须在通知法国以后，英美两国才能着手解放法国。我本来打算在进攻开始日前不久的时候邀请他来，但是天气却迫使我们将进攻日期推迟了二十四小时，甚至还可能再延迟一些时间。这确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在各个港口和营地，已经集结了三十五个师和四千艘船舶，而且十五万部队已经登船，投入第一批的进攻行动。大多数的部队不得不留在窄小的舰艇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现在已准备好一万一千架飞机，如果天气良好，其中八千架将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