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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证明没人能或需要把他的所有的权利都交付给统治权５４２
人像他似的有权立法与废除法律，决定战争或和平，选择人以行宗教或政务上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统治者的特权。的确，高级祭司是有解说律法，传达上帝的回答之权。 但是他与摩西不同，他不能随意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做，而是只有在军队的主将，议会或什么类似之权要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才能这样做。 主将和议会可以随意请示上帝，但是只能经过高级祭司接受上帝的回答；所以高级祭司所报告的上帝的话与摩西所报告的不同，不是命令，而只是回答；这些回答为约书亚和议会所接受，这才算得上命令与指令。亚伦和他的儿子以理撒之为高级祭司是摩西选择的；在摩西死后，此职变成了世袭，后人有权被选以充此职。 军队的主将也是摩西选的，其行使职权不是因有高级祭司的命令，而是因有摩西的命令。 是的，在约书亚死后，高级祭司并没有指派任何人以代替之。 关于主将，将官们没有又向上帝请示，而是每人对于他自己的支派的分遣队保留约书亚之权。并且所有的将官对于整个军队保留全权。 好像是用不着一个主将，除了在他们不得不集合他们的兵力以抵抗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在约书亚的时候这是常常发生的，那时候他们没有一定的住所，一切都归公共所有。 在所有的支派由于征服之权都获得了他们的领土，分了他们的指定的所得之后，他们就分开了，他们的所有就不再是公有了。 因此就再用不着有一个司令官，因为各支派应该看做是联合的国族，而不应该看做是众公民的集合体。 对于他们的上帝和宗教来说，他们同是公民；但是，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有权利而言，他们只是联合到一起的。 事实上，他们很像荷兰合众国（假如公有的教堂除外）。
公有产业的区分，不过等于说每个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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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有自己的一份，对于这一份，别人都放弃权利。 这就是摩西选支派首领的原因——就是说，统治权分开的时候，各个首领可以管理他自己那一部分；经过高级祭司向上帝请示关于他的支派的事务，统辖他的军队，建造与加强城池，委派法官，攻击他自己领地的敌人，完全控制军政事务。 除上帝①或上帝专派的预言家以外，不必承认任何高级的法官。若是他不崇拜上帝，支派中其余的人不把他当做一个人民来究
①“除上帝以外，没有管辖每个首领的法官。”犹太法师们和一些一样糊涂的基督徒认为人称之为“大”的议会是摩西成立的。 事实上，摩西选择了七十个同事来帮助他治理，因为他不能担当全体人民的重担。 但是他从来没通过任何法律来成立一个七十个成员的团体。 相反，他命令每个支派在上帝所赐与的城市中为自己委派法官按摩西自己所立的法律来解决争端。倘或法官们对于这些法律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摩西命他们和高级祭司商议（高级祭司是法律的主要的解释者）或与他们的上级的首席法官（他有权与高级祭司商议）商议。 并依照所得到的回答决定争端。 如果任何下级法官宣布，他不受直接得来的或通过他的国家的元首而来的高级祭司的决定的约束，这样一个人就要为首席法官（不论他是谁，只要是他的上级）处死（《申命记》第十七章第九节）。这个首席法官既可以是约书亚，即全民的最高领袖，也可以是在各部落分立以后所委派的，关于部落的事务、宣战媾和、设防城市、委派内地的法官等等事务，有与高级祭司商议之权的部落首领。 此外，这也可以是全体或某些部落所授权的国王。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以证明我所提出的意见。这里我只举出照我看来在所有的例子中最重要的一个。 当西洛米蒂奇的预言家尊耶罗包为王时，他授予他以与高级祭司商议、委派法官等权，事实上，他授予他以统治十个部落的全权，而勒候包只有统治两个部落之权。结果，耶罗包可以在他的朝廷里建立一个最高法院，其权力如约沙法在耶路撒冷那样大（《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八节）。显然，不论是耶罗包，他是上帝所委派的国王，或耶罗包的人民都不爱摩西律法的拘束：必须接受不是他们的国王的勒候包的判断。勒候包在耶路撒冷所设置隶属于他的法官更无权管辖他们。 所以希伯来统治权划分之后，每个部落中就成立了一个最高议会。 忽略希伯来诸国的组织的差异把一切都混为一谈的人陷入了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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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他，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敌人来攻击他。 关于这一点在《圣经》中我们有些例子。 当约书亚死的时候，以色列的子孙们（不是一个新的主将）
向上帝请示；决定犹大支派应该先攻击它的敌人。 犹大支派单独与西缅结了盟，为的是结合它们的兵力与攻击它们的共同的敌人。 其余的支派没有加入这个同盟（《士师记》第一章第一，第二，第三节）。每个支派分别与其敌人作战，并且随意把他们接受为人民或同盟，虽然曾经有过命令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对他们留情，而是要把他们完全毁灭。 这种违抗受到了其余支派的谴责，但是并没有使犯过的支派受到究弹。 认为这不是宣布内战或过问别人的事情的理由。 但是当卞雅悯支派侵犯了别的支派的时候，使维系和平的力量完全瓦解，以致联合的各支派都不能在其境域内得到逃避，这些支派就把卞雅悯支派当做敌人攻击。 打了三仗就把它打败，按照打仗的规矩把有罪的与无罪的统通处死。这种行为他们后来悲伤追悔了。这些例子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关于每个支派的权利的话。也许有人要问谁推选每个支派的首领的后继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圣经》里找不到可靠的材料。 但是我猜想，支派既是分为若干家庭，每个家庭由年长者充家长，所以这些家长中之长者合法地继任了首领之职，因为摩西在这些家长之中选择了七十个助手，他们和他组织成最高委员会。 约书亚死后在政府中执政的那些人称之为长者。 长者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是士师的意思，我想这是谁都知道的。 但是关于这一点有所决定对于我们是不太重要的。 在摩西死后，不是一个人掌握一个统治者的所有之权；因为事务不是由一个人处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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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一个委员会，或普遍投票所处理。而是半由一个支派，半由其余有均等地位的支派所处理，所以显而易见，摩西死后，政府既不是君主的，也不是贵族政治的，也不是平民的，而是如我们前边所说，神权政治的。 这前边已经提过，说这一些就够了。 应用神权政治这个名词有以下的理由：Ⅰ。 因为政府最高的所在地是神殿。 我们已经说过，只有对于它，所有的支派都是同等的公民。Ⅱ。 因为所有的人都尽忠于他们的最高裁判者上帝，他们只对于他在心中答应服从一切。Ⅲ。 因为在需要一个主将或独裁者的时候，只有上帝推选这样的一个人。 这专由摩西用上帝的名义来指挥（《申命记》第十四章第十五节）
，实际上挑选了基甸、参孙、撒母耳可为证明；由此我们可以总结曰，其余忠实的领袖是用同样的方法选择的，虽然这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导言既已说过，现在应该研究据此以组织政权的效果，并且看一看是否其果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守本分，统治者从不暴虐，被统治者从不背叛。那些运用或操政权的人，总是想法子用一种外衣以掩盖他们的强制的行动，让人看起来这种行动像是合法的。 让人民相信他们的行动其动机是善的。 若是他们是法律的唯一的解说的人，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因为显然这样他们就能有更多的自由，以实现其希求和欲望。 如果解释法律之权归于别人之手，或者法律的条文极其明白，没人会对于其意义有什么不明了之处，则操政权的人就不那么自由了。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解释法律完全操于利未人之手（《申命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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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章第五节）
，希伯来的首领做坏事的能力就大为减少了。从利未人这一方面说来，他们与政府无干。维持他们，重视他们，完全有赖于他们对信托于他们的法律有正确的解释。不但如此，每七年就把人民召集在一个地方，由高级祭司教授法律；并且，每个人都要极其仔细，极其透彻地连续阅读法律的书（《申命记》第二十一章第九节与第六章第七节）。
所以这些首领们若是想极其受人尊敬，为他们自身设想，就不得不按照设制的众所周知的法律，小心翼翼地处理事务，人民就会把这些首领认做上帝的王国的行政人员与上帝的代理人；首领们若不这样做，就逃不掉神谴。 对于首领们无羁勒的放纵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节制。 就是军队是由二十岁到六十岁的所有的公民，没有例外，组织而成的，而且首领们不能雇用任何外籍的人当兵。 我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君们可以仅借用钱雇用的军队来压制人民，而对于国君们再也没有比民兵的自由权更可怕的了。 这些民兵们用他们的勇敢、辛苦和热血把国家的自由和光荣建立了起来。 所以，当亚历山大第二次要和大力雅打仗的时候，听了巴米尼劝告的话之后，并没有责备给了这样的劝告的巴米尼，而责备了站在一边的包利柏商。 因为，正如柯提斯所说（第四章第十三节）
，在不久之前过于严厉地责备了巴米尼之后，他并没有敢再责备他。 马其顿人的他所惧怕的这种自由一直到他俘虏从军的数目超过了他自己的人民以后，他才克服了。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大发雷霆，他这种忿怒是前此由于国中首要人的自主所遏制而不得发的。通常的国家其君王惯于把胜利的全部光荣攫为己有。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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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民兵的这种自主能够约束这些君王，则对于希伯来的首领们就更是有效的。 这些首领的士兵其从事于争战，不是为一个君主的光荣，而是为上帝的光荣，是得到神的同意才去打仗的。我们也不要忘了希伯来的首领们其联合完全是由于宗教的羁勒。 因此之故，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违犯了神权，就会为其余的人以一个敌人对待他，合法地压服他。此外还有一种节制，就是怕有一个新的预言家兴起。 因为一个人其生活毫无疵瑕，能够用某些神迹证明他真是一个预言家，他事头上是已经得到了统制之权。 此统制之权，其授予于他是以上帝的名义单独启示于他的，与前此授与摩西一样；不是像首领们仅仅通过高级祭司的。 没有疑问，这样的一个人不引用被压迫的人民以为己助，并且用些无关重要的神迹使他们对于他所想望的都相信。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这个首领就可以及时准备；预言家须得他的认可，须受检查是否生活真是毫无疵瑕，是否预言家受天之命的神迹没有可议的余地。 而且，是否他要用主的名所说明的教义与大家认可的教旨以及国家的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