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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战略情报处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机关，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当争论开始的时候，战略情报局六个人中已经走了五个，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组织了。
杜鲁门总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在欧洲的大肆行动已经使情报部门的建立刻不容缓。他找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悉尼，索尔斯，希望他能出任中央情报总监。新成立的部门叫中央情报组，有2000多名情报官和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和卷宗。但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不但他们不知道，杜鲁门总统也不知道自己想从这个新建的情报部门得到些什么。表面上，中央情报组是个重要部门，可白宫没有给它任何指示。等于说，中央情报组就是一朵花，杜鲁门总统把它种上，并不是想用它，而是为了装饰。
在很多人看来这朵花唯一的作用就是每天会给杜鲁门送上一大堆两英尺高的电文。这些电文就是当日世界各地的简报，但就在这么多的简报中，被美国视为潜在对手的苏联的信息却寥寥无几。
事实上，自苏联成立以来，美国就对“红色恐惧”情有独钟。但是，美国只是在本土和他的同盟国对“红色恐怖”进行打击，并没有深入苏联内部。这当然要归罪于美国的谍报部门。到中央情报组成立时，美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只能通过现驻莫斯科大使馆、日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
1946年4月，史密斯拜访了斯大林。两人一见面，他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什么，俄罗斯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凝望远方，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用红笔信手涂鸦，画出几个不对称的心形和问号。他对史密斯的回答是，苏联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野心。同时，他谴责丘吉尔数周前在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斯大林说，俄罗斯对敌人很了解。
史密斯又问：“难道你真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来遏制俄罗斯？”
苏联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住期间，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他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实施大规模工业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强国。同时他也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对政界和军队中的大清洗而闻名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苏联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他扶植了东欧集团，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冷战中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
斯大林的回答是：“没错。”
史密斯再问：“俄罗斯打算走多远？”斯大林直盯着他说：“我们没打算走多远。”
史密斯虽然不知道俄罗斯到底能走多远，但他知道斯大林肯定会带领他的国家向前走。一年，苏联红军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了许多国家，在解放后，立即向这些国家输人革命意识，在史密斯与斯大林谈话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就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地区扎下了根。“红色恐怖”对美国人而言，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苏联的强大而日益增强恐怖气息。这就是美国情报机关必须要弄清楚或者说必须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央情报组能承当这个重任吗？
1946年6月10日，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成为第二任中央情报组的负责人。上任后，他立即把中央情报组的主要任务改成对苏联问题的密切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关于苏联的不知是真是假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俄罗斯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人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这些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杜鲁门与他的幕僚认为，想要让苏联停止挺进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红军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补给线。中央情报组参与进来，他们展开了冷战期间的第一场秘密行动。为了执行这个命令，范登堡只好把中央情报组的任务作了调整。1946年7月17日，他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去会见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两人阐述了范登堡的主张：中央情报组的原始概念应作变更，让它成为一个作战机关。
克拉克，克利福德认为在此非常时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于是，中央情报组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作战机关。同一天，范登堡亲自请战争部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悄悄拨了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
范登堡拿到这笔钱后，立即就命令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的艾拉·汉密尔顿中尉和托马斯·霍尔少校将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成反抗军。托马斯·霍尔少校本是战情局驻巴尔干的情报官，对罗马尼亚语知道一点。可汉密尔顿则在罗马尼亚语上简直是个白痴，他唯一的助手是才进人情报部门两年的一个年轻士官。在这位年轻士官的带领下，两人去见了罗马尼亚农民党的领袖，提出由美国人提供枪械、经费和情报秘密等支持。几个月后，中央情报组又在维也纳占领区建立了工作站。
但这一工作站只持续了半个月就被苏联情报机关和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找到了。在苏联人的拷打下，这些工作人员招出了中央情报组的计划。苏联人立即展开行动，粉碎了罗马尼亚反抗军主力。中央情报组在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纷纷逃跑。
从这件失败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中央情报组还无法承担与苏联人对抗的重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站长威斯纳跑回美国后，在国务院谋得一职。但这并不是他的理想，他希望美国情报机构以新的方法来作战，也就是师敌之长，以同样的技巧和同样的秘密行动与敌人对抗。
在威斯纳看来，当时的形势已经相当严重。苏联已牢牢地控制了巴尔干，受苏联共产党影响的左派游击队则在希腊山区对抗右翼王室。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粮食暴动，共产党政治人物呼吁发动全面罢工。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军队和间谍陆续撤走，在地图上留下一大片空白，让斯大林有了可乘之机。苏联的未口很大，试图吞并西方世界。而此时，西方的老大一英国已经日薄西山，无以为继。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和有责任承担起领导西方世界的重任。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之后这一指导思想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咨文阐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要接替英国，填补东地中海的真空；并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因而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下企图自由的民族”，即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命，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咨文初步阐述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丧失希腊，就会立刻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其影响将不仅是东方，还将殃及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要求国会立刻采取行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先天不足的人
美国人有着极强的责任心，特别是英国在1947年3月初停止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后，美国人的责任心被彻底激发出来。要知道，英国的撤出就预示着希腊每年要拿出2。5亿美元来用于反共。但是，希腊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说，英国的撤出，就表示希腊最终会落人苏联的势力范围。一旦希腊成为苏联的范围，那么整个西方就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了苏联人的眼前。杜鲁门总统几年来始终对“红色恐怖”没有深刻的认识，直到美国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望已经迅速滑落。为了挽救自己的声望，杜鲁门总统开始转移公众的视线。他决定想办法来拯救西方世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给他出主意说，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当今的美国最简单不过了。只需要发表演说，耸人听闻地把红色恐怖夸大，美国人在吓个半死之后就会积极支持您。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演讲，他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提出了警告。他夸大其词地说，除非美国展开海外反共行动，否则全世界都会面临浩劫。他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希腊问题。中央情报组给他的情报说，现在希腊正“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恐怖活动威胁”，美国必须投人数亿美元来稳住局势。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援助，“混乱势必扩及中东全区”，欧洲各国的绝望势必加深，黑暗势必降临西方世界。最后，他提出他想告诉大家的他的信条：“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意图征服（他们）的少数武装势力或外来压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杜鲁门主义。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美国的敌人攻击任何国家，就等于攻击美国。
但是，想要实现这一“世界警察”的身份，或者说，想把这一蛮不讲理的主义付诸实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杜鲁门虽然把数百万美元连同战舰、军人、枪械、弹药、汽油弹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希腊，但他还需要大量的间谍。于是，中央情报组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大批间谍涌人希腊。没过多久，希腊首府雅典就成为美国海外最具规模的情报据点之一。
此时的杜鲁门已经认识到了谍报工作的重要性。他给中央情报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海外从事反共活动。总统已经明令，间谍活动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那么，中央情报组这个小“单位”的被撤除也就指日可待了。1947年6月27日，国会某委员会举行秘密听证会，希望就在本年夏末正式成立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认为新成立的这个叫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位置应该属于艾伦·杜勒斯。此人是个极端的爱国者，1893年出生于纽约州沃特敦的望族，他的父亲是镇上长老教会的牧师，外祖父和舅父都曾当过美国的国务卿。他在一战期间并没有资历，能成为外交官，恐怕还是靠着显赫的家世。美国20世纪大萧条时期，他成了一名律师，后来在战略情报局的瑞士工作站担任主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使很多业内人士都记住了他。因为他的情报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美国的间谍大师。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眼神清澈明亮、笑声爽朗、和蔼可亲中带点顽皮狡黠的人，但能深入到他内心的人知道，他是个口是心非、野心勃勃的人，并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