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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个情节他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握着笔坐在那里发呆。 一旦心情高兴，他也会马上抹去这些不幸的事，他会一遍一遍地修改，让那个姑娘恢复视力，或者根本就没有失明。 但更多的时候，萨特小说中的英雄们所面临的困难都是无与伦比的。 为了找到这种无与伦比的困难，他把他们放到地球最边远的地方，让他们以生物学家或深海潜水员的身份出现在故事中，于是，萨特就可以制造出一系列吓人的东西来考验他的主人公了。 一条眼睛喷火的章鱼，一只重２０吨的甲鱼，一只会说话的大蜘蛛等等。萨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那么着迷于这类奇形怪状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少年萨特的心理折射，是他潜藏着对生命的厌倦，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变了形的阴郁，就像他夸大其词的幻想和压抑不住的残忍一样，反映了一个特殊处境的儿童对生命的特殊感受。 可惜的是这些手稿都遗失了，否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手稿更加清楚地透视到萨特的整个童年。
四、职业选择
无论是从必要的写作训练，还是从个人的自我认识来说，萨特的早期创作在他的一生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种写作中，萨特开始认识到他自己：只有写作才能充实他生命的空虚，只有创造才能填补他存在的虚无。 萨特自己后来对这段创作生活有一个总结：
“我几乎就是无，最多是一种无内容的活动，但那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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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一切。我要从游戏活动逃离出来。我还没有游戏，但我已经停止了游戏。 说谎者正是在他炮制谎言时发现他的真理的：我生来就是为了写作，在此之前，只有镜子游戏。 通过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意识到一个孩子走进了一间有镜子的大厅。我靠写作而存在，靠写作来逃避大人，但我只是为写作才存在的，如果我说‘我’，那就意味着‘写作的我’。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懂得快乐。这个出了名的孩子正在由他自己来安排他的私事。“
（《萨特自述》第９１页）
但一个孩子要想安排自己的事毕竟不是那么容易。 当萨特的文学创作倾向不断突出，想当作家的苗头不断明显时，他的外祖父出来说话了。 外祖父非常珍惜萨特的文学才华，但他生怕他亲爱的外孙真的去当作家。 外祖父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曾经非常喜欢韦尔莱纳的诗，身边收藏着韦尔莱纳的诗选。不过他总是忘不了韦尔莱纳醉得像猪一样的醉鬼模样，他曾经亲眼看见他醉醺醺地踅进一间酒吧。 那个情景给外祖父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使他对职业作家抱着终身的蔑视。他经常讽刺作家说，他们不过是一些贩卖奇迹的人，你出一个金币，他们就会向你出示月亮，你要是有五个法郎，他们就会向你供出一切内幕。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当着萨特的面严厉地问萨特的母亲：“要是他想吃笔墨饭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外祖父宣布要同萨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女人们都走开。 然后他把萨特搂在怀里说，他不反对萨特当一名作家的志愿，但他必须让萨特明白当作家的遭遇：文学填不饱人的肚皮，名作家也会饿死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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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萨特必须选一个第二职业——教书。因为教书既可饣胡口，又可保持与文学的联系。 外祖父为萨特描绘了未来的美妙前景：一面向学生讲文学，一面写几篇文学评论，也搞一点翻译和创作，以慰藉自己那颗偏狭而孤独的心灵。 还要写点关于希腊文教学的文章，外加几篇儿童心理学的论文。 在他死后，人们会在他的未发表的遗稿中发现一篇沉思大海的散文，一个独幕剧本，几篇讨论学术细节的论文，这些会足够出一本薄薄的集子，可以由他生前的学生负责编印。对萨特来说，写作从来就是一场自由的梦，而现在他却必须按照外祖父的严格程序来写作了，写作成了“练笔”。莫泊桑小时候，福楼拜曾经让他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观察一棵树，外祖父对萨特说。 萨特按照外祖父说的办法去观察，结果发现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游戏。他盯着家具仔细地看，但却看不出个什么名堂。 那是一把破旧的、包着天鹅绒的安乐椅，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再细致一点，椅子上面包着绿色细毛天鹅绒布，两只扶手，四只脚，一个靠背。 萨特在进行这种枯燥的观察时只好用未来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赞叹来安慰自己，他想象读者们会说，“观察得多仔细！多准确！真是棒极了！
那决不是随意虚构出来的啊！“但无论如何，萨特还是有一种失望感，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那种成为大作家必备的文学天赋，自己是受了外祖父的欺骗，误上了文学创作的贼船，以致被弄得痛苦不堪。 萨特感到，外祖父正是要用这种方法，来使萨特自己认识到文学可不是好玩的，来使他自己认清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文学天才。每当他感到才思枯竭，再也没有办法写下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深谋老算的外祖父在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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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地冷笑。但一种英雄主义的冲动在支撑着萨特，他渴望成名，渴望成为救世的游侠骑士。 对萨特来说，放弃写作，就等于是被抛回凡夫俗子的行列，那会让他感到极度的空虚。 他晚上恶梦不断：他梦见一个金发小姑娘需要他的拯救，而他却又无能为力。 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就像他那死去的妹妹薇薇，她用她那双真挚的眼睛镇静而自信地望着萨特，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 相反，萨特自己却很害怕，他说不出地爱她，但却又无能为力，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搂在怀中，却又一次次地失去了她……
萨特感到自己不能放弃作英雄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就是当作家。 他还看到，尽管很多作家都备尝艰辛，但只要他们活的时间足够长的话，总会在死前收到素不相识的人写给他的感谢信的，他的名字会传遍全世界，人们会用他的名字来为他们的街道命名，为发起募捐为他建造纪念碑。 萨特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幅画，画中表现的内容是纽约市民热烈欢迎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到来的场景。 狄更斯乘坐的船已经遥遥在望，码头上欢迎的人们都张大了嘴，挥舞着帽子。 那人山人海、群情沸腾的场面使萨特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知道文人要受到人们如此狂热的崇拜，就必须冒最大的风险，对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萨特执拗地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一名作家，而且永远是一名作家。 当有人问他长大了想干什么时，萨特总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作家。这种童年时代一心要成为一个名作家的冲动显然是萨特毕生写作的最原始动力。尽管他后来一再强调作家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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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性，强调作家为时代服务，但在他发愤要当一名作家时，却是以他自己要成为一个英雄，一个世人景仰的大骑士为动机的。 他后来强调作家必须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读者写作，而当他发愤当一名作家时，他却是目的明确地要为上帝写作。后一点显然是受了他那位虔信天主教的外祖父的影响。萨特自己曾经坦率地承认，在２０岁以前，他都相信他从外祖父那儿囫囵吞枣地接受来的观念，即“这个世界是魔鬼的猎场；唯一的得救之路就是：超然不受其自我的影响、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从一位遭遗弃的底层人物的好的方面出发，沉思一些不可能的观念。 因为如果没有既艰且险的锻炼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此这项工作便分配给了一批专家。 教士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并且用功过是非的可逆性来拯救人类：尘世间大大小小的野兽们有充分的闲暇去自相残杀，或者去经验那茫然而不是真实的实存，因为作家和艺术家为他们设计的是善和美。 为了把人类从兽性中拯救出来，只需要有下述两个条件：一是死亡了的教士的圣物——绘画、书籍、雕塑——应该保存在一些妥当的地方；二是至少有一名活着的教士去执行这项任务、去炮制圣物。”（《萨特自述》第１０７页）在萨特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后，他自然要把当年外祖父的这些话看成十足的蠢话，但在当时，这种把艺术视为形而上之物，视为对人类的拯救的观念，对萨特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支撑起了他继续当作家的信念。 把艺术与如此崇高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使写作这个十分晦气行当变得多少有了那么一点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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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美学视野
作为“神童”萨特，他十岁就拿起了创作的笔，而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萨特直到２２岁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墙》（１９３６年）。此后又隔了一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恶心》才得以问世。 而使他真正名扬四海的，则是他的《苍蝇》一剧的上演，和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出版，那又是在此后七个年头，即１９４３年的事了。“神童”萨特基本上是生活在他英雄主义的自我幻觉中，尽管他对写作无限热爱，一有机会就伏在桌上写了又写，但他的大作却谁也不欣赏，他在学校的作文不只一次地被学校的老师视为一个差等生的信笔涂鸦。 只有作家萨特才真正生活在世界上的，他凭着自己的货真价实的劳动成果，而不是母亲的宠爱，逐渐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十年辛苦，对萨特并不仅仅意味着语言文字上的艰苦训练，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脱胎换骨。 儿时的阅读，使萨特受到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文学传统教育，推动他去写作的动力，一方面是对现实的逃避，对一个天性敏感的独生子的孤独感的逃避，另一方面是对个人荣誉的追求。 这就是他的人生的意义，也是他的写作的意义。 但当他一步步地走向生活的时候，他感悟到的却是生命的空虚，是人生的无意义。他的《墙》和《恶心》就是以揭示了人生的这种存在处境而引起人们共鸣的。 萨特在直面人生的虚无中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自由，又从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奠定的自由观出发，开始了他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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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萨特已经有了近４０年创作经历和１０年发表作品史，他已经如愿以偿，成了他小时候所梦想的名作家。 世界上许多大型杂志都在介绍和讨论“存在主义”＇奇＋书＋网＇
，萨特由于他的《存在与虚无》这部巨著和他的一系列小说，成了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到巴黎的旅游者组成了朝圣的人流，纷纷前来参拜“花神”咖啡馆和“双猴”咖啡馆，人们以一睹存在主义的要人为快。《恶心》被译成了３０种不同的文字，从莫斯科的社会主义舞台到美国芝加哥的剧院，到处都在上演萨特的剧作。 罗马的电影界急着邀请他和西蒙。 波伏娃前去讨论《间隔》一剧改编成电影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也安排了萨特的讲演。１９４７年，萨特的荣誉已经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却要回过头来问自己：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写作？
就在这一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连载了他的重要美学和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什么是写作》，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