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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雨果等人则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纯洁性。 他们认为，只有杀贺德雷，才可使党不至犯机会主义错误而招至损失。 雨果因为对贺德雷的为人的敬重而迟迟未能动手，一再错过刺杀贺德雷的机会。 他想说服贺德雷坚持目的的纯洁，而贺德雷则坚持：为了实现纯洁的目的，必须弄脏我们的手。 雨果想与贺德雷讲和，这引起了雨果的上级和同事的不满。 有一次，雨果发现贺德雷与捷西卡——雨果的情人——拥抱在一起亲吻，他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贺德雷。 结果，他是因为情杀，而不是因为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才干掉了党的领导人贺德雷的。两年以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根据“国际”的精神，大家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应该为他恢复名誉。 因此，雨果必须宣布他刺杀贺德雷是出于情杀，而不是因为政治任务。 否则，雨果就将会因为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而遭到惩罚。 雨果终于认识到，他的同志们实际上与贺德雷是一样的，都是冷酷的征服者，只有他自己死抱着纯洁的理想不放。 他至今还是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不是当时由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杀死了贺德雷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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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羞愧。 他要坚持纯洁的理想，他不能与这些人同事了。 他不愿承认自己是情杀，也不愿接受一个同志的帮助逃命；他选择了让他的同志们处死。《肮脏的手》在巴黎安托万剧场上演后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从４月２日演到９月２０日观众仍是络绎不绝。 １１月，《肮脏的手》经改编在美国百老汇上演，也获得成功，成为百老汇经久不衰的剧目。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创作动机。他说，贺德雷代表革命现实主义，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义，他不愿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一出好戏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由于这出戏的敏感背景和其中的超然党派的视角，萨特尽管作了这样的解释，但他落入被人攻击的处境却几乎是必不可免的。 一些评论家认为萨特是“与外界隔绝的哲学家、令人作呕的作家、恶意中伤的剧作家和蛊惑民心的三流政客。”
《肮脏的手》提出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只要出于正确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它？萨特说他只提出问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不偏袒任何一方，至少在主观态度上他是诚恳的。如果说，在《肮脏的手》中，还容易给人一种他偏袒理想主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１９５２年他与加缪那场公开论战中，你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并不主张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理想主义。 当时，苏联的西伯利亚死亡集中营已经被揭露，十年中有７００万人在那儿失踪。 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和他的警察国家使法国共产党也对批评苏联的人保持沉默。 萨特的态度是，既谈论苏联的集中营，也不允许反共分子把这些用作反共的材料。 这种态度使只坚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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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原则的加缪老大地以为不然，终于导致了这对存在主义的伙伴由朋友间的分歧发展到公开的论战。 萨特在这场论战中声明的观点恰恰就是，考虑到苏联受到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处境，考虑到他们遭受的战争威胁，以及反共分子对集中营材料的大肆渲染和大加利用，像加缪那样去跟着指责苏联是没有好处的。问题只能历史地具体地看待，要参与历史，就有一个立场问题。 萨特在文章中对加缪说：“是的，加缪，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今天，我们的自由仅仅是自由选择为了自由的斗争。这种说法的奇特面貌只是表现了我从前历史的命运的奇特。您看，问题不在于将我们的同时代人关进牢笼，他们已在其中了；相反，是要我们与他们相结合，砸碎铁栏。因为我们也一样，加缪，我们也处于牢笼之中，如果您真的想阻止一场人民运动蜕变为暴政的话，……首先应该参加他们的战斗；如果想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道德应该接受许多东西。”
（《答加缪书》，《萨特研究》第３５页，第３９页）萨特指出，要想坚持抽象的原则，不走弯路，直接达到抽象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二、诺贝尔事件：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中国有句古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萨特其实就是一个哪里有不平就在哪里大鸣大放一番的“善鸣者”。
尽管萨特反对加缪不进入历史，但他自己的非党派立场还是使他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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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５０—６０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萨特坚决地站在反战争、反酷刑的法国人一边，与作为铁腕人物重新上台的戴高乐大唱对台戏。 萨特在报上公开发表反战讲话，并带头签名《１２１人宣言》，声明了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战争的立场。萨特等人的言行被政府视为动摇军心，煽动军人叛乱。 为此，他们可以被判处五年监禁。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９日，一颗炸弹在萨特的住处爆炸，在厅中炸开一个洞，幸亏没有伤到人，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恐怖组织安排的一次除掉萨特的暗杀活动。 萨特只好把他的母亲迁到另一个住处。戴高乐政府也在加紧行动。 发表《宣言》的《现代》杂志被搜查，宣言的签名者纷纷被捕入狱，并被受政府资助的剧院、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５００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呼“枪毙萨特！”
还有报纸以“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为题发表谴责萨特的社论。 当时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正在里约热内卢，法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萨特一踏上法国国土，就会立即被捕。 偏要对着干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还是回到法国，并请了律师，为被捕作了必要的安排。 警察局长到西蒙。 波伏娃的住处请候了他们，但当局没有动他们。 后来，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对已经被捕的人也没有再进行审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但萨特并不领情，１９６８年５月，法国青年与戴高乐的矛盾空前激化，爆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青年们认为戴高乐政权正在变成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他们占领了大学和工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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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大学生们占领并捣毁巴黎大学，宣称要把它办成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大学”。萨特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认为学生的行为是正确的。他和西蒙。 波伏娃都发表宣言，声明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团结一致。随着矛盾的步步升级，警察在学校当局的请求下开进了大学校园，实施清除“叛乱分子”。于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侵入了神圣的知识殿堂。 结果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了街垒，与警察发生了更剧烈的冲突。 由于警察的暴行，法国舆论转向对学生的同情。５月１３日，８０万巴黎市民在学生领袖、自由主义教员、工会领袖和左翼政治人物的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我们需要人民的政府！”在这场运动中，萨特始终站在青年反对者一边，连连发表文章，抨击戴高乐的独裁专制，指出戴高乐是一个“要求当国王的法国人”。
５月１７日有数百家大型企业被青年工人占领，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已经不受总工会和共产党的控制。５月２０日萨特到巴黎大学作讲演，他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讥讽总工会被学生们“未经批准的民主”吓坏了。 萨特演讲的大型阶梯教室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真让西蒙。 波伏娃和另外几个朋友们为萨特的安全捏了一把汗。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他在接受共产党的日报《国家晚报》的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把苏联人叫作“战犯”。
三个月后，他和西蒙。 波伏娃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为了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姿态冲着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坦克而来。 在《苍蝇》最后一幕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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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萨特应邀上台讲话，观众敦促他表明他的观点。 萨特直冲冲地说，他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他写《苍蝇》是为了鼓励法国人民进行抵抗，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感到很高兴。最能显示萨特不合时宜的作派和他职议者风格的，是他在１９６４年拒绝接受瑞典科学院颁发给他的诺贝尔奖金这件事。 萨特拒绝受奖的理由是，他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震旦报》刊发了一则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暗示萨特有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 萨特立即写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
萨特还在声明中补充说，他这样做，不应被理解为对瑞典科学院不够尊重。 这份声明经翻译后，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代表于１０月２２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可是没过多久，正当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记者们追踪而至，告诉他，他已经成为１９６４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萨特大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评委们会不顾他的拒绝态度，偏要把这个奖发给他。 于是，他只好又认真起草了一份声明，译成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并由法新社在法国散发。 这份声明说，他不要诺贝尔奖的“个人原因”是，他从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而其中的政治原因则是，在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不希望被打上属于任何一方的标记。萨特这一举动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他遭到的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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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痛骂。 有人说萨特是“不可救药的毁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
，有人说他拒绝领奖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还有使萨特痛苦的是许多穷人的来信，他们都看中了萨特可能得到的２５万克朗（６万美元）的奖金，他们给萨特说的话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吧！甚至在莫斯科方面，也传来了对萨特的不满，他们认为萨特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 当时苏联已经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清算。
三、超级审判：“罗素法庭”庭长
萨特自从积极介入社会活动以来，总是四面受敌，八方不讨好，主要是因为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无任何党派目的的职业抗议者。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有不公正、反人道的现象，他就会公开站出来抗议。 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见天日，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的作品也得以发表，卡夫卡也不再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颓废主义者了。就是在这段时间，萨特和苏联的关系相对密切起来。 他和西蒙。 波伏娃经常应邀到苏联访问，在那里度假。 但在１９６６年，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断然拒绝了访问苏联和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邀请，使他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