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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计！袁世凯的这一计策确实是滴水不露，无懈可击啊。”李大帅一边吸着烟一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这个老对手。他明明知道，袁世凯的立场已经明确，摆出了鸿门宴；双方根本就没有商谈的余地，可面对民众的压力，自己又无法拒绝。
“我看我们还是派出一员大将，先捅捅袁世凯的窗户纸，也让民众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李大帅将烟头按在了烟灰缸里。
李大帅经与众人商议后，决定派黎元洪前往北京。以慢制快先取缓兵之策。
向重庆发出第二封复电，电文指出：
北京袁大总统勋鉴：
从北方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黎元洪副总统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
在这封复电中他对自己是否赴渝，避而不答。
李大帅有自己的考虑，他决定先让黎元洪去北京，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卖什么药，然后再就他本人是否去北京作出决定。
关于中国的和平问题，李大帅预言说：“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东南的地盘，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列强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袁世凯有其合法地位，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东南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此时，李大帅力求避免内战，争取全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观点和倾向是十分明确的。
李大帅在这次重要会议上说：“现在情况是欧洲爆发，而且这场战争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可能。这，势必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中国现阶段需要一致对外，缓慢的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这样的路。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着欧战爆发，同时也是中国摆脱列强控制的机会出现，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
“当然，袁世凯企图消灭国民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但是眼下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他还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内战的决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及其军队也需要和平，为此，提出和平、民主、团结这个新的三大口号。”
“目前对北洋政府的批评，今后几个月要逐渐缓和下来。将来采取的原则是‘袁反我亦反，袁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现在需要与袁世凯面对面，举行直接谈判，不能拖了。并要尽快发表和平、民主、团结的宣言和纲领。”
会议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李大帅究竟去不去重庆的问题。
黎元洪说道：“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大家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要争取主动，迫袁世凯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李帅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袁世凯的阴谋也必须考虑。”
黎元洪的意见实际上还是不愿让李想去冒险。因为鄂区的主心骨只有一个，那就是李想。他黎元洪只是个打酱油的，去了北京，袁世凯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袁世凯自接连发出两电之后，也在紧张地注视着武汉方面的表态，根据他安插在武汉的密探的密报，袁世凯认为李疯子未必会答应来北京赴这个鸿门宴，李疯子一贯谨慎，眼下国共关系异常紧张，李疯子不可能来北京了。
为此，袁世凯十分自信地判定，李疯子根本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走上门来的，除非他真是个“疯子”。
但是，袁世凯的目的就在于为难李想，于是他借题发挥，决定穷追不舍，进一步发动和平攻势，将邀请李想赴京的调子再唱高一些。
袁世凯发出了精心设计的第三封邀请电，该电指出：武汉李想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黎元洪副总统来京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黎副总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行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进，特再驰电速驾！
……
第六百一十九章 邀请（二）
袁大总统步步紧逼，剑锋仍指着李大帅，对黎副总统的出马并不应战。
袁大总统在10日之内，给李大帅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袁世凯要和国民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李大帅“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袁大总统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李疯子不会来北京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李疯子真的不来北京，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国民党的头上，袁世凯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李疯子来了北京，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有实力主动对国民党实际的魁首“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李想，不管结果怎样，对北洋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有实力的一厢情愿罢了。
欧战刚刚开始，北京就给武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李想为首的鄂区国民党人的意料。
但是，袁世凯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李想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国民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袁世凯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李想不去北京谈判，有实力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国民党，对国民党是不利的。因为李想一直站在道义的至高点，凝聚着民心士气。
北洋军需要时间，国民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朱而典把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北洋袁世凯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袁世凯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国民党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对于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李想的判断是：
袁世凯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刚经过战乱而看到民国的成立，渴望和平的到来，以便重建家园。在国际上，参战欧战的各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那么袁世凯为什么一反常态地接二连三地给李想发电报要求和平谈判呢？其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精锐部队德械军师或半德械军师仍远在直隶、河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尚需时间。
对于这一点，有实力的英国盟友朱而典大使曾再清楚不过地作了说明，他说：“袁世凯的权力只及于北方一隅，中南和西北仍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着，江西战场的是失败，导致长江以南则连任何一种北洋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有实力甚至连再完全占领中原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中原，他就必须同国民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国民党人及英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完全控制中原。
袁世凯邀请李想赴京“共定大计”，其实质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随着欧战爆发，袁世凯为尽快恢复对全国的专制统治，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实现这一梦想。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袁世凯自以为可以通过内战，一举荡平中共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反革命力量，而且意外地抢到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桃子”，加上英国的承诺，这就使之觉得国民党无论如何无法同他比试，他可以在3—6个月内轻而易举地解决国民党问题。
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和平民主潮流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强烈，北洋内部反袁世凯，反内战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国统区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特别是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袁世凯的内战兵力远在北方难于短时间部署到位等客观事实，同其既定的“内战”方针相对立，这又使得袁世凯顾虑重重。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矛盾心理驱使袁世凯一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反革命策略。因此在重庆谈判开始，他曾确定。……政治上极度宽容，军事上不稍迁就的谈判方针。
此次，袁世凯邀请李想赴北京参加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企图利用和谈来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有利于嫁祸内战责任于国民党。如果李想不来重庆，就可以给国民党安上个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将战争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有实力自信李疯子本人是不敢冒险赴京的）；如果袁世凯真的冒险来了，就让给国民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剿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于赢得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如果李疯子赴京和谈，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的必需时间，而这些时间对于军力远远超出国民党军队的北洋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
朱而典决定飞往武汉，察看动静。行前同袁世凯密商道：“如果连我去都不能把李想请来，大总统便可以对外宣布，说国民党对和平没有诚意，应用军令、政令加以讨伐。但如果李想来了，那大总统千万要告诫部下，不得胡来。否则徒逞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的抨击，或者更使国民党和革命军愤激，那我们太不合算了。”
“你放心。”袁世凯道：“朱而典大使，我懂得。”
朱而典满意的点点头。
“如果李想肯来，”袁世凯想了一下，又道：“你一定要早点通知我们，以便我们早做准备。”
……
一架带有英军标志的飞机在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三镇的上空盘旋。
武汉的机场绝对是远东数一数二的规模，驾驶飞机的英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
英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
林动正好在机场，准备回江西。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外国人是朱而典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朱而典“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国民党的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
武汉，已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武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袁世凯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合法性。
中外记者们发现，国民党人在这片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
李大帅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
被北洋军御用报刊描绘成“匪首”的鄂区国民党领袖李想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拿破仑个子短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