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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对人们有意义的事物或与各种价值有关联的事物有关系。就存在一词的本义言之，价值不存在于任何心理的或精神的感官中，而是像道德公理一样与人们形成一种纽带关系。文化价值若不是事实上为所有人视为有效而被接受的话，便至少是由某些先知先觉者所设定的。文化科学对伴随着评价的精神现象不感兴趣，其唯一关心的是哪种价值由于何种历史现实而获得一种确定的结构，结束其无形式性与无名性，并成为有条理的。
①李凯尔特：《科学与历史》（普林斯顿，１９６２）
，第２５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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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一方式发现的历史秩序无论如何不是绝对的秩序。
李凯尔特有时虽也会谈到超历史的价值，但他实更关心“实际上被接受的价值，它们像海浪一样变化不定。”
世界呈现给经济的历史学家是一幅图景，呈现给法律的历史学家，或艺术的历史学家则是另一种面貌，没有哪一幅画面比任何其它画面更真实；也没有任何可能将它们捏在一起。但李凯尔特坚持认为这些不同价值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现的，因而具有客观性。
为此他区分了价值关联与评价。
“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学家和有意志的人相反，他不是搞实践的，而是搞理论的，因之他总是去表述而不是去评价，……历史并不是一门评价科学，而是一门与价值相联系的科学。”
①历史的个体是由给定的对象与既定的价值间的关系构成的，而不是由历史学家自己的评价构成的。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与价值评价的关系的思想，对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有重要的影响。
李凯尔特从价值观念角度解释历史—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放弃因果概念。他说，尽管有个体化的方法与价值的取向，历史仍得研究在一次性的个别的事件中存在着的因果关系。
在把历史视为文化，并力图加诸历史经验之流一种确定的结构，从而使对历史的认识成为可能的方面，齐美尔的工作可与李凯尔特相媲美。不同的是，李凯尔特关心的主要是历史认识的逻辑方法论，齐美尔则不仅提出了关于获取历史知识的方法，而且还有关于现实本身的结构问题。李凯尔特
①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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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５５３
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设定历史认识的对象是由研究者构成的。在李凯尔特看来，经验实在本身并无形式，是研究者运用不同的逻辑、方法、概念（最重要的方法即为一般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
加诸经验实在使之条理化。
齐美尔则假定，与自然不同，社会实在有其本身的秩序。因为社会是由自觉的行动者发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行动者必然会产生秩序。齐美尔认为社会是客观的统一体，不需要一个不在社会中的观察者，其目的是为了做出社会的统一来。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物的差别在于人们之间是沟通的、联合的与统一的，其统一性存在于理解中，爱的感情及共同的努力中，而自然物是彼此隔离的、孤立的，没有共享的东西。
形式概念是齐美尔哲学的枢轴。
形式是生命所创造的，藉以表达和实现自己，而形式就构成了文化。艺术作品、宗教、科学、技术、法律及无以数计的其他的事物都是文化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些形式浸透在生命之流里，为它提供内容与形式，自由与秩序。尽管这些形式源于生命过程，但由于本身独特的性质，它们不会时时随生命变化不定的节奏，如潮水般涨落、吞纳、浮沉，波峰浪谷地变幻着，不停息地分分合合。它们需要有确定的形态，一种逻辑的框格与本身的结构法则，这使它们逐渐远离精神的动力源，后者创造它们并使之独立。文化有历史，在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与固定的形式之间的一种持续的张力亦构成了文化的特征。齐美尔认为文化时时受到追求无限制变化的威胁，他重视形式的相对稳定性。
从狄尔泰到李凯尔特、齐美尔，我们正在走近一种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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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介绍的传统完全不同的社会知识。他们力求克服实证主义传统。实证主义在其猛烈的火力下的确受到了重创。但这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不是两种可通约的理论系统，原则上谁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战胜谁。我们在第十章里曾谈到，实证主义的第二阶段的发展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又趋活跃。
现在仍作为西方社会学的主要潮流在发挥着影响。实证主义的视野反映了世界的一个永恒的维度，仅此而言是无法超越的；当然，这种确定的观察角度，使其洞烛透视了世界的一面，也不免遮蔽了其它面，正像李凯尔特的价值取向说所说的那样，我们区分出某些客体与我们结成了有意义的关系，便把许多其它客体视为彼此可替代的而留在了背景中。
科学方法的递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发现新的视角，世界的新的维度。
所有这些意见对于德国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观点亦是同样适用的。
这些不同的理论范式既是互不相容，又是互相补充的，批评性建设性的对话对科学的进步无论如何是不可缺少的。
德国人文主义在批评实证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其自己的观点，也遇到了理论上的二难问题。
它最主要的假设有两个，一是理解的方法，这种方法较之自然科学的解释或说明的方法对社会人文科学更重要；二是文化概念。文化首先被认为是历史上各个特定共同体的财富，其次被看作是一种非物质形式的或价值的结构，是由有目的主体的行动所创造而保存的。但这两个假设，正如我们在狄尔泰等人的思想中所发现的那样，尚未能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阐释体系。因此不免会产生理论上的困难。一方面文化是客观精神领域，对个人而言是相对自发的；另一方面，个人的体验、主体的行动乃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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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经验实在，是一切客观化精神产物的源泉，这两个命题如何协调？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类困难。为了推进新的文化理论，就需解决心理主义问题，李凯尔特的努力可视为这一方面的尝试。
第二类困难产生于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试图依整体论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理解社会—文化世界；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样一种运动中的整体实在是无法理解的。尽管已经抛弃了自然科学提供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手段，历史科学的研究者仍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于是历史主义的学者采用了形式主义的框架，这实际上是默许历史经验之流中可有某种稳定的和结晶的东西。
也就是说，德国的人文主义哲学面临心理主义与文化论、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二难，必须着手解决文化的客观性质及相对稳定的秩序问题，这些问题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它必须与研究自然秩序的方法有所不同，但其科学性和精确性应当与之相同。李凯尔特以后的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正是与对这些问题的新的尝试联系在一起的。
１３４滕尼斯：A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ｓｃｈａｆｔ
膝尼斯是德国社会学学会的创始人，他的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ｓｃｈａｆｔ（１８７年，《共同体与社会》或《公社与社会》）
一书是德国社会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贡献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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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学的第一个大的综合体系。
膝尼斯博采众家，霍布斯的自然法、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马克思主义、摩尔根等进化论者的人类学研究、基尔克（Ｇｉｅｒｋ，１８４１—１９２１）的中世纪法研究等都是影响和启发他的思想来源，这形成了他的体系的恢宏阔大的综合特征。几乎当代的所有重要的学说都可在滕尼斯体系中发现一席之地。在这个体系中，实证主义、进化论与人文主义并存，心理主义与社会学主义，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并存，理论社会学与实用社会学并存。他对各家学说自然有所折衷，但他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是他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赢得的。他是第一个试图将英法的实证主义与德国思辨哲学、历史主义与生命哲学思想遗产加以综合的人，他部分突破了实证主义，为齐美尔、韦伯开辟了一条道路，较之狄尔泰的理论，滕尼斯提供了一条德国社会学发展的便捷之路。
他的旨趣集中在１９世纪社会学的两个主要问题上：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纽带、关系的性质；导致欧洲社会进入现时状况的发展的性质。他煞费苦心地锻造概念，力图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解体的先前共同体（或公社）的社会学问题，他推进了前人的研究。
（１）心理主义唯意志主义的社会观
意志概念在滕尼斯社会学中占有一个基础性的位置。他批评涂尔干，视社会为外在于人的强制力，他说，社会事实必须参考个人的态度来解释。他认为社会学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相互肯定的事实，“社会学考察这些特殊的、限定的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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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分析其各种动机，在这样从事研究时，对于相互肯定是更多地基于情感的动机还是更多地基于理智的动机这个差异问题必须特别关注。“
①相互肯定乃意志的裁断，是对别人行为的一种要求和肯定，“被期望的行为源于自由意志并且符合那些期望者的愿望与意志（利己的意志）”。
②滕尼斯甚至断言，“所谓社会的东西都是从人的意志中发生出来的，从相互联系的意向，即一种共处的意愿中产生出来的；我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深入到这种意志的本质中去。”
③
意志在滕尼斯这里成为最本质的现象，这是步叔本华之后尘。
但滕尼斯认为意志一定是属人的，且不必是非理性的。
一切社会关系皆可从进入这种关系的那些个人的意志中推出。这就是为什么滕尼斯站在１７世纪自然法学者一边的原故，但他批评后者将意志等同于合理的意志，即能清楚地区分行动的手段与其结果的理性。仅当存在希望社会存在的个人，我们才能谈论社会。社会实在存在的方式不同于自然实在，“各种关系与结合必须被认为只存在于人们的意志中，因为这些人就是其意志使之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只有在介入者的意识中才会直接显现出来。在这些关系与结合的实在性全然取决于结成关系的人们的心智状态的意义上，它们是思想的产物，贝克莱主教对整个外在世界所说的话完全可以用在
①《滕尼斯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芝加哥，１９７１）
，第２３８页。
②同上，第１３４页。
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