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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西方社会思想史
控制和监督，而下级亦有权向上级陈情与上述；（四）调节一个职位的行为的可以是技术性规则，也可以是法规。实施规则若要充分合理，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只有具备适当的技术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充当行政管理人员。一种理性组织的管理人员都是由典型的“官员”所组成的，不论这组织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还是其它性质的；（五）在这种理性组织中，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完全与生产或行政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官员、雇员及工人只是在履行职责时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拥有这些工具。官员有义务汇报与说明其对财物的使用情况，进而组织的财产与官员的私产相分离，办公场所与生活场所相分离；（六）在这种理性组织中，官员的职权有明确的划分，不能越俎代庖。为保证管理行为的完全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必须各守其位，各尽其责；（七）一切管理的行动、决议和规章均须用书面形式表述和记录，即便是在口头讨论中也应如此；这一原则至少适用于预备性的讨论与提议，最后的决议及所有类型的法令与规章。书面文件与行政功能的持续不断的操作的结合构成“职位”
一词的内涵，这是现代各种法人组织行动的主要特点；（八）
法理统治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科层制（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是其主要的理想型。
①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符合法理型的行政管理制度。科层制是由“官员”组成的，他们的任命及行动依据下列标准：
①参阅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第３３０—３３１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６２９—６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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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７１４
“（１）他们有个人自由，仅仅听命于非人格的公务上的职责；（２）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位等级组织起来；（３）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职责权限；（４）职责依自由的协议而产生，原则上是一种自由的选择；（５）职位的候选人是按其专业的熟练程度挑选的。在最合理的情况下，专业资格是通过考试来测定或由专业训练机构颁发的文凭来保证，或两者兼而有之。
官员经由任命而非选举产生；（６）
官员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获得养老金；（７）把自己的公务看作是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现职职业；（８）有一个‘晋升’的制度，或根据资历，或根据成就，或两者兼有。晋升取决于上级的裁断；（９）官员的工作完全与行政管理手段的所有权相分离，不能利用职位挪用公物；（１０）
服从严格的制度化纪律并控制自己的管理行为。“
①科层制是一种以工具—目标合理性为取向，讲究效率与功利的管理组织。随着构成现代经济支柱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及其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解除魔术”的世俗化过程的彻底完成，必然导致科层化的更大发展。在韦伯看来，科层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它正是世界历史理性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不仅国家、法律领域如此，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党、企业、群体、社团、大学、教会、军队等，无一不被科层化了。尽管韦伯本意竭力反对这种技术至上、效率功利至上的做法，但他不得不承认科层化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要想实施连续不断的行政
①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６３０页—６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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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不以官员办理公务的方式进行，不啻是一种幻想。在行政管理领域，要么科层制，要么外行作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科层制组织方式在技术上优于其它方式，它是大规模计划和资源利用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通过科层制，国家才能调动和集中政治权力，才能动员起经济力量，也才能促进资源使用的合理高效与节约，促进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科层制组织形式高于其它各种管理形式，一如现代机器生产高于手工生产方式。
但是，人类也为科层制带来的进步付出了代价。首先科层制导致它的非人化。一切行为及计划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适应性越是得到充分的实现，科层制就越是使自己非人化，它从公务中排除爱憎等各种纯粹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人们要做出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就必须加入一个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在那里他们占有一个整体所要求的功能位置，他们必须牺牲个人的偏好，全心致力于系统的目标。组织是一种个人必须无条件适应（而不是相反）的巨大的异在。科层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但合理化的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怪物，它把自己的制造者非人化了。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极为接近。但马克思认为异化只是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联在一起的，共产主义将必定超越这一异化。韦伯不相信人类能从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位如何，科层化理性都不能不继续有所发展。合理组织生产以达到用最低的成本从事生产的必要性，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中还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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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层制既是西方社会合理化民主化过程的产物，它的发展却又产生和加强了反民主的趋势。一方面，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分权结构；但另一方面，进步导致了科层组织的高度集权和官僚的独裁，以至于科层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的权力来源。为了把握韦伯这一吊诡的命题，让我们先来简述一下韦伯的权力及社会分层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者用经济利益与阶级结构解释权力的观点有所不同，韦伯认为在一个利益冲突、变动不居的开放社会中，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及政治组织都不只是经济利益的从属的派生现象，而是对现代多元分层结构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积极的独立因素。
产生权力的来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分层的结构，对韦伯来说意味着存在着阶级、身份集团、和政党等多重结构因素。
韦伯认为，阶级结构当然是重要的权力来源，同时阶级的划分，显然与财产（经济利益）紧密相关。
，财产之有无，“是一切阶级地位的基本范畴”。但他反对把阶级地位仅仅归结为财产地位。他还认为，阶级地位是按向市场提供的服务类型加以划分的，也就是说，技艺也可以成为一种产生内部等级差别的财产。市场结构中的“机会”对于个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此韦伯强调“阶级地位”与“市场地位”的密切关系，在“有产阶级”之外，又划分出一个“获取阶级”
，后者是因向市场提供服务从而享有特殊地位的人，如企业家、金融家，及其它自由职业者。
身份集团是韦伯提出的分层理论的又一个新概念。韦伯说：“我们可以用‘身份状况’来指陈个人生活命运的每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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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方面，它是由社会对个人名望的一定的褒贬评价所决定的……声望不必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相反，一般说来它与赤裸裸的财富权利的主张是对立的“。
①如果说阶级地位是市场、经济因素所决定的，那么声望地位则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与此相联系的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给期望成为一特定身份集团中的成员的任何人打上了区分性的标记。
“人们可以说，‘阶级’分层是根据它同商品生产和商品获取的关系，而‘身份集团’分层则是根据它的特殊‘生活方式’所体现的商品消费原则”。
②
最后，韦伯提出了社会分层的政党的理论，以作为权力的又一个独立根源。他说：“在任何个别情况下，政党可以代表由‘阶级地位’或‘身份地位’所决定的各种利益，从而获得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支持。但它们需要的既非清一色的‘阶级’的政党，也非清一色的‘身份集团’的政党，而往往一个都不是”。
③韦伯的这个多元分层理论是以假设存在一个多元利益的市民社会为前提的，因而权力是市民社会利益分配的反映，同时权力、分层等不能同经济因素混为一谈，确切地说，现代社会结构至少存在三个层面，经济的层面（阶级）
，文化的层面（身份集团〉，与政治的层面（政党）。相对于这三个层面至少有三个独立的权力来源。
①格恩、米尔斯编《韦伯社会学文选》第１８６—１８７页，参阅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②同上。
③《韦伯社会学文选》，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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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韦伯认为，现代分权的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科层民主制度。一切组织，从工厂、学校、政党、军队到基金会、社会团体，无不建立在技术的效率取向和法律—合理的权威的基础上，管理者完全同财产所有权相分离，劳动同劳动资料相分离。这一合理化过程日益加剧官僚制的集权化以及少数对多数的统治，从而使市民社会这一独立的、多元而有活力的结构名存实亡。尽管韦伯并不同情古典的民主理论，但他对祛除巫魅却落入没有灵魂和心肝的专家统治的前景，更是深感失望，尽管他希望能有奇里斯马式的领袖，靠他超凡的个人魅力来把广大群众引入现代社会，遏制科层化的不良发展，但他对人类的前景是悲观的，在他看来，等待人类的是“铁的牢笼”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
也没人知道。
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①
没有人怀疑韦伯在现代社会学中的无与伦比的地位。科塞甚至认为，可以将社会学划分成前韦伯时期和后韦伯时期。
这使我们想起了葛尼斯堡的哲人康德，近代哲学汇集到康德，遂有一伟大的综合，康德问题又构成了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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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源头。
韦伯在社会学历史中的地位大体相仿。
实证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汇集到韦伯理论中，都有所折衷，有所扬弃，有所充实和提高。韦伯思想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