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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1908年经广东革命先驱、陆军小学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1920年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在该师第四团任营长。邓铿被刺，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政变，其干将叶举路过肇庆，逼邓铿的基本部队粤军第一师将领饮鸡血之盟，对陈炯明效忠。第一师中有三位将领起兵反抗：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
粤军第一师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即北伐中著名的“铁军”。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即在“铁军”中产生。
但在反共问题上，陈济棠是不含糊的。
1927年他在苏联考察，听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立即回国。到南京先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的意见，后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共报告，称“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薛岳、徐景唐等率师驰赴潮汕阻击。陈部属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求起义军主力决战。28日，陈济棠率部与叶挺、贺龙部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遭遇，激战三昼夜，使起义军伤亡两千余人，无力再战被迫退出战斗。
陈济棠善战。
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又有人称“小诸葛”白崇禧指挥，连蒋军都惧其三分。北伐中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人称为“铁军”，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听到后，便自称“钢军”。其眼中之无物，可见一斑。
但这支“钢军”却在后来的冲突中，三败于陈济棠之手。
第一次是蒋桂战争之后，退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倾全广西之兵，进攻广东；粤军徐景唐率第五军在广东起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一部兵力牵制徐景唐，集中主力于花县向桂军全力进击。李、白战败，被陈济棠一直追入广西。
第二次是同年12月李宗仁、张发奎联合进攻广东。陈济棠在蒋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援助下，予张部以重创，使其部队损失2/3，被迫后撤。李宗仁的第八路军见张军溃败，便全线后撤，想固守梧州。陈济棠驱军直追，以海军抢先占领梧州，又在梧州设立总指挥部，亲自坐镇，指挥所部向广西腹地进攻，占领浔江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黄绍竑部也被陈济棠予以重创。
第三次是中原大战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为策应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率全军北上作战。陈济棠在张桂联军占领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之后，指挥粤军突然出动，攻占桂军战略后方之重地衡阳。衡阳被占，桂军首尾不能兼顾，怕被拦腰斩断，遂回师返攻衡阳。衡阳之战，双方皆倾其精锐，战况空前惨烈，桂军遗尸遍野。陈济棠在何键部的支援下，采取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战术，将张桂联军全线击溃，毙伤和俘虏其一万两千余人。
此战之后，李宗仁万分痛心地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于是陈济棠作战的实力，连蒋介石也刮目相看。
但他再反共、再善战，蒋也总拿他当一颗棋子。
陈济棠之前是李济深主粤。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政治上属于粤系，但私人感情中却偏向桂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但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系兵力。两广密切配合，使蒋无法插手。蒋介石当时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从派系甚多的广东内部找出一颗棋子打入其间，拆散粤桂联盟。这颗棋子就是陈济棠。
1929年蒋桂战争中，蒋介石用他取代了李济深，再用他三败桂系，一时间粤桂联盟真是土崩瓦解。
以陈济棠为棋子的蒋介石崇尚曾国藩。27岁那年，蒋在上海阅《曾文正公集》，竟至两目成疾，从此对曾国藩书爱不释手。为蒋撰写年谱的毛思诚说，蒋“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柢也”。
蒋介石学曾国藩，陈济棠却敬洪秀全。他从小笃信阴阳命相，曾用高价购买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亲的骸骨，说是出天子的圣地。他后来还专门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名为述职，实则看蒋的相格气运，甚至去了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陈维周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
蒋不知道他这颗棋子竟派人相过他的祖坟，而且还想当天王。
想当天王的陈济棠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时，成绩却是最后一名。操正步更是他一大难关，老操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毕业庆典时，同学们都向成绩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认为他前途远大。梁也十分得意，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伯南以外。”伯南是陈济棠的字。旁边有人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喝得醉醺醺的梁安邦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陈只有在一旁面红耳赤，默不做声。
陆军小学最后一名的陈济棠，后来却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第一名梁安邦真的给他捧了8年靴——直到陈济棠下台，一直在他手下做交通团长。
陈济棠就是以这种极具韧性而且捉摸不定的特性，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坛的。
他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能够取代李济深，因为他拥蒋反桂，比李亲蒋。他靠蒋取得了“南天王”的地位，作为对蒋的回报，也在蒋历次反桂系战争中出力不小，便使粤桂从此分家。
但靠蒋介石搞掉了别人的人，最怕蒋用别人再来搞掉自己。粤桂联盟拆散了，但宁粤关系并未多一分亲近。从陈济棠上台第一天起，他与蒋之间那种深层次的不信任和提防，便出现了。
红军和蒋军，一直是陈济棠长期畏惧的力量。
他主粤8年，与北面的江西中央苏区就对峙了6年。对红军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他考虑得最多、也最细。从第一次“围剿”始，他就看出蒋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如果不参加“围剿”，又会失去蒋的军饷军械，也会给蒋以借口，兴问罪之师。陈济棠最后确定的原则是：可以派兵入赣，但不能被战事纠缠，弄得难于摆脱；尤其不能在与红军作战之机，让蒋军乘虚袭取广东。
1932年2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围攻赣州，守城之滇军马崑旅一再告急求救。在蒋介石连电督促下，陈济棠不情愿地派粤军范德星旅驰援。范旅到达新城，即遭红军打援部队林彪的红四军伏击，损失两个营。而乘红四军主力集中城南防范粤敌之机，陈诚命其主力第十一师长途奔袭，从北面突破拦截。进入赣州。
赣州解围，陈诚名声大振。陈济棠损失的两个营，却成了吸引红军主力鱼钩上的诱饵。
此后陈济棠便对部属谆谆交代，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搞第五次“围剿”，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具体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
对陈济棠来说，要阻止其“向南发展”的，不光是红军，还有蒋军。
他采用了两面做法。
首先给蒋介石做出个样子。1934年4月中旬，粤军进占筠门岭。虽然筠门岭只是一座空城，红军已经事先撤离，但陈济棠大肆宣扬，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并赏洋5万元劳军，然后命陈部为配合北线蒋军攻打广昌，直捣会昌。
心事重重的陈济棠没有“直捣会昌”，而是请来了过去的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主将白崇禧。
两广之间多次血战，但在防共防蒋问题上，两广又同病相怜。白崇禧应邀马不停蹄地走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县，最后到达筠门岭。从赣南回来后，陈济棠召集军参谋长以上军事首长会议，听取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略微沉默，不紧不慢地说道：“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对红军的包围圈逐步缩小。这种战略，已收到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日见缩小以致失败的危险。如果要谋生路，就必然作战略性的转移。共产党转移的出路将在何处，这是个关键问题。”
桂军主将一席开场白，便立即攥住了在场粤军将领们的神经中枢。
白崇禧平日话语并不见多，但长于分析。一旦进入某种他潜心琢磨与思考的角色，便会设身反谋，易地而思，其思绪也会变成一条江河，从口中滔滔不绝地汹涌而出。
他继续说下去：
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重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情报，近日在古陂一带，每隔十日左右，就发现共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用望远镜侦察地形，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估计当在秋冬之间，因为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就地取粮。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在此之前，红军将实行战略转移的迹象，陈济棠也觉察到了，否则他不会请白崇禧来。但白这一席精到的分析，无疑在这些高级将领面前，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红军可能转移的方向和时间。
尤其对红军转移时间的判断，今天查遍史料，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之中，也确实没有一人像这位“小诸葛”算计得这样精确。
国民党之失败，绝非败于智商，却有一个高于智商的因素：平衡。
蒋介石想压红军入粤，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身就是北重南轻。北面蒋介石先后集中了50多个师（东路军14个师又1个旅，北路军34个师又2个旅2个支队5个团，西路军9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11个师又1个旅），明显要把红军压入粤境陈济棠的地盘。现在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陈济棠来说，重大危机即将来临。
7年前与南昌起义部队在汤坑一战，一直令陈济棠印象深刻。当时双方为争夺一块高地互相投掷手榴弹，你扔过来，我甩过去，谁也不退。第三天黄昏，双方同时撤退，都付出了伤亡数千人的代价。
现在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强于当时。十万红军倾巢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广东数年之经营成果必然灰飞烟灭，毁于一旦。
陈济棠采取了其后数十年秘而不宣的行动。进占筠门岭后，他立即停止交战行动，开始寻觅建立与红军的直接联系。
1934年7月，中央红军同陈济棠部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
9月，国民党北路军、东路军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逼近。白崇禧估算红军行动的“秋冬之间”已在眼前。陈济棠派出一个被称为“李君”的代表，直赴苏区面见朱德，要求举行秘密谈判。
红军正在寻找战略转移的突破口。朱德立即给陈济棠复信。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第三军第八师师长黄质文、第三军独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