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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
1934年冬，兼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在湘江给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1935年春，改任“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官……
声明中的这句话最叫刘建绪心痛：“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作为一个跟随蒋介石“围剿”红军多年的战将，他对自身又何尝不感到“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声明发表后，中共方面电邀诸委员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签了字的刘建绪却未去，用同样未去的李默庵的话说就是：与共军作战多年，国内主要战斗均皆参加，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迹近投诚，混迹其间，有何意味。
那份声明说：“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但刘建绪留在了香港，没有回大陆。
不久，哪怕过着闭门不出的隐居生活，香港也留不住了。他们被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开除了党籍，又遭台湾的蒋介石通缉。9月19日，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多年的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刘建绪等大受震动，一月数惊，惶惶不安。港方通知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最好离港，免遭不测。
香港待不下去了，但仍然不去大陆。
黄埔一期，最先占领红都瑞金的李默庵去了阿根廷。
保定三期，在湘江几陷红军于绝境的刘建绪则去了巴西。
离港之前，他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申请出国护照，台湾方面要他更正列名通电之事，他照办了，声明：“将信奉三民主义终生，反共到底！”
拿到护照的刘建绪，内心那种无绪与失衡，恐怕是局外人永远难以会意的。
他在巴西自办了一个小农庄，除读书看报纸外，也干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晚年常抒发思乡之情，托人打听家乡的音讯。
1978年3月，当新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之时，这位不得归的湘军宿将病逝于外域。
刘建绪最后留有遗嘱，望其子女有一日能将其遗骨移葬醴陵。
那是当初他跟着何键游击起家的故乡。
相较之下，唐生智的得意门生、何键的长门女婿、刘建绪的得力干将李觉最为幸运。他参加了湖南起义，解放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任职，后调全国政协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李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晚年与其夫人何玫过着安静舒适的生活。
但他也有埋藏在内心的苦衷，而且所埋甚深。
为文史资料写回忆文章，李觉从来不提及湘江战斗。实在回避不过了，便说当时部队“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第十九师到达永州时，中央红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
永州距全州二百余里。李觉说他是在二百多里外眼看红军突过湘江防线的。后来薛岳率中央军过河猛追，“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
写到这里，他本人肯定也松了一口气。
李觉利用了他的十九师留在何键身边，未赶到全州前线这一空当。十九师未上前线，师长李觉却上了前线这一事实，他始终不愿坦白出来。
因为李觉这样写，一些政协委员们便都采用了他的说法。当年薛岳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李以劻也说：“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尚在零陵至全州黄沙河途中，未及赶到”，于是李觉任师长的十九师未及赶到就成了李觉本人未及赶到，指挥全州觉山战斗的便成了十六师师长章亮基，李觉悄悄地从那场打得天昏地暗的血战中脱身出来，未参加湘江战斗的说法几成定论。
不是不可以理解。有些实话，特别是对红军主力一军团造成那样大的伤害，以他一个起义将领的身份要全讲出来，也委实太难。
让李觉露出马脚的，还是国民党。
据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记载，全州堵截战的具体部署是：
本路（追剿军第一路）军，以李代保安司令觉指挥第十六师全部、补充总队4个团，陈子贤旅（欠1团）及山炮1门，步兵炮2门，除以1团固守寨墟相机出剿外，余由全县附近及飞鸾桥、小水洞一带，沿全兴公路西进，向匪攻剿。
11月29日记载：
本师奉李代保安司令命令：除以一团仍固守寨墟相机出击外，其余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于29日晨，分由飞鸾桥、小水洞出发，向全兴公路攻剿前进。李代保安司令率补充各团及陈旅（欠一团），在本师后跟进策应。
11月30日记载：
师长（章亮基）指挥第四十六旅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沿全兴公路向沙子包、觉山一带攻剿。我李代司令仍率补充团沿公路跟进策应，并令陈子贤旅（欠一团）向漓水公路间地区搜剿前进，掩护我左侧安全。……我各部与匪相互冲锋肉搏，战斗至为惨烈。正激战间，李代司令率补充团赶到，遂派兵一部向匪右侧急袭，我空军同时向匪轰炸。迨至酉刻，我各部官兵虽伤亡甚众，而战益奋勇。
12月1日记载：
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铺、白沙铺攻剿。
……
还有什么可说的？李觉不仅全过程参加，而且全过程指挥了湘江战斗。不是“士气不高，行动缓慢”，而是士气颇高，行动颇速。
被国民党资料披露的这些事实，其实仍然鲜有人知道。这些资料夹在当年若干个战斗报告之中，翻出来也像大海捞针。而且语言枯燥又公式化，还多是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术语，描述的更是今人完全陌生的事情。所以出版社把这些国民党的资料凑在一起也不为赚钱，用很差的纸张印刷、很小的印数出版就完成任务了；不指望个人购买，只拿去做图书馆的收藏。
正因如此，今天在这里讲的，其实仍然是李觉的秘密。
我们在小范围内揭开这个秘密，不是想让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李觉不得安宁，而是想说明矛盾的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相信李觉对真情的隐瞒可以获得后人的理解。
单纯从军事上讲，李觉率领的湘军十六师、补充总队一、二、三、四团等部11个团向红一军团5个团进攻，兵力优势不是很大；其中4个补充团皆是湘军的地方团队，装备、训练也并非很好。指挥这样一支部队，对红军主力一军团的正面攻击如此凶猛顽强、两翼穿插如此大胆果断，造成一军团这支红军头等主力部队前所未有的窘境。今天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当年想用烧热的老姜烫出胡须的学生官，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造诣。而对擅长野战、擅长在运动变化中灭敌的林彪来说，搞要点固守，恰恰正为其短。
但从政治上看，如此穷凶极恶地阻挡代表中国未来的红色铁流前进，就属于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了。
在中国，政治高于一切。
所以李觉即使参加湖南起义当上了政协委员、即使粉碎了“四人帮”落实了政策、即使到1987年临终去世，也不敢承认他年轻气盛时在湘江那次趾高气昂的作战。
他参加湖南起义，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雷霆万钧般南下的压力下的明智抉择。当年粤军师长李汉魂不知道林彪曾经是他手下的连长；率领四野摧枯拉朽的林彪，也不知道在他面前起义的湖南将领中，有个在湘江几乎抄了他军团部的李觉。
冲过湘江，红军脱离了迫在眉睫的危险。
前面是新的漫漫之途。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作《十六字令》三首。因行军作战匆忙，只标明1934…1935年，无具体日期了。从心情看，从实情看，词中的“山”，描写的很可能就是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进入西延山脉的心情：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第九章 烈火真金
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将领与将领的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陈毅向真理低头，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孔荷宠没有龚楚幸运，却幸运地早早结束了吞噬灵魂的痛苦。
一、嬗变（二）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万党员。新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本人申请，组织核准为发展对象，然后检验申请人平时表现，入党动机，申请人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认识；对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然后是上级组织发公函对家庭情况外调，支部大会审议，介绍人谈被介绍人基本情况和培养过程，支部大会讨论，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组织手续，把好关，组织部门编写了一本又一本发展新党员的说明。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咱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止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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