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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就需要些勇气。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
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取更大的机动。
但承认事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但所有意义，都是执行后才能显现的。执行之前，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议。16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在17日完成北盘江架设浮桥任务，并开始分左、右两路纵队渡江。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北盘江，连克县城数座，打开入滇通路。
4月24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入云南。
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
4月25日，进入云南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在白水、曲靖地区作战的命令：“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向前线指挥员发出指示：
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内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一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指示中三次提到“决战”，两次提到“坚决执行”，两次提到“紧急关头”。
从这份已经不为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围绕立足点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觉出来上上下下对长期找不到立足点、无根据地作战的焦灼。
这份指示无法落实。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
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月25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
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一封既非常重要、又相当大胆的电报。中央刚刚发出指示要前线指挥员不要争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林、聂就来电讲“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与中央的两种设想唱对台戏。“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一句话内三个“应”，又颇有不敬之感。
电报没有立即发生作用。
但林、聂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条红军后来实际采取的路线。
晚一天，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
新三人团还在考虑。
毛泽东还在考虑。
4月26日，红军一军团、五军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亡三百多人；27日，追敌与三军团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15时，红军放弃白水。
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
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滇东决战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自江西出发就不断在寻找北上途径。一直走到西南边陲，终于找到北上之途。
虽然中革军委4月29日电报中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的根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江地点不一样，其次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后来的入川却是从更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轻敌，选定的渡江地点恰是川敌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前者没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
第十二章 大渡桥横铁索寒
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记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6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滔滔金沙江，军神刘伯承
4月29日，按照中革军委的万万火急电报《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红军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疾进。
蒋介石迅速发现了红军的意图。
在贵阳得知红军刚刚抵近昆明又转向西北，蒋介石就判定红军真正意图在北渡金沙江。他即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又电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同时命令空军每天派飞机在金沙江各渡口侦察，力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下，穿行在深山狭谷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川军刘文辉为阻止红军渡江，把船只都掳往北岸，并控制了北岸渡口。
意图已经被蒋发现。若不能掌握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又入险境。
金沙江成为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
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渡方向渡江；
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
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从皎平渡方向渡江。
大军奔驰，风驰电掣。各军团都在创造自己急行军的速度。
一军团先向昆明虚张声势，完成佯攻任务后，调头北上，5月4日赶到龙街渡。
三军团分两路，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向金沙江疾进，5月4日抵达洪门渡。
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三营作为先遣队，一昼夜行军一百多公里，5月4日占领皎平渡。
5月4日的三处行动却只有一处成功。
一军团首先受挫。一师一团以急行军抢占龙街渡口，渡船已被敌人拉到对岸烧掉了。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弄来一些门板，用绳拴住从上游一块挨一块往水里放，由于水流太急，架到江面的三分之一便无法继续进行。又用骡子拉着铁丝过河，也因江水急，骡子游到一半，转个圈又回来了。
整整两天，毫无进展。
一军团最先向军委建议过江，结果自己却过不了江。林彪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一师师长李聚奎开口刚想汇报，被他一下打断，说：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一师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结果，李聚奎正着急，见上级根本不听他讲情况，顿时也火冒三丈，也不管什么军团长不军团长了，大声说：
“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师政委急得在旁边直拉李聚奎衣角也拉不住。
林彪大怒，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起来。
颇有儒将之风的林彪在长征中急过两次。一次是抢渡湘江，半夜向中革军委发出必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紧急电报；一次是抢渡金沙江，大骂一师师长李聚奎。
彭德怀发起脾气来爱骂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揭发说，三军团干部几乎都挨过彭德怀的骂。黄克诚、杨勇、张爱萍、彭绍辉、李天佑……都不例外，很难找出没有挨过他骂的干部。
战争年代，军情如火。军令如山。胜败瞬间，性命关天。所以人们能够容忍指挥员的发火骂人。
某次军情紧急，彭德怀和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路小跑亲往前线指挥。警卫员挥三角小红旗在前面开路，一名战士太疲乏，坐在路上不让。彭德怀急了，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
战士跳起来，看也没看，照彭德怀当胸就是两拳。
战士打了军团长，这还了得！传令排长把人捆到彭德怀面前，要求从严发落。
彭德怀一挥手：“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眼含热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一礼，转身去追赶部队。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