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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0万余人。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虽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只有1个旅团、2个联队和炮兵、骑兵等部队。而且分布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秦皇岛、山海关之北宁线上。
野心与兵力是一对矛盾。军队与军队也是一对矛盾。
驻屯军嫌兵力少，想入关的关东军同样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后，也不得不决定改用政治手段谋取华北。关东军要介入华北，驻屯军心情矛盾。它视华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想一手独揽，不让关东军从中插手。所以当关东军决定派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活动时，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不客气地表示拒绝。谁实力强谁就嗓门大。这条定律在日本军队里照样管用。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蛮横地坚持说：“由天津司令官负责建立新政权是妥当的，但其中应包括关东军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希望“借给”了驻屯军。
土肥原不负关东军之望。如果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那么土肥原贤二就是华北汉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拼凑旧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图打乱北方政局，为日本势力渗入创造条件。他先后拼凑段（祺瑞）、吴（佩孚）携手和段（祺瑞）、溥（仪）联合，后来被日本收买的石友三，抗战不力、暗中通敌的韩复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贤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
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真正做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国历史上一直充满这种深奥莫测令人难解的哑谜。
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孙传芳。他大斥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壮举报国，结果却被人义举报父。11月13日，这位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剑翘暗杀。剑翘之举是为父报仇。其父施从滨1925年11月被孙俘虏斩首。
施从滨之女要尽孝，孙传芳便不能为国尽忠了。
中国自古忠孝不可两全。
老北洋军阀难以拉动，土肥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获，就是成功地鼓动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
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于是日本称这个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撕破脸面的事向来不用土肥原出面。脸面撕破之后，他出来打圆场了。
史料记载：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其实史料就是史料。我们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史实的成分过少。宋哲元抵制币制改革的计划本是史实，仅把其动机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谁人之全呢？
中国不知有多少令人遗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谈个人动机，回避动机中的一己私利，结果总找不到真正的症结所在。
以币制改革为起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一个本来已经在走钢丝的宋哲元。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入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制出《华北处理纲要》，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在此之后，两个山头的矛盾才有所减缓。
在石原这一规划下，才有了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增兵华北的提议。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装占领改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
从1935年开始，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力图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日本人变本加厉。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有软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毋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动摇。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
“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他艰难地玩弄着平衡。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这是一块宋哲元在民族公利与个人私利之间最后挣扎的地方。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日方不满，屡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