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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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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实际情况是,在当时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哪怕借用共产国际的权威,都还不可能扭转张国焘。除去依靠强大实力,其分裂行动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陕甘。

第二还有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

张国焘为南下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张国焘又实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

但南下最初确实颇为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下达《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决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夹河并进,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

8日,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开始行动。

12日,攻占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

15日,占领崇化。16日,攻克丹巴县城。19日袭占达维。20日,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接着又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大获全胜。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溃川军第二十、第二十四军6个旅,歼敌三千余人。

张国焘乘胜再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以主力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并迎击主要敌人刘湘、邓锡侯部。

四方面军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五家口等城镇,击溃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部共17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扩大地区。

南下计划几近成功。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许诺也基本兑现。

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张国焘也并不能例外。他几乎眼见着就要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却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

四川军阀方面,刘湘等人最初确实被张国焘的突然南下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们已经作出了红军主力将北上出川的判断。

张国焘说:毛泽东改北上红军为陕甘支队,是为了让蒋介石以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仍在四川,吸引川敌主力。实际却是中共中央一直主张北上的企图和行军部署,使敌人相信红军必将出川,给张国焘南下的最初成功创造了条件。

四方面军突然由阿坝回师,击破杨森主力和刘文辉两个旅后分路南下,一路向芦山推进,一路指向天全。天全、芦山两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倘若有失,将直接威胁川西平原。刘湘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令教导师长杨国桢率部驰赴芦山,模范师长郭勋祺率部驰赴天全,分路防堵。同时,任命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名山。

11月初,红军攻势凌厉,川军的天全、芦山相继失守。刘湘再次后退,准备将部队转移到夹门关、莲花山、伍家垭口、蒙顶山、金鸡山一线占领阵地,拒止红军东进,保住川西平原。可是,教导师杨国桢部不遵令退向夹门关以南的新阵地,而是自行经飞仙关向名山退走,结果北面门户洞开,暴露了名山城,直接威胁着通向成都平原的邛崃要地。

川军的部署被打乱,前线两个师失控,情况急转直下,红军直逼名山,指向成都平原。紧急关头刘湘亲自出马,率同机枪、炮兵司令,赶到邛崃前线设“行营”,调集各路大军,准备与红军一拼。

刘湘当初与川军将领商定的作战原则就是:红军只要不危及其政治生命,就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生存。

现在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刘湘不惜同归于尽了。

顾了正面,又担心侧翼出现漏洞;尤其怕红军丢开正面,由北翼直插成都。刘湘特邀其心腹亲信、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到邛崃,反复叮嘱说:军事情况紧急,守边部队已经用光,回成都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葺城垣,以便凭恃环城碉堡,保卫成都。

不知道红军已经发生分裂的蒋介石,这时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军迅速参战。

川军与中央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兵力迅速增加到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张国焘南下计划最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四方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

11月16日,关键的一场战斗在邛崃、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展开。川军以优势兵力围攻百丈,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将上来。四方面军在此血战七天七夜,毙伤敌军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被迫退出百丈地带。

百丈战役的失利,成为南下红军由进攻被迫转入防御的转折点。双方重兵相持。就像最初是我方得胜不想停止一样,现在是敌方不想停止了。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抗,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锐减到四万余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挫折和失败在证明南下政策的错误。

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

1935年12月30日,朱德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并转张浩,“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同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封电报令中共中央很难判断是朱德拍发的,还是张国焘以朱德名义拍发的。电报要求与一、三军团建立“密切联系”是“万分需要”,并不感到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是“万分需要”。

毛泽东对这封电报的处理是审慎的。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

1935年9月29日,周恩来用明码发报呼叫二、六军团,询问他们基本情况。当时二、六军团正在磨岗隘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任弼时随即用密码电复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但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被张国焘控制,中央无法译电,电报被张国焘截获后译出,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致电任弼时,从此沟通了与二、六军团的联系,并对其实施指挥。若再借交换情报取得对一、三军团的直接联络,全部红军尽在张国焘手里了。

毛泽东对朱德回电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毛泽东在电文中最后说,国际除派张浩来外,又有闫红阎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

此电很长,将各方面情况和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对朱德、也是对张国焘作了一个简要的通报。唯对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联系之事,毫不提及。

朱德在进行艰苦的转圜。

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现处革命新的高涨,党急宜得统一,以争取胜利。”

24日,张闻天电复朱德,“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称中共中央为“北局”,也颇耐人寻味。

但软中同样有硬:“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

1月24日,张浩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张浩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崩塌。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条件是双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焘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

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邛崃,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速战速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发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垭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2月初战局重开,形势发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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