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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找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书， 其中以弗洛伊德的最令人费解，而且让我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挺诡异可怕的。他说人的精神中还有一种无意识的世界，梦境、笔误码、口误都是这种世界的反映，它不断激烈运动，并和意识世界发生剧烈冲突，通过某种意识不到的过程反映到意识世界中，并对之发生影响。又说性反常精神病总是相关的。通过潜抑作用压抑天生强烈的性反常欲望，，就会迫使其进入无意识世界，并在一定条件下以精神病或心理症的替代方式反映出来。对他的三个人格论等我都不太懂， 这种一知半解反而给我一种'不能压抑自己的反常倾向，否则它就会在无意识世界作怪'的理解。 而且我有些走火入魔，一方面挺害怕那个诡异的无意识世界，另一方面又什么都用无意识去解释，条件反射一般。”
一位同性恋者坚持认为“同性恋倾向是违反自然的”， 他说：
“说到底，homosexual（同性恋——作者注）是违反自然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人类违反自然的事例很多，因而很难对违反自然的事进行伦理判断和选择控制，可同性恋就是违反自然的。性当然可以与生殖分离，但上帝造人时把性与生殖弄一块，也许不是为节省物料吧。有一些问题我一直小心回避去想，因为光靠一个人埋头瞎想，后果是很可怕的。就像原始海洋里的鱼或别的什么东西开始试着要完全摆脱海洋爬上岸在陆地上生活时必须经历痛苦和死亡，同性恋要在现实中寻找到自己的天地一也一样难。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该是什么，而各种不同原因下制造出来的同性恋的欲望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完善和美满的发泄模式去套，大家只好分头挣扎。我对爱怀有恐惧，甚至觉得爱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
“我虽然不是同性恋患者， 但却有同性恋的倾向，为此我十分苦恼，害怕这一病态心理会影响我的一生。我毕竟还很年轻，刚刚走出高中的我，又面临着四年的大学生活。我太想找到能帮我治好病的办法了，但这种事谁能说得出口呢？”
“我试过改变自己， 希望自己能喜欢异性，但不论怎么努力，心理还是改变不了，对异性热情不高。心里对男性的热情和对女性的热情不一样。”
“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寂寞、孤独、痛苦的。”
“其实，这种人的心灵是很寂寞的，虽然有许多正当的爱好在充实着他的生活，但是每每触及痛处，心灵便会隐隐作痛。”
“我不承认自己是个坏人。 如果我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会过得很好。我大学毕业才一年，可以说前途无量。我有理智，可我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隐藏在自己内心的被压抑的欲望。我已以记不清多少次，我去追寻我过去的历史，我的形成原因，却毫无结果。我真的觉得是上天所为，造物一时不慎而成。我认了，我认了。”
这种宿命的无奈看法相当普遍，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对自己走上这条路感到很不幸。我是后悔走上这条路的，但后悔也没办法，一生的道路是很艰苦的。我碰上大学的女同学，她们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并说，我们当初对你都不敢有奢望（他年轻时十分英俊，她们都不敢指望他能答应和自己交朋友）。由于没有满意的爱情生活美好的家庭，给亲友带来很多痛苦。”
持有同性恋是疾病这一观点的人有这样一个特点，即除了认为自己有病而没有错之外，他们往往会认为，社会上的“正常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什么错，正如前引一位同性恋者所说的；“别人不能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我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他觉得能够理解广大异性恋者对他们这种人的无知、 怀疑甚至厌恶。这类同性恋者把自己的性倾向和社会要求的关系、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关系，概括为欲望与义务的关系，搞同性恋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社会的要求和保持异性婚姻及性关系是自己的义务。当一个人“欲望也有，义务也有”时，“人都有双重人格了”。
从此次调查的情况看，有极少数求治者自诉“治疗”是有效果的，例如，有一位同性恋者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罪大恶极，只是从社会道德上有点说不过去”，因此要求矫正。他发觉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时间不长，经过心理咨询机构的指教，自我感觉“治疗已见效果”。
有的同性恋者表示：“我和朋友们都有过正常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只是可望而不可及。改正起来是需要付出很大毅力的，我们也愿意付出这种毅力，但十之八九是失败的结局，这只能说明我们付出的努力还不够。”
有社会学调查表明，能否“治好”同性恋，取决于两个因素：同性恋者自己有无改变的愿望，以及他的经历中是否至少有过一些异性恋的感情。一般自愿参加矫治的同性恋者中， 矫治成功率占10％…20％。但马斯特和约翰逊的性门诊矫治成功率达72％，这一高成功率的真实程度引起争议。（Hyde，442）一项对参加治疗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报告说， 27％的人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参加治疗的双性恋男子有50％转向了绝对异性恋。 向异性恋稳定转变的求治者平均比例为40％。（拉里亚，第150… 151页）
我们访问到的一位矫正同性恋的中国医生也认为，同性恋者本人有无治疗的决心是能否“治好”的关键。在他接诊的700多名同性恋者当中，只有15％想矫正；这些想矫正的人中又只有15％的人能坚持到底。
按照目前国际医学界的惯例，对那些自认为有病的同性恋者，就应当加以治疗；而对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病、心理平稳的同性恋者则不必施治，也并不认定为有病。
来自外部的压力
许多同性恋者过着封闭孤寂的生活，他们主要的困难并不是像那些以为同性恋产罪恶的、不道德的或病态的人那样，以身为一个同性恋者而感到来自内内必自我否定的痛苦和压力，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于身为一名同性恋者，却无法向任何人表明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不得不过双重生活；其次在于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尤其是生活在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同性恋者。换言之，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痛苦的自责，而是来自对社会规范的恐惧。这类人当中也有严重的压抑和心理不适感，但其根源不在同性恋倾向本身，而在于因同性恋倾向导致的社会适应问题。
国外有人对30位同性恋男子和30位异性恋男子作过标准的心理测试，所得结论认为，男同性恋者属于心理正常之列。根据美国的一项抽样调查（样本容量在1000人以上） ，85％的男同性恋者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但心理问题却比较普遍，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说自己有压抑感， 不快乐，24％的人说，有时感到濒于精神崩溃；
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同性恋是却有43％的人看过心理医生。（拉里亚，第148 …149页）可以这样说，与同性恋有关的心理问题，大多并非来自同性恋这一性取向本身，而是来自适应周围环境的困难。
在西方社会中，区分同性恋群体各种行为特征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一个是性别，即某人是男同性恋者还是女同性恋者，前者结伴长期同居的比例就远远不如后者；
另一个因素是身份公开与否，即某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是秘密的同性恋者。人们将秘密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比喻为“壁橱里的生活”，即一种双重身份的生活；公开同性恋身份则被喻为“走出壁橱”。
那些不公开的同性恋者被公开的同性恋者讥讽为“罐头水果”，又被称为“被压扁的水果”，讽刺他们是被社会规范压扁了的人。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除极少数人外，很少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甚至知名（所谓知名并非真名而是绰号）的同性恋者，也不愿让家长亲友知道自己的真实倾向。虽然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中，有些会怀疑到他们的真实倾向（少数因与同性恋有关的行为被判刑或判处劳改、拘留的人的亲属当然能了解到），但他们绝不愿主动让人了解到这一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让亲朋好友了解到自己的性倾向，其中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同事和领导，只有个别人同事、兄弟知道实情；虽然在调查中也遇到过少量例外的情况：有人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对家里说了，并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改不了了。
许多对自己的性倾向已能坦然接受的同性恋者仍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自己的性倾向本身，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比如正常的家庭、婚姻、恋爱、性别角色、行为规范等；
其次来自周围人群的误解、偏见、厌恶和仇视；最后来自自己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只能作两面人所造成的不适感。
一位受过批判处分的同性恋者讲到自己和同类为什么要深深隐藏起来：
“在我这一生中，除了和朋友在一起时在感觉上是平等的外，在其他的时间里，自己总是忘不了那受到批判和谴责的伤痛。公平地讲，我倦人生中走上这一步的确同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格格不入，受到人们的藐视是应该的。但我们从人格上应该说是平等的，因而内心有时又感到十分的委屈。我们渴望能得到人们对我们宽容态度。
从我的经历中，我的这种渴望一直是一种高不可及梦想而已。我的朋友们也都有和我同样的想法。我和我的朋友们生活在一个真实里却总是躲在社会人阴影中生活，这种苦恼只有我们自己能体验到。实事求是地讲，在我们朋友中间，绝大多数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正直，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在单位是大家称赞的好同志，但这都是在事情没有暴露之前。一但事情败露，我们将会一落千丈，须我们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才能恢复人们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不要把我们当成坏人或是社会的渣滓看待， 我们不求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求得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应该坦率地承认，我和朋友们的心理状态是灰暗的，不管每个人的表面表现得多么坦荡，但在实际生活中都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中，生活在自我的阴影中。从整个社会交往看，我们的交往比较窄，除了有少数人在一定环境下会胆大妄为外，大多数是循规蹈矩地生活，工作，学习。因为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行为是社会、家庭都不能容忍的。为了我们的自尊，我们必须深深地隐藏自己，有时觉得藏得越深越好。”
“我在周围一个同性恋都没发现过，我始终谨小慎微，把自己隐藏得特别深。”
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同性恋者表达出比一般同性恋者更强的压抑感，他坚定地认为， 一旦自己的性倾向暴露出来，对自己的一生都会有极大的影响：“我是一个理性的同性恋者，我尽力控制住自己，在工作中和同事相处得也不错。然而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