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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戴笠因有要事赶回重庆，由他手下的人继续陪同梅乐斯在东南沿海一带考察。梅乐斯在实地勘察了多处地区的地形后，拍摄了许多的照片，还收集了很多关于水文和气象方面的资料。考察结束后，梅乐斯已深切地认识到，要完成美国海军部的任务只能和戴笠合作。
梅乐斯回到美国后，已不提如何援建中国海军的事，而是在海军部和情报署汇报到中国考察后的情况时，一再说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是个强大的特工组织，其组织遍布中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和世界的主要国家。梅乐斯说的最多的是戴笠个人的能力，其次是军统局在电讯方面的力量和破译技术上的先进性。为此，他极力主张与中国的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梅乐斯的主张赢得了海军部和情报署许多人的赞同，为此当他将再次去中国对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进行考察的计划报上去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梅了斯又一次来到了中国。
这次，梅乐斯是带着美国海军情报署的十多个特工人员一道来的。这些同行的人员中，大多数是电讯技术专家，主要是来与戴笠的军统局进行密码破译技术方面的合作的。说是合作，其实这些美国海军情报署的人就是想搞清楚军统局的人，是用何手法破译了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码的。对这点戴笠心里有数，为此他让魏大铭非常热情地对待这些美国人，但就是不涉及破译日本密电的核心内容。由于梅乐斯此次来有自己的任务，对美国海军情报署的特工人员是否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很少过问。因为美国迫切需要的是在中国的沿海建立情报组织，搜集有关日本军队动向的情报，特别是要把气象资料提供给美国海军，以有利于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区域的作战。为此，梅乐斯到重庆后，找的最多的是戴笠。
通过第一次与戴笠的接触，梅乐斯完全明白只有戴笠才能帮美国人完成在中国所要做的事。戴笠的心计大都来自与他的敏感，当他从梅乐斯谈吐中感觉到美国人真的需要他时，戴笠与梅乐斯说出了早就想说的话：“只要我当了中国的海军司令，你们美国人所要办的事可能会更方便。”这话是戴笠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时与梅乐斯说的，尽管梅乐斯没有当即说什么，但对戴笠的心情表示了理解。为此，当第二天梅乐斯在与中国海军司令部的一位官员见面时，就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对陈绍宽将军不信任了，我看是要另换可以信任的人吧。”梅乐斯的话让中国海军司令部的那位官员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这话传到戴笠那里后他对美国人似乎更有底了。
不过，此时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从梅乐斯的话里听出了些名堂，尽管梅乐斯对他和中国的海军表现出相当的冷淡，但为了中国海军的地位，陈绍宽仍然希望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于是，陈绍宽亲写请柬邀请梅乐斯到海军赴宴。但此时此刻的梅乐斯已完完全全地成了军统局的客人，陈绍宽的请柬发到军事委员会二厅后马上被退了回去，理由是请梅乐斯赴宴须军统局的戴笠批准才行。陈绍宽秉性刚直，吃了这个闭门羹后不再理会梅乐斯。
从此，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部没有了更深的关系，而戴笠却如愿以偿地把梅乐斯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而梅乐斯在与戴笠和军统局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和深入的洽谈后，他还到军事、行政和外交等部门对军统局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后，梅乐斯在重庆就起草了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他对戴笠的军统局主要印象有三个方面：一、军统局无线电设备虽然受条件限制够不上一流水平，但制度管理好效率高。尤其是军统局的密码破译技术确有先进之处，在有些方面比美国的经验还要丰富；二、军统局在中国沦陷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布置有强大的力量，对日本军队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这对美国海军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三、军统局是个庞大的特工组织，几乎控制了国民党政府所有重要的部门，通过军统组织可以窥视到蒋介石统治幕后的所有秘密。
就在梅乐斯完成这份报告的同一个时间里，美国十六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本土东京等地进行了轰炸。完成任务后，原预定到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气象和地形等资料不熟悉，飞抵浙江上空后因风雨交加一时找不到机场，在所有的飞机燃尽油料后机上人员只得弃机跳伞。结果七十五名机上人员中，六十七人被中国军民救起，另有八人落入日本军队的手中并很快被杀害。这事对美国海军的震动很大，为此当美国海军部收到梅乐斯的报告后，很快被转报给了总统罗斯福。
美国海军决定，加快与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实质性合作。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下旬。
梅乐斯根据美国海军部的指示，在重庆杨家山的戴公馆正式向戴笠提出，由中美双方共同成立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情报机构的名称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梅乐斯要求通过这个情报机构，要军统局在配合美国海军方面做到：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所有情报；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究机构及无线电台；美方人员在中国如有失踪及死亡或有意外事件发生时，军统局应设法寻找和救护。作为合作条件，梅乐斯答应戴笠，美国海军方面将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和气象器材、交通及医药器材等。当戴笠把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计划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批准。蒋介石对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开展中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活动是支持的，他也希望这种合作能不断扩大和加强。但是，蒋介石对戴笠与美国特工间的合作又带有一种警惕的心理。对美国人企图直接控制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重要机构，蒋介石一直是心中有数的，而且始终是高度警觉的。此刻，美国方面主动上门来要与戴笠的军统局合作，他们会不会另有所图呢？虽然，在这期间戴笠向蒋介石作了许多的解释，甚至戴笠还让宋子文帮忙出面讲话，但并没有减轻蒋介石内心的疑虑。这并不是说，此时蒋介石已看出了戴笠个人企图，而他对美国人的过度热心确实有些不安。不过，此时此刻的蒋介石非常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日本军队，考虑再三后还是在戴笠递交计划上签了字。过后，国民政府与一九四三年一月正式行文，批准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按照原先的商定，戴笠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在重庆缫丝厂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中美之间举行了签字仪式。美国方面除梅乐斯外还有美国海军部部长等人，罗斯福总统也派来了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中国方面原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和戴笠共同主持签定仪式，后因宋子文临时有要事不能出席，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参加，这无意中形成了中美两国参加人员在规格上的不平等。宋子文当时是否真的有要事没人能知道，但他确是在接了蒋介石的电话后才临时缺席的。不管怎样，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次中美间的合作确实有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其实，按原来戴笠和梅乐斯的意思，为了保密起见，彼此之间秘密合作就行了，无须正式签定什么合同。因为所有合同的内容，早在梅乐斯考察东南沿海期间及他返回重庆的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确定下来并已付诸实施。
那么为何还要搞个合同签订仪式呢？
原来，当时梅乐斯到东南沿海考察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曾派人陪同，这人叫鲁赛。鲁赛不但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的耳目。他随梅乐斯东南之行期间，不仅对梅乐斯与戴笠秘密达成的协议一清二楚，而且对戴笠在中国的地位和实力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回重庆后，鲁赛立即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杜诺万写了详细的报告。杜诺万原为美国军方情报协调处处长，珍珠港事件后该处改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杜诺万自然也就成了局长。此人不仅野心极大，而且有严重的妄自尊大的“白人至上”的种族偏见。他得到鲁赛的报告后，便一心想把美国海军部与中国军统局组成的中美合作所，置于战略情报局的领导之下。杜诺万采取的第一步骤就是要说服海军部，同意让梅乐斯兼任战略情报局驻远东的代表，企图借梅乐斯之手，达到由战略情报局控制“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目的。杜诺万采取的第二步则是要美国陆军方面直接与梅乐斯交涉，由陆军派教官来华协助军统局训练游击队。与此同时，杜诺万还乘美国副总统访华之际，派进一些美国特务，企图在中国西北地区另建据点，而且还私拟了一份“神龙计划”想与戴笠合作……然而，由于戴笠和梅乐斯有协定在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目的是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作战，为日后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所以，杜诺万所有的计划都分别被美国海军部、梅乐斯和戴笠否定了。
杜诺万仍不死心，他利用美国海军部与陆军部多年来存在的矛盾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怂恿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及陆军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让他们出面要把“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美方人员划归中印缅战区司令部管辖。另一方面，杜诺万在美国军界大肆宣扬说中美合作的业务控制权由中国人掌握不是明智之举，言外之意就是应该由美国人领导一切。杜诺万的举动无疑对戴笠和梅乐斯已经开始的合作是一种干扰，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杜诺万的干扰戴笠和梅乐斯决定正式起草一份合作协定，交由中美双方的首脑签署。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凡由总统签署的涉及外国政府的文件，均需参议院先同意。此事在美国海军部长这里当然没有异议，可是到了马歇尔那里问题来了。他不但迟迟不肯签字，而且电告史迪威说：“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分别隶属各战区司令官之下，因此联合参谋本部考虑，中美合作协定内容应为，梅乐斯及其率领的美方人员归属阁下系统，戴将军所率的中方人员归蒋委员长节制。”在马歇尔看来，同意戴笠及中方人员归蒋介石节制，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而史迪威，又是个最藐视国民党的人。因为他曾在中国待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懂中文，会讲中国话，被美国人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也许正是史迪威对中国了解的太多了，他始终看不起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珍珠港事件后，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此时，他还兼任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