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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接见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孙殿英觉得这短短的几分钟实在是太长了。从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后，孙殿英面对着天长叹一声后笑了。他这次南京之行终于利用戴笠是蒋介石的心腹和亲信的地位，达到了他自己所信奉的“骑马要骑的巧，耍人要耍的好”的目的。不过，孙殿英面对戴笠还是有几分内疚，这次他没有给戴笠留下一件珍宝。也许是给戴笠一些宽慰，或者是还有其它的目的，孙殿英离开南京前与戴笠说出了藏在内心的秘密。孙殿英告诉戴笠说，他藏有一件非常名贵的九龙宝剑，剑长五尺，剑柄特长，上雕有九条紫金龙，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特别是剑鞘它是用名贵沙鱼皮制成，上面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阳光下它会满目灿烂，令人炫目。戴笠听孙殿英如此一说，瞬间有了极大的兴趣。戴笠问，此剑不假？孙殿英说，他得到此剑后曾暗中托人考证后，才知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和哈萨克等部落所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当时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乾隆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设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戴笠听到此时，又问孙殿英，此剑从何而来？孙殿英随之对戴笠附耳低语，说此剑是从东陵盗宝所得，得此剑后他就一直把它藏在秘密的地方。孙殿英接着对戴笠解释说：“本想此次把此剑带上只因太匆忙，只待下次机会一定把那剑带上，是转献蒋委员长还是何应钦部长由戴先生自定。”戴笠听后会意地一笑，虽然他没再多说什么，但这“龙泉宝剑”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戴笠再次与孙殿英见面，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冬天了。
那时国民党刚开完五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会后，蒋介石对戴笠说：“当前许多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中央军抗衡的力量。据有关方面报告，刚改编为新五军的孙殿英所部就钻进了许多共产党人。你要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能切实贯彻落实。”自从华北沦陷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和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的惟有的敌后根据地，控制住了孙殿英，就等于保住了这块根据地。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心领神会的。其实，戴笠对孙殿英早就看的很透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只要谁对他孙殿英有利，他就利用谁为他服务。为防止孙殿英通共和投降日伪，戴笠尽管在这之前已利用各种手段和名义对他进行了控制，但这种控制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当蒋介石要他去新五军时，戴笠即刻就动身了。
戴笠到达后，孙殿英比往日多了些警觉。
新五军驻防在河南的林县，处于国民党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由于周边情况复杂多变，孙殿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与国民党上层搞好关系的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不少的接触。按照孙殿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共产党的献身精神以及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来教导和训练自己的部队，并且还邀请共产党里面的人来他的部队任职。戴笠到达后，对新五军的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发现在孙殿英的身边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把军事主官只交给自己的旧部军人掌握，始终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孙殿英对共产党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确实精明狡诈，但投共绝非是他所愿，投日伪虽有这样的可能，可不到已入绝境，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目前要孙殿英断然采取反共的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逼迫他采取反共和清共的措施，确保其为国民党所用。
过后，戴笠与孙殿英会晤时，主动提出与孙殿英拈香结拜为兄弟。孙殿英听后，自然是喜从心来。其实，这是戴笠为控制孙殿英所采取的一种手法，当然戴笠也想以此使孙殿英有所欢喜后再提那“龙泉宝剑”的事。而孙殿英似乎对“龙泉宝剑”一事早已忘记，在与戴笠结拜后他也没有把话往这方面引。戴笠可忍耐不住了，有意无意地把话往东陵盗宝的事上说。孙殿英自知已难以回避，终于经过一番周折后拿出了那把“龙泉宝剑”。戴笠细看此剑后，确认是此生从未见过的稀世珍宝，他连忙拍着孙殿英的肩头说：“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得此剑后顿时觉得肩上多了好些分量，因他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的反共方针的落实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经过考虑后他把此剑交给了马汉三。马汉三原为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他被戴笠召到孙殿英部队驻地后改调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情报工作，并对进入陕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在林县分手时，戴笠要马汉三在安全的时候将此剑交给何应钦，而后再由他本人亲自献给蒋介石。自从在林县与马汉三分手后，戴笠在外转了好久回到重庆后，始终未见马汉三将“龙泉宝剑”送来。戴笠情急之下，连着给马汉三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电说，由于战局变化太快，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把“龙泉宝剑”重又留在了孙殿英处。戴笠不放心，又拍电报给孙殿英，询问此剑下落。因此时的孙殿英正暗中与日本人商谈投降的事，以为此时戴笠来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害怕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也就迟迟没有给戴笠回电。而戴笠因久等后仍不见孙殿英回电，以为因此剑实在珍贵孙殿英反悔了。
此时，因抗战形势严峻，戴笠也只好把此剑的事搁置一边了。
这一搁，就搁到了一九四六年初。
此时抗战刚结束不久，戴笠受蒋介石之命负责全国整肃汉奸的工作。当在上海整肃汉奸的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把重点移到了北平。来北平之前，戴笠就听说有汉奸用十八尊金罗汉买通了时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和北平民政局长的马汉三后，而被私放回家。由于马汉三是军统局里的高级干部，多年来又得到了戴笠自己的重用，为此在逮捕了华北地区的所有大汉奸后，戴笠也没有向马汉三提及此事。因为，当时针对共产党在内蒙这地区的活动军统急需要开展情报活动，而马汉三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并与内蒙伪政府的上层人物多有来往，为此戴笠想在这方面发挥马汉三的作用。当然此时的戴笠还想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早在抗战结束前，川岛芳子为了打通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曾通过汉奸周佛海与戴笠拉上了关系。川岛芳子传话说，只要戴笠肯与她见面，她愿将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的名单送给戴笠。戴笠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早有所知，于是答应进行初步接触。当戴笠派亲信在北平与川岛芳子接上头后不久，因日本军队在进攻缅甸时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也就中断了。戴笠到北平后，考虑到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而且还可能掌握有可用的关系，决定秘密提审川岛芳子。其实，川岛芳子被捕后自知难逃死路，在通过各种关系甚至是向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求情无用后，她又利用手里掌握着的日伪谍报网欲与戴笠联系，想用军统局的手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出乎川岛芳子意料的是，正在她为与戴笠的联系苦恼时，戴笠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次秘密提审的地点是在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
当川岛芳子带着脚镣和手铐被押着走进戴笠在的那个房间时，她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傲慢和征服过好些男人的那种娇媚。戴笠望着川岛芳子蓬松紊乱的头发和毫无光泽的眼神，沉默了好久没有说话。这是两个都有特工天赋男女的第一次见面，只不过一个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政府要员，另一个是等待着下地狱而又渴望求生的囚犯。终于，有人告诉川岛芳子坐在她对面的就是戴笠时，她惊诧地睁大了眼睛，身子像触电似的抖动了一下。川岛芳子凝视着面前这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她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已经无望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丝希冀。川岛芳子瞬间有了精神，只要戴笠问及的她都无话不说，戴笠没问的她也没有保留地全盘托出。也许是川岛芳子想向戴笠证明自己所说的没有假话，她告诉戴笠说，马汉三在逮捕她时从她家中搜去了一把“龙泉宝剑”。戴笠听说是“龙泉宝剑”表情瞬间变得惊异了，他马上想到了孙殿英当年给了他的那把“龙泉宝剑”。它们是同一把吗？戴笠揣着疑虑，向川岛芳子仔细地询问了她那把剑的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和剑柄上的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川岛芳子所说的这把剑就是当年在河南林县交给马汉三的那把剑时，他内心里既惶惑又恼怒。
那么，这把“龙泉宝剑”是如何到了川岛芳子的手上的呢？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珍宝震惊的灵魂不定了。他知道这把剑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一旦此宝物能带出国的话，不但自己终身荣华富贵有了保证，就是子孙后代也会享用不尽。马汉三本来就是贪婪无比之人，自得到这把剑后更是茶饭不思，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珍宝送到重庆，又担心躲不过戴笠的追查。在经过了好一阵痛苦的考虑后，马汉三决定此剑暂时不交出，静观局势发展后再说。当时正是日本军队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面对如此形势，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和民族都不保了，那么军统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自己就完全可以携带此剑脱离军统。万一局势有好转，戴笠对此剑又紧追不舍，再找个迟缓上交的理由，以此摆脱戴笠的怀疑。所以，当戴笠从中原回重庆后向马汉三电催此剑时，马汉三以局势太乱宝剑已送回孙殿英处预以搪塞。而此时的戴笠根本就没有想到马汉三有胆量对此剑会有异心，或许戴笠也不想马上把此剑献给蒋介石，再加上追问孙殿英的电报孙又迟迟不回，也就没有再查询下去了。
马汉三虽然暂时躲过了戴笠这关，但很快又陷于绝境。
一九四零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因其大把地用钱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特机关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自二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华北、东北和内蒙等地，策划过多起阴谋事件，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特工老手。当马汉三的身份被田中隆吉的手下查清后，田中隆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