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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但是不久以前圣徒托马斯。莫尔的权威的意见却驳倒了（这些反对意见）
，他之所以描述一个臆造的乌托邦国家，目的是要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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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附 录 （一）
建立这种国家的个别基础。柏拉图同样描述过这样一个国家的实质，这个国家虽然据现代的神学家断言是不可能被具有罪恶本性的人们接受的，但是它在纯洁状态［１２９］下是能够很好地存在的。而基督就使我们回到了纯洁状态。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也同样地安排了自己的国家。许多国王也完全是这样，他们之所以颁布他们认为最好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以为犯法者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们想使守法者幸福。由于这一原因，圣托马斯［１３０］也教导说，修道士不去遵守教规中的一切指示，而只遵守其中一些主要的指示，这绝不是犯罪行为，不过他们如果遵守一切指示就会更加幸福；但是他们应当按照教规生活，也就是说应当按照他们能够适当地做到的程度在自己的生活中遵守教规。摩西从上帝那里取得了法律，于是建立了一个最公正的国家；当犹太人以它作榜样的时候，他们活着一天就繁荣一天，但是一旦他们不服从它的法律，他们就灭亡了。情况也常常是这样的。演说术教师虽然按照最好的教规拟定自己的演说，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篇尽善尽美的演说。同样地，哲学家可能会在心里毫无错误地想象出几首长诗来，但是诗人后来是会把这类诗写得有错误的。同样地，神学家虽然写了圣徒们的传记，但是谁也没有完全仿效他们的行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人能够完全以基督的无罪的生活作为榜样呢？是不是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福音书》编述者［１３１］徒劳无益地描述了基督的生活呢？
决不能这样说，因为《福音书》编述者之所以描述它，是为了要我们尽全力去接近这种生活。基督所教导的那种尽善尽美的无罪的生活方式，甚至连使徒们也难以奉行。在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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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很久，才在宗教界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嗣后，只是传教士才保持了他。他们直到我们的这个时代还在奉行这种生活方式；甚至在其他人们中间，除了传教士以外，正象你所看到的，这种生活的基础是很小很小的。我们描绘的我们的这个国家，不是上帝所提供的国家制度，而是通过哲学家的推理所发现的国家，而且我们是从人类可能具有的智慧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确越出，或者乍一看来似乎越出《福音书》的范围，那么，不应该把这说成是无神论，而应该把它归咎于人的弱点，人们由于没有得到神的启示，而把许多事物认为是公正的，后来根据神的启示才发现这些事物绝不是公正的，如象我们的公妻制度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描述成一个多神教的国家，它希望能发现更美好的生活，而且也应该能过这种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的生活基础是受天赋理智支配的。因此，国家的公民仿佛象多神教徒一样，都受到基督教的教导。
按照基利尔在他那部反对儒略的著作［１３２］中的说法，多神教徒是作为福音教派的宗教问答而获得哲学的。
其次，我们也教导多神教徒，如果他们不愿意被上帝轻视的话，那就应该过公正的生活。我们要使基督教徒相信，我们国家里的生活如同基督的生活一样，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在这方面我们追随以下三人的步伐：引证了苏格拉底的国家的罗马主教圣克里门特，以及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和圣阿姆弗罗西［１３］。
其次这种生活方式显然可以消除一切恶习，因为负责人员摆脱了虚荣心和其他一切不良的特性，正如我们在《箴言》［１３４］中所指出的，这些特性是由于职位的世袭、选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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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附 录 （一）
抽签获得职位而产生的。于是我们就建立象圣阿姆弗罗西对仙鹤和蜜蜂所颂扬的那种国家。我们国家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消除国民的叛乱，因为国民通常是由于负责人员的专横，任性，或由于贫困以及国民太受屈辱和轻视而激发叛乱的。
同时，由于两种对立的灾难（贫与富）而产生的一切恶习也将消灭。
按照柏拉图和所罗门［１３５］的看法，贫与富是国家制度的主要缺点。违反誓约、卑躬屈节、撒谎、偷窃、不整洁等都起源于贫穷；劫掠、傲慢、骄傲、吹牛、游手好闲等等恶习都起源于富贵。
一切因滥用爱情而产生的恶习，例如通奸、淫佚、鸡奸、打胎、吃醋、夫妻吵架等等，都同样会消灭。
一切因溺爱儿女和妻子、拥有财产（据圣奥古斯丁证明，财产会使人六亲不认）和自私自利（正如圣叶卡德琳娜［１３６］在《对话》中所说，自私自利是万恶之因）而产生的恶习也完全会消灭。
属于这类恶习的有：吝啬，放高利贷，爱财如命，憎恨别人，羡慕富人和比自己更好的人。我们要用热爱公社来代替这些恶习，并要根除万恶之源的吝啬所产生的憎恨，要根除讼争、欺骗、伪造遗嘱等等。
一切因穷人过度劳动、富人游手好闲而产生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恶习也会同样地消灭，因为我们在一切人之间平均地分配劳动。
我们也要消灭那些因妇女无所事事，把她们的能力、把身心的健康消耗在生儿育女上的恶习，其方法是给她们以适当的锻炼和工作。
作为愚蠢无知的后果的恶习也同样会消灭，这从我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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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一切科学都如此繁荣的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的确，这个城市的制度本身和墙壁上的图画就用直观的方法向聚精会神地观看壁画的人们灌输一切科学。
我们也以令人惊奇的方式采取防止破坏法律的一些措施。最后，由于我们一贯地避免走极端，因而我们能使一切都有节制。而美德也就是有节制的一种表现。因此，你就不能想象出一个更幸福的和对人民更宽大的国家。此外，在密诺斯、李库尔赫、梭伦、哈伦达、罗慕路［１３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国家创立者的国家里所提到的一切恶习，在我们的太阳城里都已消灭，每个人只要好好地研究这个城市，就会了解这一点，因为，既然这个城市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存在基原［１３８］（其中什么也没有忘掉和遗漏）这一学说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的一切都规定得非常好。
１。
对第一个反对意见（关于太阳城存在的可能性）应该回答如下：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实现建立这种国家的思想，我们所写的一切也决不会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可以仿效的样榜。至于这种生活，那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根据路加和圣克里门特所证明的，在使徒们活着时存在的最初的基督教徒公社，和根据斐洛和圣耶朗尼姆所证明的，圣马可在亚历山大看到的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僧侣的生活一直到教皇乌尔班一世，甚至在圣奥古斯丁时就是如此，并且在我们的时代，僧侣的生活［１３９］也是如此，圣兹拉托乌斯曾认为有可能把这种生活推广到整个国家。我希望，就象先知们所指出的那样，将来在基督之敌［１４０］死亡后，这种生活方式会占上风。那些信奉亚里士多德的人也否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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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附 录 （一）
一点，据说这种生活方式只有人类处在纯洁状态下的时候才能实现，而不是现在就能实现。然而教会之父们却认为甚至目前它也可能实现，因为基督使人们回到了纯洁状态。尽管多神教徒和无神论者卢契亚奴斯讥笑柏拉图，说后者所创造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圣克里门特、兹拉托乌斯特和阿姆弗罗西却颂扬柏拉图的这种国家。即使卢契亚奴斯不是一位无神论者，这三人的学说和圣洁程度也胜过一千个卢契亚奴斯。
２。
对第二个反对意见的答复。
我确信上述哲学家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赤道附近可以看到经常的均匀性，夜间永远和白天相等；凡是在大地的构造、山脉和河谷不破坏这种适中性的地方，人们都是有美德的。普里尼也说过，塔普罗班纳岛上的人们好极了，他们过着与其说是公民的生活，不如说是自然的生活［１４１］。
根据上述的原因，阿维森纳和阿耳贝尔特［１４２］也持有同样的见解，尽管圣托马斯认为这些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而且在这方面他所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而不是阿耳贝尔特所依据的理智和经验。诚然，由于太阳的运动和日子的过程永远不变，由于地平线的特殊位置，所以，热带的一切都是干枯的，大地苦于缺水，人的身体呈现黑色。
但是，正如特列佐［１４３］所说的那样，经常存在着二分点的地区是宜于植物繁殖的，居住在那里的人丝毫不亚于人种最好的人。
杜兰德。威廉［１４］和许多神学家之所以把人间天堂安排在那里，是由于热带具有适中性的特点。虽然热带国家的人口不会很多，但我们所描述和竭力追求的不是国家的大小（因为国家的幅员多半是由于虚荣心和贪婪而扩大的）
，而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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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所依据的道德。我们国家的气候，由于它的适中性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除赤道国家外，比其他一切国家都好。我承认部分地位于赤道附近的阿巴西亚［１４５］和秘鲁的居民是阴险的，但这可以用这个土地的构造和混杂的热带居民来加以解释，而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中却避免了这种情况。
３。对第三种反对意见的答复。我们不是用国家的位置，而是用美德来保证国家的幸福生活和扩大，我们让国家远离海洋就可以避免使本地的风俗同外国人的风俗混合起来，而岛上居民却往往由于这种混合而腐化，沾染上来自各处的恶习。但是我们开辟通向海洋的道路，以便为必需品的运输提供方便条件；我们也需要大河。
但我们不需要极险峻的高山，因为它对于社会生活的用处最少；我们选择丘陵地带，是为了巩固国家的力量。但是我们更需要把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它的建筑术和公民的高尚性格上，把他们培养成为贤明和英勇的人。此外，我们选择丘陵地带是为了空气能流通和丘陵的容量大。平原的容量比丘陵小，正如弦毫无疑义地要比弧线小一样；这特别是指物体的表面而言，因为具有圆锥形的物体的面积，要小于不具有圆锥形的物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