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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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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的革命,即便每每声称除旧布新,也仅仅是幻象而已。它终究无力与客体化世界作战,终究是给旧的奴役再穿上一件新衣裳。

    革命总不能缺少神话,它靠神话来运转。神话不仅由大众制造,而且学者也在此列。人需求把各种力量和质进行人格化,这似乎势在必行,于是革命被人格化,被构想成一项生存,以至被神圣化。其实,对革命的神圣化与对暴君的神圣化都无更大的区别,都是发思古之幽情。神圣的事物只生存于主体性世界,客体化世界中无任何神圣可言。人摆脱奴役不经由这种人格化和神圣化。革命也许是必需和正义,但无论如何不是神圣。

    革命一方面缓解人的极度紧张的心理,当人的心理负荷趋达极限时,便爆发革命。但是,一旦进入革命的高热状态,革命的破坏力就大于创造力,而积极的建设总要留待以后。有关革命主权的神话同世间所有的主权神话一样,都是欺讹。

    审视时间是革命的形而上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时间本身即悖异,那么革命与时间的关系则指向悖异的顶端,即显示悖异的最大的张力。革命确实发生在现在,革命者理所当然地听命于现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太关注过去和将来,所以它并不认识也并不拥有现在。革命可以摧毁从前不平等的奴役人的一切,摧毁属于历史时间的一切,甚至摧毁历史;但革命无法摧毁属于生存时间的一切,无法摧毁“后设历史”。革命伊始,为引发人的斗争热情,常拼命刺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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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702

    记忆,极期望人走入过去。这时,历史由记忆整形,失却记忆则意味着历史的消逝。但令人吃惊的是:革命忘记自身的历史,忘记人曾经举双臂恭迎它,为它奉献和牺牲,做它的先锋、斗士、鼓吹者、创造者。革命记不得这一切,更不知道感恩戴德,于是成批的仁人志士被它杀死。试问:在革命之际,特别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有谁可以被允许撰写一部真正的革命史?无疑,在革命与时间的关联中,革命败坏了时间。革命只注重行程,只需要对行程有利。它对过去极端悲观,对将来又极端乐观,套一句话来说,即认为将来一定是“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如此审视过去和将来,这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也不难发现。可以肯定地说,像保守派那样乐观地支付过去,或像革命派那样乐观地恭迎将来,都不可取。因为事实上,无论过去或将来,它们都仅仅是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

    我们只能乐观地朝向永恒,即战胜时间的碎片。

    革命的真理即在于清除毒杀生命的腐败的过去。革命总显示真实性,但这不是真实性,因为它为着真实性已出卖了自己。革命摧毁旧的幻象,又造出新的幻象。革命否弃不合理的法,又转铸出暴力。

    在这里,革命是法与暴力的悖异。

    革命之所以把陈腐的法转换为暴力,然后再以暴力施于人的意识,是因为它匮乏力量。当革命想创建新的法时,它则拥有力量。然而,像法的形式主义那样,视法为永远不可更迭的神圣之物,并以此来反对革命,这也荒谬之至。事实上,这样的法属于破碎的过去。

    革命是组织新协会,这像蒲宁说的那样有道理。只是伴随新协会的诞生,也会产生破坏,即产生旧的协会。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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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人的奴役与自由

    反对者喜欢高谈宏议革命的恐惧与革命的恶,但他们大多都不能正确地审视这个问题。论责任,这恐惧与恶应首先由革命前的旧生活和它的庇护者们承担,应由社会的上层而非平民百姓承担。但我想强调,革命的恐惧也来自人对那种变了形的专制制度的恐惧,旧的毒剂也能在革命中发酵,从而形成革命的恶。

    因此,反革命的力量总是仅仅助长革命的恶,而永远不助长人的解救。

    一切浩大的革命无不宣称创造新人。的确,创造新人远比创造新社会更紧迫,更激越。创造新社会可以搁在革命胜利之后,而创造新人须臾不可延缓。然而,在革命的悲剧中,创造新人永远是徒劳之举。

    从某种意义说,所有的革命都是被衰老的亚当枪毙的,即这位衰老的亚当总是穿上一件新衣,出现在革命的帷幕落下来的时候;而反革命也同样由这位负罪者定夺。因此,即使经过了无数次革命的洗礼,人的奴役状态仍亘古不变,能变的仅仅是人的奴役的形式。但是,这并不指革命自身已失却意义,革命已全无作用;相反地,革命在人民的命运中是透显意义的重要因素。革命是使人贫乏也使人丰盈的一种重要体认。最大的贫乏会铸成丰盈。革命将荡涤奴役人的某种形式。新的人民阶层总赋予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只是人受奴役的“根”子往往很难完全灭绝。新人不是产品,也不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创造新人须凭藉新精神。为此,基督教展示过奇观,它呼唤新精神和新亚当的出现。不幸却在于新人总被新人的象征和标志所取代,总被改了装的衰老的亚当所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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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902

    因而,也就尽是些旧人。

    在所有历史生存的这种悲剧中,一切都不是真实化,而是客体化。客体化即象征化。象征化不显示任何真实。遏止这一悲剧需要历史的终止。真正深刻和具体的革命发生在人的意识中,即需要更新人的意识结构,更新人与客体化世界的关系。历史的革命终究无法成就这一奇迹,因为历史处在决定论的位置上,它受命运主宰,不受自由的引导。革命的重大意义即在于它蕴含着末世论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却常常笼罩在历史决定论的阴影下,走进历史时间①。

    生存时间在革命中仅瞬息一现,随即便被滚滚的历史时间所鲸吞。无怪乎革命的开局总振奋人心,革命的收场却总令人沮丧。无怪乎革命总是决定论攻克自由,总是历史时间制胜生存时间。一言以蔽之,革命的精神总对抗精神的革命。

    革命铸造中档次人,也为着中档次人谋利益。这些人不期冀更新人的意识结构,不期冀新精神,不期冀创造新人,不期冀自由彻底攻克奴役。据此,革命者即便每每抛头颅,洒热血,能不收效甚微?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也确实太廉价了。

    我真不知道,那些高谈历史进程与世界进程合目的性的,究竟有什么作用?

    目的论者所相信的世界的客观合目的性,退一步说,即使它确实存在,也与主体的人的生存的合目的性没有任何共同点。它贬损人,胁迫人反抗自己的主体的合目

    ①作者认为存有三种时间:自然时间、历史时间、生存时间。前两种时间发生在客体化世界中,唯有生存时间朝向永恒。详见本书最后一章。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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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人的奴役与自由

    的性,反抗自己的自由。

    上帝仅仅出现在自由和主体性中,上帝不在客观的决定论的世界中起作用。客观的合目的性是对人的奴役。人要赢得自由,必须阻绝客观的合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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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乌托邦的诱惑。社会主义具有两重意象

    人由于无助感和被弃感,会很自然地找寻集体的庇荫。

    即使放弃自己的个体人格,为了安全地生活和更少的恐惧,人也愿意在人群中找寻伙伴。这或许是人的天性。

    在人类社会中,原始部落生活首先与集体和原始共产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图腾祭祀也关联于社会集体。而在文明鼎盛的20世纪,集体的形成同样需求祭祀,需求体认原始图腾。

    涂尔干①在倡导社会宗教时就力主体认原始图腾,并力主引进原始部落生活,按原始部落的风格来建构文明社会。

    无疑,集体主义的奴役与诱惑在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西姆梅尔曾说,社会仅是个体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确实是分属于像家庭、行会、阶层、阶级、教会、民族、国家等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当这些群体发生客体化时,人同它们便仅具有某种功能上的关系,人受它们的主宰,是它们的

    ①涂尔干(1858—1917)

    :法国辩证论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派的奠基人。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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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人的奴役与自由

    部分。一个时代,如果作为部分的且有等级之分的社会群体被普遍化、绝对化、共相化,那么,这个时代便是集体主义的时代。这时,最高价值和一切真实性都由核心化了的群体显现。于是,集体主义的诱惑与奴役开始徜徉上市。

    集体开始扮演教会的角色,但区别是,教会总认可个体人格价值和个体人的良心,集体主义则需要将它们外化,移植到集体的“器官”

    上去。

    这里须区分集体主义与群聚性,也须区分教会的群聚性与基督教的群聚性。教会的群聚性常取用历史上奴役人的形式,常是幻象;而基督教的群聚性其根本原则是人格主义。群聚性同发生在主体而非客体中的精神的交会一样,指涉主体的质和共相性在主体中的拓展。群聚性一旦客体化,转换成社会制度,它便奴役人。而集体主义的奴役与诱惑却是另一种情况,它是精神的共同性、可沟通性、共相性从主体迁移到客体,人生活的全部或部分功能被客体化。集体主义总是权威主义,意识与良心的核心在其中已脱出个体人格,向外抛入大众的、集体的、社会的群体中。

    例如,在军队和集权政党的统治中便不乏这种事实。集权政党的干部其个体人格意识滞塞甚至瘫痪,也属于此类。

    繁殖各种类型的集体意识总是靠个体人意识。人拥有个体人的意识和判断,但与此同时,这会受到集体的情绪和判断的限制,甚至奴役。大众的激情可以引发残忍和渴血、宽宏大度和自我牺牲精神。

    面临危险,在集体中可以削弱恐惧,以满足人对安全的需求,这也正是集体主义能产生诱惑的原因。然而,对人的更大的险情,却由此潜伏了下来,即为了把最终的目的导向某个团体,个体生命则被认定为手段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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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312

    具。这从耶稣会、某些秘密社团、集权政党、法西斯主义那里可以得到佐证。扩展开来看,一切强大且有影响的团体都具有这种潜力,而当它们取用共相的集体之形式时,集体主义对人的诱惑与奴役便趋达极限。所有的团体都要求拥有一定的纪律,当纪律一旦摧毁个体人的意识和良心,它也就成了集体的杀手。教会、国家、民族、阶级、政党都可以演成集体的暴政。

    因此,集体的生存总以个体人格为前提和动力。

    面对强大的集体的暴政,隔绝的个体人格很难为着生命而拓展自身。

    集体主义实际上来自人的贫困和无助。愈合乎正规,则愈少无助和痛苦。这种状态导向个人主义化。指责劳工不懂得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和人格主义的真理,太依附于集体,其实是不了解封闭的劳工个体最无助,最受剥削,常常只能在职业的协会或社会政党的庇护下苟活;他们一旦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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