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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状态是极不健康的，大千世界正为新的灾祸进行准备。 不过，民族主义之猖獗有其深刻的原因。 民族性暂时代替了上帝。 我对民族主义极为讨厌，因为它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愚蠢可笑的。 因为它是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当索洛维约夫写作《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时，我的思想与他的思想是相类似的，我把这种思想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意见溶合在一起。 有机的普遍主义是我所固有的，这种普遍主义和我的人格主义相关。 这种普遍主义是与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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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人民性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在我这里，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热烈的爱才发展起来。 我否定地对待国际主义这个词，如同对待任何以“”打头的词（如国际社会主‘ S K S M义）一样。 国际主义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它否定个体的阶段。 但是，从反对给欧洲以覆灭威胁的民族主义暴力的抗议精神出发，我甚至准备保卫国际主义。 在国际主义中存在着被扭曲了的普遍主义真理。 顺便说说，在历史的现在时刻，民族主义联盟几乎到处都变成自己国家的代表，变成右的国际主义，我属于这样一类比较少的人：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同样都是人，正如自己的同胞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对所有的人的态度我不按民族性作任何区分。 对民族形式我可能有好感或没有好感，但这不决定我对个别的人的态度。 我讨厌的仅仅是民族的自命不凡，民族的排他性，最讨厌的是在俄国人身上。反犹太人运动引起我最强烈的反对①，
①在柏林，Ｈ。Ａ。（即尼。 亚。 别尔嘉耶夫——译注）
感到反犹太主义浪潮在升温，他写文章保护犹太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开始收到匿名信，信中充满了粗野的骂人的话，并且责问他从犹太人那里得到多少小银币。在巴黎，Ｈ。Ａ。（不记得精确的年代）
继续保护犹太人。大厅里挤满了人，在结束他的报告时，一个年轻人开始以粗野的和尖锐的方式反驳Ｈ。Ａ。，攻击犹太人，并且引证大约是《犹太复国主义先哲的手记》的思想，他的发言被和他的思想一致的群体的发疯般掌声所打断。 当Ｈ。Ａ。开始回答他的时候，嘘声、口哨声和叫喊声响成一片，打断了他的讲话。 我坐在第一排并且看到，Ｈ。Ａ。脸色苍白，我感到他因可怕的愤怒和毫无准备而激动，我不止一次地参加出现这种场面的会，在他的愤怒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大声地斥责道：“立即离开大厅，这里不是俄罗斯人的茶馆。”
那个年轻人很窘，与他周围的同伙默默地离开了大厅，——Ｅ。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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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５８２
我最不能接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但我自己是热爱俄罗斯的，我有炽烈的爱，并且相信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的普世主义的使命。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爱国主义者。 我同样反对欧洲主义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肯定而保卫俄罗斯的东方。在欧洲，民族主义最令我吃惊，我期望的是我们时代的普遍主义性质。我很少遇到能够具有高于时代和历史事件的意识的人。通常，意识都被空间的地方性所抑制。和法国及外国团体的交往中，最有意思的是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度过的１０天。 正是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我最好地了解了法兰西文化的模式及法国的生活方式。 我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观察法国人。Ｐｏｎｔｉｇｎｙ——这是庄园，它属于代日尔金。 代日尔金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法国人之一，他死于１９４０年，当时他有８０岁。Ｐｏｎｔｉｇｎｙ的主要房子是旧的修道院改造的，原来的修道院是由贝尔纳德奠基的，在那里保留着过去的大厅，我们在会客的餐厅吃饭，会客室是代日尔金的大图书馆，旧的修道院用现代建筑加以改造，没有现代建筑也就不可能在那里生活。２５年来，每一年的８月份，在ＰｏｎHｔｉｇｎｙ举行三个报告会，这些会上聚集了法国知识界的精英。但是报告会带有国际性质，几乎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来到这个会上：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美国人、瑞士人、荷兰人、瑞典人、日本人。 在最后几年，由于明显的原因，德国人几乎不出现了，虽然早些时候有Ｍ。 舍勒、库尔丘斯和其他人。 通常一个报告提出一个课题，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其他的——文学的或者社会政治的。 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我经常是满意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几年。 我经常赶去积极参加１０天的会议，作报告，在那里我受到欢迎。在Ｐｏｎｔｉｎｇ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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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法国文学界和知识分子的最著名的代表，杜。 鲍斯、纪德、施列别尔日，马丁。 杜。 加尔德，莫鲁阿、布鲁什维戈、瓦利、菲力甫、费尔南德斯和其他人，格罗德高津经常出席，马丁。 布贝尔、博纳鲁吉也出席。除了Ｐｏｎｔｉｇｎｙ的团体之外我还很了解“Ｕｍｉｏｎ
ｐｏｕｒ
ｌａＶéｒｉｔé“
（“为了真理联盟”）
，这是两个团体的结合物。 它也是代日尔金创立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参加星期六在ｒｕｅ
ｖｉｓｃｏｎｔｉ举行的会议。 会议经常专门讨论再版的有意思的书，主要是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书。 每一个课题都邀请专家，特别是教授出席。 先由书的作者作绪论式的发言。 有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我的著作《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
“为了真理联盟”站在自由探索真理的旗帜之下，并且具有“左派”社团的名声。 一段时间里它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并且有共产主义者比如尼赞参加，后来则越出共产党的范围，有共产主义作家参加，如马尔罗和Ｊ。
Ｒ。 布洛克。 我是以共产主义评论专家身份被邀请的。 在会上的很多人都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为了真理联盟”的气氛一般地说完全是有礼貌的。在这里不容许感情爆发，不喜欢斗争。 在这些会议上我能够研究法国思维和法国式争论的特点。 在大多数场合，这是专家们就不同问题的征询。 在思维的后面无论何时也感觉不到决定选择的意志。 这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过去被激烈的感情所打断了。我对“为了真理联盟”
的兴趣逐渐消退了，但我从它那里知道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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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我与法国人、《圣灵》集体的交往，和格布利尔。 马赛尔的哲学交流还有其他的形式。《圣灵》杂志以及它周围的代表们与我的思想最为接近。 法国青年这个派别中的很多人都感谢我，这是它的代表不止一次地声明过的。 我出席建立《圣灵》杂志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在的住宅里举行，是左派‘ ‘天主教徒，后来是议员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杂志几乎全是青年人写文章，只是偶尔出现老一代人马利丹的、我的和其他人的文章。 令我非常高兴而惊奇的是，在创立杂志的会议上，年轻人要求在杂志上保卫人和人性。 我想，也可能最后以对人及人性的反动告终，那时将引起对我真正的反动。《圣灵》不应成为特殊的天主教徒的杂志，它应联合左派天主教徒、新教徒甚至唯灵论派别，它不应属于确定的教会。《圣灵》的主要创立者和编辑穆利叶，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积极的天主教徒，在社会态度上很左。《圣灵》运动的核心仍是天主教徒。 但是，杂志很少关心纯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它的大多数文章还是集中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部分地还有艺术问题。 第一期上刊登了我的文章《共产主义的真理与谎言》，这篇文章在一定的阶段里决定着杂志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杂志充满了大量的从思想上论证的社会纲领。 这个年轻人中的派别是我最同情的。《圣灵》倾向于人格主义哲学，而我则是人格主义哲学最激进的代表。 他们保卫人格主义的社会投影，接近于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 这种观点被称为“共同体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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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不过，除了杂志以外，还组织了《圣灵》团体。 团体按所从事研究的不同问题分组，有哲学组，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组，有从不同方面制定纲领的组。 在最初几年我全力参加了这些有很多人的组。《圣灵》运动值得所有的人同情，但是它局限于知识分子，它的社会作用是比较弱的，没有广泛的影响。 在德国和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推动着和《圣灵》的愿望相反方向的运动，并导致灾难，恶的意志比善的意志要更强有力。 人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恶成了最强有力的，我在自己全部生活中都看到了恶的意志的这种巨大力量，这种在恶中的前进。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前的年代，德国存在着有意思的青年人的派别，他们对于真理比对于其他国家的狂躁运动有更大的兴趣。 但是，在他们中间感觉到无力。 我知道，这个时代的法国青年中很多人赞成我，我有某些影响。天主教徒中间很多人以很大的好感读过我的著作Ｅｓｐｒｉｔ
ｅｔ
Ｌｉｔｅｒｔé（《精神和自由》）
，觉得比读托马斯主义的书更有趣。不过，我非常清楚，这种影响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后果是非常缓慢的。 我感到在我与比较接近我的法国青年人之间的明显区别，我的思考是更加彻底的，我的世界观是更加具有矛盾的和二律背反的，我的基督教具有更多存在主义性质。在这些年代里，思想界的法国青年都自认为是革命的，是敌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比较右的青年，比如“战斗”
组织，同样喜欢自称是革命的。这个词成了时髦的。我发觉，某些思想家并不喜欢外国的、俄国的影响。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对我的著作评价高的并不是我自认为主要的和最好的书，我所发生影响的不是自己最重要的思想。 我关于非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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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的思想，关于在人的创造中体现上帝需要的思想，关于客体化问题的思想，关于个性的至上性及其与世界结构、社会的冲突的思想，把人们吓跑了并且被不正确地加以理解。那些支持我的人努力隐匿这些思想，以便不再加大与我的意见分歧。 我发现，一般地说，朋友们比敌人更少注意我的主要思想。 我发现最能洞察我的思想的是一个德国天主教神甫（属于我的思想的敌对派别）的文章。 有时我很苦恼，因为赞成我的某些思想的人，却属于我所不支持的派别。对我来说，传统的“右派”和“左派”范畴是很难接受的。同样，必须回忆在格布利尔。 马赛尔那里举行的哲学集会。这可能是巴黎唯一的哲学集会，并且能够长期继续下去。在私人住宅里举行的这些集会有很多人参加，不仅有法国人，而且有外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 有很多的哲学青年。 准确地说，这是在巴黎唯一讨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地方。 经常出席集会的有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斯。 在法国文化中没有封闭性，有很多精辟的思想发表出来，但题目是随意的，思想并不以最主要问题为中心，我企图以自己的干预引导讨论最后的、根本的问题（我不能按另外的方式思维）
，但这不能决定集会的思想潮流，这仍然是我个人的特点。在俄国人的圈子里，由于雅致的文化较少，所以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