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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曾经说过①，这正是在寡头政体中引起风波的一个原因；贵族政体，在某一意义上既具有寡头性质，自然也会发生相同的影响。两个政体的统治阶级虽出身不同，但为数之少，实属相同；所以在这一共通的性质上看来，人们也可以说贵族政体为寡头型诸品种之一。
如果平民群众②中具有了同统治阶级相等的高贵的才德（品质）
，这足以发扬人们的平等思想，上述原因的骚乱就必然特易发生，拉栖第蒙的所谓“巴尔赛尼”就是一例。巴尔赛尼们为斯巴达真正公民（望族）的［私生］儿子，他们因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而结党谋叛，但叛谋泄漏了，他们遂被强迫遣送出去拓殖塔兰顿③。发动类似的骚乱也可以发生于具有卓越才能而为在上者所压抑或凌辱的人们——例如屈辱于
①见上章１—５。
②“群众”作“平民”解。
《康格里夫校本》揣为“某些群众”。
③亚氏称塔兰顿希腊殖民始祖的父系为“十足公民”
（父母两系历代均为公民，兹译“望族”）
，但他们的母系非经婚配，不是正妻。这些母亲是什么政治身分，则此节没有说明。其它史籍都说“巴尔赛尼”为斯巴达公民的私生子。
（一）
《斯特累波》７８页引叙拉古史家安第俄古（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说是麦西尼亚战争中未参战的斯巴达人被褫夺公民身分，贬为农奴者，其子嗣称为“巴尔赛尼”。
（二）
《斯特累波》２７９页引《世界史》作者埃福罗语，则说麦西尼亚战争初起时，出征将士先有誓言“不战胜者，决不还乡”。
至第十年而人口锐减，于是遣归其未作誓言的战士还乡繁殖；其时婚配失常规，母系都非正妻。（三）黑海的赫拉克利图：《共和诸城邦志》２６，所说与它书相异：巴尔赛尼为斯巴达女所生诸子，其父身分不明，或为农奴（赫卢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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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诸王的吕桑德①。又，勇健的人们得不到名位，也会聚众叛变，当阿偈雪劳王在位时，阴谋诛戮斯巴达权贵［而自立］的季那屯就是这一类人物②。又，倘使一邦的人民在有些人陷于赤贫时，另些人却愈益饶富，这也常会导致祸患。战争的年代尤其容易见到这样的情况；斯巴达在麦西尼亚战争时期的社会分化可举为例子，而窦尔泰俄③所作题为《郅治》的诗篇可以作为佐证：诗中说到人民困于兵燹，要求重新分配田地。
又，虽居高位而犹心怀不满的人也可图谋变革，以求造成独断的统治。波斯战争时期的统帅鲍桑尼阿斯④便
①雅典寡头派依仗斯巴达将军吕桑德树立起来的“三十”寡头暴政被平民派所推翻后，斯巴达王鲍桑尼亚斯压制他不再领兵进攻雅典（色诺芬：《希腊史》ｉ４。
２９）。后来在出征小亚细亚各邦时阿偈雪劳王（Ａｇｅｓｉｌａｕｓ）又折辱了吕桑德（普鲁塔克：《吕桑德传》２３）。吕桑德因此曾企图革除斯巴达王位世袭制度，以废黜当代诸王。
②“勇健的人”
，依《修辞学》卷二章十七２２，都是“爱重名位的人”
（好名之徒）。
季那屯聚众起事，自立为首领，其众多战死，旋即败亡，其事在公元前３９年（色诺芬：《希腊史》ｉ４—１１）。
③窦尔泰俄，雅典古诗人，在公元前第七世纪初至拉栖第蒙，入籍为斯巴达公民，以擅长作战歌著名于世。
斯巴达征伐麦西尼亚，第一次战争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在公元前第七世纪初（参看卷二３３）。鲍桑尼亚斯：《希腊风土记》ｉｖ１８。
１—３，曾说到在这次战争时期，边区农田尽归荒废，而未遭兵燹之处则愈益富裕。
④参看本卷上文２０和下文卷七３２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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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例，迦太基的汉诺①则是另一个例子。
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倾覆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它们偏离了建国的正义。如果不能对于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要素）作适当的调和，两者都不能免于危亡。应该进行调和的要素，在共和政体为平民群众和寡头贵要；在贵族政体另外加上才德要素；但实际需要调和的，无论是共和政体或贵族政体，都是前面两个要素，就贵族政体而言，真正难于调和的还是那两个要素。贵族政体和所谓共和政体间的惟一分别只在调和这两个要素的方法有所差异而已②，前者比之后者所以较为不稳定的原因就在这里。政体的调和要素侧重于寡头贵要的称为贵族政体，至于侧重于平民群众的即称为共和政体。所以后者常常比前者为稳固。平民要是能够分享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他们就乐于顺从这种政府，而群众（多数）
便成为政府的支持，人数愈多，则这种支持也愈强大。至于富贵的名人们就不同了。
当一个政体赋予他们以优越的地位时，他们可能流于骄纵而怀抱其它奢望。可是，就通例说，每一政体如果不是适当地平衡各个要素而偏重于这个或那个方向时，政变就可能发生在那个偏重的方向。受有特惠的那一部分（要素）将进而增强自己所占的优势：于是一个共和政体
①《纽曼校注本》（Ⅳ３７０页）注说，这里的汉诺似乎就是查士丁尼：《马其顿兴亡史》ｘ５：所说迦太基征伐西西里和狄欧尼修第一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之一。
梅尔察：《迦太基史》（Ｍｅｔｌｚｅｒ，Ｇｅｓｃｈ。
ｄ。
Ｋａｒｔｈａｇｅｒ）卷一５０４页说，这里以及章十二３４，亚氏所举的汉诺应该是另一个较早的人物。
②参看卷四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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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将变成平民政体，而一个贵族政体便将变成寡头政体①。
可是，变革也可遵循相反的方向进行。譬如，贵族政体中的较为贫穷的部分如果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合正义（公道）
，就自然地要求合乎平民志趣的变革；相似地，在共和政体中，要是各如其值的平等观念日益发展，就可使它变为寡头制度——那里原来认为惟有以各人的价值为根据而谋求各事各物与之相均衡的平等，才可保持政治的长期安定②。
琐里伊贵族政体所发生的变革就是这种趋于相反方向的变革③，起初，因为大家反对任官的财产资格定额太高，政府便改低了这个定额并增加了若干官职。随后，由于政府具有寡头倾向，放任贵要阶级贪欲无度，贵要阶级竟超越限制，违法圈购田地，内战遂即爆发。经过斗争锻炼的平民群众战胜了寡
①《尼伦》卷八章十二１６的政变通例说，正宗类型最易变为和它相应的变态类型，即君主政体变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变为寡头政体，功勋政体（即共和政体）变为平民政体。这里凭内含的“对反”要素所立通例与之相符。但这同章十二１８所举的通例不符。
②“各如其值的平等”
为贵族和寡头政体的原则，有别于平民政体之以数学“平等”为原则，参看卷三章九和本卷章一。
③贵族政体应重才德，南意大利琐里伊的任官制度订有高额财产条件为寡头偏向的征兆。
琐里伊拓殖初期，息巴里斯人占地过多，为共同拓殖的其它宗族、即雅典人所驱逐（）
，见《狄奥多洛》ｘｉ１。希罗色尔：《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Ⅰ１９７，说这里所举政变就指这一事件。
《苏校》二版：１６０２号注，说雅典在征伐叙拉古大败后，琐里伊亲雅典的平民派被逐，改建为“贵族－财阀”的混合寡头政体，其事见伪普鲁塔克：《十演说家列传》之二《吕西亚斯》（Ｐｓｅｕｄｏ－Ｐｌｕｔ。
，Ｄｅｃｅｍ。
Ｏｒａ。
Ｖｉｔａｅ，Ｌｙｓｉａｓ）
８３５Ｄ。
亚氏此节所述，应该就是这一种混合寡头政体；随后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初，这一政体为平民群众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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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派的警备武力①；于是贵族阶级不得不放弃所购逾限的田地［而贵族政体也就变成了平民政体］。
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贵族政体中的寡头势力都有放纵贵要的偏向；譬如，在拉栖第蒙，庄园田亩常常是集中于少数富室②。
贵族阶级一般都畅所欲为，娶占任何他们所喜悦的妇女。
［南意大利］洛克里城的错误就由于城内公民和［叙拉古］狄欧尼修的联姻［后来叙拉古人竟在洛克里城建立了僭主政体］。
在一个平民政体或一个适当地平衡了的贵族政体，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③。
我们曾经讲到政变通例之一，各种政体不注意小节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这个通例对于贵族政体特别相符。贵族政体往往因微小的事情而积渐地斲丧，不期而尽变了旧政。
构成原有政体的各要素中，偶尔有些首先被废弃了，另一些较重要的部分就不难跟着也被毁伤；最后，一邦的整个制度终于全部改观。琐里伊一番变革的实际经过就是这样。邦内的将军一职原来规定须隔五年之后才能再行受任。某些具有军事才能而在警备部队士兵间素有好感的年轻人希望他们的
①“戍守在碉堡中的军队”
、兹译“警备武力”。
琐里伊当时为防备卢加尼亚（Ｌｕｃａｎｉａｎｓ）入侵，境内各处多设“碉堡”
，碉堡戍军大概是富室或有产公民家庭的青年（参看本章９，又卷六２７）。
②参看卷二１８。
③从这末一句看来，爱璧随费里的洛克里城原为“不平衡的贵族政体”。
洛克里人当时公决，选择公民家庭一女子嫁给叙拉古狄欧尼修前主，其事见《狄奥多洛》ｘｉｖ４。
６。照这里亚氏的议论，这种联姻出于寡头偏向。四十年后，由这次婚姻所生的嗣子狄欧尼修后主被逐出叙拉古（公元前３５６年）
，逃至洛克里城，竟在那里当僭主六年，因多行暴虐，卒为洛克里人所废，其事见《雅典那俄》５４１页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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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可以连任，他们估计群众既然未必不愿意连续选举前任的将军，如果要废除这一成规，便不难达到目的，于是不顾主政者的意旨，就这样动议了。负责考虑这类动议的机构是所谓“合议院”的“合议官”
，他们起先尽力保护这种成规，但后来希望修改的动议只以此一事为限，他们就容许了这一修改，认为这样可以保全原有政体的其它一切成规。可是，修改的门户一经开放，其它的变革便接踵而来；这时他们虽竭力阻遏，已经挡不住狂澜。这个城邦的政治体系从此变成门阀（寡头－贵族）统治，权力就落到了缔造这种体系的那些改革派的手中①。
一切政体可以被内部的变故所毁弃，一般地也可以被外力所破坏。各城邦如果其近邻所施行的是一种敌对政体，或施行相反政体的城邦虽然相隔很远而恰好是个强敌，它的力量足以达到远方，它们就都难以保持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