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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边安慰。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
我为迟小牧高兴，心想这小子陪我回了一趟老家，心灵庄园里已经长出了用孝心培植的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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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纸醉金迷
19。傍大款
回到东州以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什么事？”我有些紧张地问。
“不知道什么事，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杜市长指示，一定要找到你。”值班室的人说。
我心想，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我也辞职快一年了，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转念一想，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去看看再说，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这里是“李张大案”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
我走进408房间，屋子里坐着两个人。
“是省纪委的吗？哪位是梁主任？”我问。
“你是谁？”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
“我是雷默。”
“噢，是雷秘书，我姓梁。”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
“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这位是副主任老罗。”老罗也与我握了手。
“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题目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能够在‘李张大案’中把握住自己，不容易啊！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老梁客气地说。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么把握自己，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如果带上自己，我能不去？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也不现实，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轨，就有了基本点。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像李国藩、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
“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有一种朴素的警觉，这种警觉跟他时间越长越大，”我对老梁、老罗坦诚地说，“一是张国昌见佛就拜，而且长跪不起，叫人警觉；二是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去境外赌博，但订香港赌船的票他并不瞒我。有一次在车上，他当着我和司机李亮的面用手机与香港朋友通电话，订三张‘东方公主号’的船票。我早就知道，‘东方公主号’是赌船，因为周润发和刘德华合拍的《赌侠》就是在这条赌船上拍摄的。”
东州市的一位副秘书长与张国昌一起去过菲律宾，这位副秘书长是张国昌一手提拔的。在菲律宾期间，他和张国昌出入菲律宾的大小赌场。他回国后对我说，“老板在赌场中牛气冲天，胸前戴着金刚法轮，手上戴着钻戒、手链，脖子上挂着项链，嘴里叼着金烟嘴。”副秘书长把这当牛吹，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知道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东州官场的水有多深、多浑，非身处其中者难以描述，就是我这身在其中的人也难识“庐山真面目”呀。
在东州，市长秘书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办公厅领导也得礼让三分。秘书们处于“放羊”状态，出不出事就看自己的修养和造化了。
像我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与一般副市长的秘书还不同，张国昌揽权，人、财、物都揽在手里，大有与李国藩夺天下的意思，因此，我要把握不好非出事不可。
张国昌主管的委、办、局、区的领导就有四百多人，这些人谁向张国昌汇报工作都要先与秘书预约，让谁见不让谁见就是秘书的事了。不让哪个领导见就得撒个谎，说什么张市长去省里开会去了，省长高远找谈话去了，下基层了等等。
秘书都是撒谎专家，而且脑子要活，撒谎要让人家信，否则就得罪人了，每天都要撒谎，人家要是不信几天就把人都得罪光了。
只要张国昌在办公室，见他的人就会络绎不绝。这些人先是在我办公室等，我安排谁见谁就先见，张国昌的办公室在里屋，我的办公室在外屋，中间隔着一道门，出出进进我是可以随便听的，但是我从来不听，安排人进去后，我就把门关上，里面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我一概不知。有些事知道也装不知道。
其实，即使张国昌想瞒我的事也瞒不住。有多少人想巴结市长，就有多少人想巴结秘书，甚至秘书的信息网比领导还广，因为秘书可以狐假虎威，而且还有隐蔽性。比如张国昌赌博从来不对我说，特别是在香港、澳门赌博的事，我不在身边，似乎就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判断。他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在香港办不可，在东州办就可以了，但是他每次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去香港，然后就是去澳门赌博。他不仅在境外赌，在东州市内每周都要赌一次。
东州有一家大酒店叫红星大酒店，老板叫刘阿泰，是东州市最早靠开歌厅起家的，那素质就是一个鸡头，但跟张国昌是铁哥儿们。张国昌每星期都要在红星大酒店住一宿。
刘阿泰为了伺候好这位财神爷大哥，特意装修了房间，三陪小姐一周一换，因为怕认出张国昌。张国昌爱吃鱼翅、鲍鱼，刘阿泰便从香港高薪聘请厨师。
起初当秘书的时候，张国昌每到周末就对我说，“累了一周了，去红星大酒店休息休息。”我就和司机李亮送他去，但东州人都知道红星大酒店是个鸡窝，美女如云，老去那儿的人没好人。
时间一长，连十字路口的交警也发现了张国昌总去红星大酒店的秘密，到处散布。张国昌听到后就撤了那个岗，改为自动监控。张国昌不知道这些都是掩耳盗铃，时间长了连刘阿泰在我面前说话也不提防了。
“雷默，你知道老板今晚赢了多少？”有一天刘阿泰吹牛说走了嘴。
“赢了多少？”我好奇地问。
“十多万！”我听后目瞪口呆。
东州市的副市长级以上领导谁没有几个大款铁哥儿们？与李国藩最铁的哥儿们还不是杨四，是一个叫穆丁的人。
穆丁是当兵出身，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李国藩当县长时，此人是李国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可谓嫡系。李国藩升任西州市副市长后，此人被调到市建委任副主任，李国藩升任清江省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以后，穆丁抓住时机辞职下海搞起了房地产开发，仗着与李国藩的铁哥儿们关系，批地贷款，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穆丁喜欢女人，东州市搞了两次丁香小姐大赛，冠军都被穆丁揽入怀中，一个成为穆丁离婚后的妻子，一个成为婚后的“二奶”。据说，他与这两个女人处得还挺好。
我有个朋友叫文青云，也是搞房地产的，与穆丁是哥儿们。文青云与张国昌认识，但关系不铁，想通过我打开缺口。文青云知道张国昌对李国藩的行踪特别感兴趣，便经常从穆丁的嘴里套出李国藩的行踪告诉我。因为李国藩在国内只要出差，穆丁一定先行一步安排好，然后到机场迎接。
李国藩喜欢住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无论到哪里出差都是穆丁一手安排。李国藩每次与陈梅幽会，都是穆丁开车。穆丁比刘阿泰忠心，也比刘阿泰仗义。
李国藩比张国昌会识人，只要能领张国昌吃喝玩乐，张国昌都当作朋友。李国藩则不然，他交的人都是知根知底、忠心耿耿的，穆丁就是其一。
李国藩案发后证实贪了两千多万，李国藩承认，有四分之一是穆丁送的，可见穆丁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而刘阿泰只送给张国昌十几万元，刘阿泰从张国昌身上得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好处却无法计算，他借张国昌这个大伞的庇护，在红星大酒店开了一个地下大赌场，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案发后，刘阿泰主动坦白，无罪释放，而穆丁畏罪潜逃。据说，逃到了缅甸，在一家赌场当总经理。穆丁潜逃前向文青云借了一大笔钱，文青云去缅甸找过穆丁，在缅甸住了一个月，空手而归。穆丁一加入黑社会，从此只能亡命天涯了。
穆丁当总经理的那家赌场的老板姓仆，据说是东州人，在澳门赌场当过马仔，自认为是赌坛老手。回东州后，天天晚上到红星大酒店的地下赌场去赌，赢多输少，在东州赌坛有一号。
有一天晚上，仆老板遇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是个女的，两个人一叫号便赌了起来，起初他根本没瞧得起这个女的，后来越赌越输，根本不是对手，便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以后才知道这位女老板是开服装公司的，生来好赌，两个人好恶相投，再加上仆老板非常英俊，两个人异性相吸，便同居在一起。听说缅甸可以投资赌场，在那里可以发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