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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吃饭的人大多是韩国人。
我走进二楼杜鹃馆的大厅，人声鼎沸，座无虚席。丁剑英靠窗坐着，见我进来使劲向我挥手，我走过去坐下。
“雷默，来过这儿吗？”丁剑英一边让服务小姐倒茶，一边问我。
“没来过。”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些女孩儿都是平壤歌舞团精心挑选的，你看不仅漂亮，而且能歌善舞，一会儿还有表演呢。”
“丁哥，怎么想起来选在这儿吃饭了？”我好奇地问。
“一会儿，我给你介绍的朋友是朝鲜族人。”
“这位朋友是干什么的？”我又问。
“他叫朴素，也是通过给我父亲看病认识的，现在是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留美的博士，已经开了五千多个脑袋了，是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死亡率最低的。”
正说着，走过来一位十分英俊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
“对不起，丁总，我来晚了。”中年男人礼貌地说。
“雷默，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朴素，”丁剑英赶紧起身介绍说，“这位是雷默，也是我的好朋友。”
三个人寒暄后一起落座。丁剑英开始点菜。菜上齐后，朴素要了两瓶五粮液酒。看得出来，朴主任是爱喝白酒的。丁剑英要了七八个菜，对我口味的只有辣白菜和海鲜汤。不过朴素很爱吃。朴素是一个非常朴实、热情、和蔼的人，一点名医的架子也没有。说实在的，我对外科的医生都很尊重，内科可以滥竽充数，外科则要靠真本事。应该说，朴素是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却看不出一点狂傲。这不免令我肃然起敬。
“朴主任，开颅手术的死亡率最低是个什么概念？”席间，我开门见山地问。
“百分之零点七五。”朴素很自信地说。
“朴主任，你是在哪儿学的医？”我又问。
“我是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硕士毕业，毕业后分配到省肿瘤医院，后来单位公派我去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是全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华卜之先生，老人家病逝前有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医院，点名让我解剖他的头。当时我是含着眼泪将老师的头解剖的。哪天你可以去我的实验室看看，我一直保存着我老师的大脑。”
“这事在《清江日报》上进行了长篇报道。”丁剑英补充说。
我听了以后内心世界受到强烈震撼。眼前这位英俊朴实的外科医生，实际上是一个将生死看得很唯物的人，他几乎每天都面对人的生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平和。我向他认真地介绍了父亲的病情。他未表态，只是坚持说吃完饭后一起去看看我父亲，同时看看核磁共振的片子。我感动了，第一次见面他对朋友就这样负责，是我没有想到的。
“雷默，朴素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唯一可以看出本色的人。”丁剑英赞叹道。
丁剑英对朴素的评价是很高的，但并不过分。有人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女孩漂不漂亮，全凭个人实力。我见到朴素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朴素是我生来见到的一个纯粹的人。由于相见恨晚，我们三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又每人喝了一瓶啤酒才散。
丁剑英自己开车走了。朴素上了我的车。东庙一条街灯红酒绿，横竖闪烁的霓虹灯映透的全是朝鲜族文字，仿佛到了韩国汉城。记得李国藩活着的时候，由于这条街色情活动猖獗，市公安局局长在市政府常务会上提出要严厉整治这条街。李国藩当场把脸阴下来说：“这条街谁也不许动，就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条街没用政府一分钱却发展成为东州市最有档次、最有活力的一条街。
我和朴素来到父亲家。父亲这两天痛风病犯了，两条腿肿得厉害，行动不太方便，前两天杨娜找了一位老中医开了个方子，效果很不错，但两条腿还是疼。母亲开了门，见到我和朴素很高兴。我向母亲介绍了朴素。母亲很热情地把朴素让到了父亲的屋里。父亲正在床上坐着打电话，见我们进来父亲赶紧挂断了电话。朴素热情地与父亲握手。父亲听说朴素是特意来看他的病情的，连声道谢。
朴素询问了父亲的病情，用药情况，又仔细看了核磁共振片子。然后客观地说：“大爷，您老的精神头挺好，但病情有发展，还是尽快做手术好，不然再发展下去，您老就要遭罪了。”父亲一听要做手术，有些打怵，解释自己吃药控制得很好，很长时间没抽了。
朴素听后笑了笑说：“大爷，要相信科学，您老好好休息吧，我告辞了。”父亲握着朴素的手，好久才松开。
从父亲家出来，朴素对我说：“雷默，大爷的病越快做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从核磁共振片上看，瘤子比两年前长了一点二厘米，已经是四点二厘米了，太大了，超过五厘米就不能做了。目前，我做这个手术有十成的把握。问题是抓紧解决痛风问题，让老人恢复体力。”听了朴素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朴素简直是上帝派来救我父亲的，丁剑英就是上帝。
我送朴素回家后，一个人开着车，心情第一次感到轻松，我打开车窗，车子里顿时冲进来一股冬夜清凉的寒气，沁人心脾。我心想，自己是不是天才，换个行当一试便知，写小说也许真就是一条出路。我记得王朔就是在辞职经商不成功之后，开始写小说的。正如他小说的主人公所说的，“你干吗不写小说呢？”他拿起了笔，写了一部特别纯情的作品，这就是《空中小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难道自己要做王朔第二？野心纯粹是野心。我又一想，有什么不行？说不定哪天与王朔成为朋友了呢。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越想越激动，脚一踩油门，车飞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67。秋枫秋兰
父亲的痛风迟迟不好，开颅手术就不能做，我心急如焚，跑遍了东州的药房，想寻到一种特效药。说来也巧，我到方圆大药房中药柜台打听有没有这种药时，卖药的小姐看着我直发呆。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我冒昧地问。
“大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姓雷呀？”她惊异地问……
“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更加纳闷了。
“你叫雷默吧？你们家走‘五七’时在刘家窝棚住过两年？”
“对呀。”
“大哥，你不认识我了？你小时候还让我爸看过病呢。”
“你是秋兰？”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惊讶地问。
“对呀，我就是秋兰，我们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过家家呢！”秋兰兴奋地说。
“你爸妈可好？”我也高兴地问。
“我爸妈都过世了。”
“那你哥秋枫呢？”
“自己开诊所呢，我哥继承了我爸的事业，现在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医了。”
“你们家的医术可是祖传的，你爸可是有大本事的人。”
“我哥把我爸的本事都学到手了，还有了新的创新。大叔、大婶的身体好吗？”
“我妈身体还好，只是我爸身体不好，不仅得了痛风，还长了脑膜瘤。”
“我哥治痛风是一绝，我给他打电话，你抽空去他那儿一趟吧。保证大叔药到病除。”
我一听，高兴极了，对秋兰说：“改天请你吃饭。”
我记下秋兰的电话，又留下自己的电话，便告辞了。
我离开方圆大药房，按秋兰提供的地址，开车直奔秋枫的诊所。诊所位于清福区仁爱路一个幽雅的四合院内，院子里有几棵枯了枝的大杨树，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
“秋枫怎么找？”我走进诊所问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
“哪个屋病人多，他就在哪个屋。”护士热情地说。
果然，有一个诊室有十几个病人等着号脉，一个年龄比我长几岁，虽然清瘦，但十分精神的大夫正在给病人号脉。秋枫小时候跟我玩过，还和我在一起打过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秋枫大哥。”我高兴地喊道。
秋枫看我一眼非常惊喜。
“雷默？！你怎么来了？等我一会儿啊。”
秋枫给手头的病人号完脉开完药后，对助手说：“你先照应着，我来了一位朋友。”说着走出门诊室。
“走，到我办公室坐坐，好家伙，多少年没见了！”秋枫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
“离开刘家窝棚就再也没见过面，没想到大哥事业有成，已经有自己的诊所了。”我敬佩地说。
我随秋枫走进办公室。办公室内有一张老板台。二人沙发、茶几，简单、干净，墙上挂满了“妙手回春”、“悬壶济世”之类的锦旗、匾牌，都是病人送的。
“雷默，请坐！”
秋枫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一边给我沏茶，还问了我找到他的经过。他怀旧地说：“雷默，还记得不，当年我们两家是刘家窝棚仅有的‘五七’户，当地人欺生，我和你哥就联手和当地的孩子打架。”
“记得，当时我家的房子连着铁匠铺，白天净是牵着马来钉马掌的。”我也憧憬地说。“别看你家房子连着铁匠铺，还住过‘满洲国’的一个格格呢。”秋枫玄乎地说。
“这我倒没听过。”
“解放前，那个格格嫁给了国民党一个团长，后来那个团长跑到台湾去了；解放后，她是下乡接受改造的，后来死在刘家窝棚了。现在你们家住的房子还在。”
“是吗？我家都离开二十多年了。”
“雷默，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大哥，秋兰说，你治痛风最拿手，我父亲痛风很长时间了，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你给想点办法吧。”
“化验单拿来了吗？”
“拿来了。”
我把化验单递给他看。
“没问题，吃我的药三天后就能缓解，一个星期准好。”秋枫看完化验单说。
我听了很高兴。
“大哥，痛风是怎么得的？”
“痛风是一种洋病，改革开放前，咱们国家没有发现有这种病，吃海鲜喝啤酒最容易得这种病。”
“我父亲年轻时很能喝啤酒。”
“大叔、大婶还好吧？”
“还好，我爸脑袋里长了脑膜瘤，痛风一好，就得做手术。”
“准备在哪儿做？”
“省肿瘤医院。”
“有熟人吗？”
“有。”
“雷默，别着急，老人上了年纪都会有个病儿灾儿的，正确对待。我父亲是脑溢血没的，没之前像个老小孩儿，眼前的事一点也记不住，过去的事记得可清楚了，躺着没觉，坐着打盹儿，哭不流泪，笑着淌眼泪儿。”
我一听笑了，心想，秋枫总结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秋枫陪我抓完药，我就告辞了。临别时，秋枫说：“雷默，改日我和秋兰去看大叔、大婶。”
离开秋枫的诊所，我开车去给父亲送药，不禁想起当年李国藩和张国昌找老中医按摩的事来了。老中医的家就在秋枫开的诊所附近。当时，李国藩每天晚上都要找老中医按摩，据说是陈建祥给介绍的。
老中医有一套健身理论，一个人平躺在床上，两条腿伸直，如果不一般齐，就是有病，要通过按摩让两条腿齐了，这样才算是健康的。
去老中医家按摩的人还真不少，但是为了给李国藩和张国昌按摩老中医几乎谢绝了其他病人。因为有这两位财神爷，名利皆可双收。
起初，张国昌不知道李国藩找老中医按摩的事，张国昌凡事都要与李国藩一比高低。秘书一处给张国昌印的名片设计风格与李国藩的名片不一样，张国昌就跟我发火，让我通知秘书一处重印。也是林桂花到市人民医院看病时，说起李国藩按摩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孟丽华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