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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楼盘，从银行获取建设资金，然后用“假按揭”提前套取利润。胡艳丽的房地产公司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展壮大起来。
冯皓以为做的很巧妙，薛市长一定不会知道，没成想却被人家突然点破了，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薛市长都看在眼里，想到这儿，冯皓当然有些紧张。
“炒，薛市长，但是炒的不多！”冯皓惴惴不安地说。
“炒就好，冯皓，你告诉艳丽，多关心关心市领导的家属，一些退休的市领导家属，退休后无所事事，可以动员她们炒炒股嘛！前些日子，魏书记的老伴就退休了，为了找补差，发挥余热，跟老魏还闹起了分居，最近在女儿的劝导下，老两口刚刚和解。人一旦退了休，就难免有失落感，魏书记又是一个廉洁得连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人，让艳丽去关心关心高校长，教老大嫂炒炒股，省得呆在家里挺失落的，整天跟老魏过不去。”
薛元清说得人情味十足，冯皓却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理解领导意图是每个秘书必备的素质，冯皓比猴还精，他当然听出了薛元清的弦外之音，心里也为薛市长的韬略而折服。
“薛市长，艳丽做这件事再适合不过了，您放心，高校长的失落感很快就会消失的。”
冯皓说完，两个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杨娜回国后不久，林大勇请我俩吃饭，我对林大勇有胆量请我吃饭，心里很感动。“李张大案”发生后，没有人敢请我吃饭。林大勇选了一家东州市最好的鱼翅庄。他得知我工作仍无着落，很着急。
“雷默，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我考察了东州市的各行各业，发现状元路一带形成了职业装公司一条街，这些小公司做的都是低档次的职业装，高档次的职业装市场容量还很大，像杨娜所在的东州航空公司每年用于职业装的费用就达七百多万元。”我兴奋地说。
“注册资金从哪里来？”
我沉默不语，因为林大勇问到我腰眼儿上了。
“这一年多，我把自己的心境写成了一本散文集，起名叫《心灵的苦难》。”我故意岔开话题。
“这个名字很伤感，为什么不起一个积极一点的书名？”
“这个书名很能表达我的心境，因为文字来源于我灵魂的力量。”
我简单向林大勇介绍了书的内容。他很是感动。
“北京有家出版社的社长是我大学时的同学，过几天他来省出版局办事，你们见见面，或许他对你的书感兴趣。”
“是什么出版社？”我高兴地问。
“叫夏秋冬出版社。”
“这可是很有名气的出版社。”我甚至有些激动。
林大勇这么帮我，我和杨娜很感动。一番推杯换盏、推心置腹后，我们半醉半醒地分了手。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林大勇的电话。
“北京的同学来东州了，晚上去酒店见个面，具体事你们谈，我就不陪了。”
我放下电话好一阵感动。
晚饭后，我和杨娜如约八点钟到了酒店。这是林大勇的同学定的时间。我和杨娜按了门铃，没有人回答，便在门前等候。
一个小时过去了，林大勇的同学还没有回来，杨娜有些不耐烦，我说再等等。又过了半个小时，林大勇的同学还没有回来，我也不耐烦了，便给林大勇打了电话。
“大勇，你这个朋友不太守时啊！”
“白鸿儒是个社会活动家，朋友多，不过，半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喝酒，估计一会儿就能回来了，再等等。”
“大勇，见了这位社长怎么称呼？”
“从我这儿论就叫白大哥吧。”
“初次见面就叫大哥是不是太俗了？”
“见他如见我，你叫我大哥俗不俗？”
我笑了笑挂断了手机。这时，过来一对很有风度的中年夫妇，男的微胖，戴着金丝边眼镜，女的不胖不瘦，穿的很像大学老师。
“是雷默和杨娜吧？”男的很热情地问。
“是白大哥、何大姐吧？”我问。
大家互相寒暄。白社长打开门，请我和杨娜进了房间。何大姐为我们倒了茶水，我们围坐在一个玻璃圆桌周围攀谈了起来。
我先把书稿递给了白鸿儒，“咱们先不谈书，谈谈你对自己前途的想法。”老白热情地说。
我介绍了准备开一家职业装公司的想法。白社长的烟很重，他一根接一根地抽。我本来是不怎么吸烟的，出于礼貌并受老白的影响，也一根接一根地抽了起来。看来何大姐很崇拜自己的丈夫高谈阔论。
“你的书需要放一放，”白社长若有所思地说，“你在清江省是名人，很敏感，在‘李张大案’的影响没消除之前，我建议先不要考虑出书的事。我这次来东州有两个目的：一是到省出版局办事；二是想见见你。大勇跟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我和大勇是莫逆之交，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勇父母蹲牛棚，我和你何大姐给老两口送过饭吃。按我的想法，你不能再在东州混了，这么大的案子，几年之内也消不掉对你的影响，你应该从东州消失，跟我去北京吧。我一直想搞一个作家俱乐部，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主政。”
“什么是作家俱乐部？”我很感兴趣地问。
“利用我在出版界的威望，把中国的知名作家都组织起来，每年搞一些有特色的活动，为作家们交流搭一个平台，同时掌握他们的创作动态，用最好的服务、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经营作品，作家受益，我们也受益。我现在正在筹集资金。”
“这个想法不错，不知什么时候操作？”
“操作还要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到北京，我帮你找一家公司先做总经理，打一段工锻炼锻炼，等我这边条件成熟了你再过去。这些年，我跟作家打交道，跟小说打交道，真正读懂的只有一本书，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有人说，‘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古年代的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娜夫人的鲜血，‘黑’是玛特尔的丧服。依我看，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点和红点，而轮盘象征人生的游戏。”
谈话使我感到，白鸿儒正在扮演德·拉·木尔侯爵，而我自己需要进入于连的角色，起码要像最初的于连那样为木尔侯爵管理两个省的田庄并在公务中处理一些细节。
我妻子听了很激动，她为我庆幸，可以像于连那样进入上流社会，可以重新恢复我当常务副市长秘书时的尊严。女人的心理是单纯的，有单纯才可能有善良，我也很高兴。起码我又找到一条生计。
“雷默，如果你同意，我先给你联系一家服装公司当老总，你在那儿锻炼一段。”白鸿儒很果断地说。
“好。”我表示同意。
白鸿儒拿起手机就打电话，我听得出来，对方是个女的。打完电话，他对我说：“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却硬是成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还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公司。”
“公司的名字叫什么？”我想多了解一些信息。
“叫楚楚，公司的名字叫北京楚楚服装有限公司。她的公司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总经理。”何大姐插嘴说。
我听到这个名字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楚楚离过两次婚，是个命苦而要强的女人。”白鸿儒介绍说。
我心想，莫非这就是我要遇到的德·瑞娜夫人。老白是个健谈的人，已经很晚了，我也不好说告辞，直到老白抽完第二包烟，谈话才算基本结束。
“雷默，这两天等我的电话吧。”白鸿儒爽快地说。
夏夜的风是清爽的，我和杨娜牵手走在市府大路上，心里都很激动。这样的心情几年前也有过，那是我给张国昌当上秘书的第一天晚上，也是这么晚，我和杨娜从张国昌家出来，手牵着手，走在华侨大街上，当时我认为我靠上了一棵大树，熬两年到哪个局任个副局长是没问题的，以前的秘书都是这样走上领导岗位的，何况任秘书前我已经正处级好几年了。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哪个领导不愿意提拔自己的秘书？
走上秘书岗位我才逐渐懂得，一个能够成为领导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领导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能够帮助领导疏通与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我开始有一种叼着芦苇在深水中潜行的感觉。
当上秘书后，我既为张国昌作《隆中对》，又为他打洗脚水。每当打洗脚水时，我就想起一句名言：“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远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工作总让我联想到古代的太监，太监是卑下的，他们没有情操只有屈服。没办法，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从卑下中站起。
夏夜的风吹醒了我的思路，杨娜为我将去北京发展而激动。马路两侧灯火通明，远处的五星级酒店门前高级轿车你来我往，花枝招展的美女们倚着大款你进我出，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
傅雷先生说：“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不断地自拔与更新。”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法不容情，沉沦堕落之后，法律不给你自拔与更新的机会，何况决心沉沦堕落的人，也不想自拔与更新。
李国藩、张国昌不是天生的贪官，也不是必然的贪官，更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只是自身“修炼”不够和环境为其创造了“条件”。
白社长和夫人离开东州的前一天中午，林大勇为他们送行，在一家渔港吃饭，请了我和杨娜。林大勇有一个习惯，中午不吃饭，他却要了一桌子的鱼翅、鲍鱼，我和杨娜很感激林大勇。
老白又重新介绍了安排我去北京的想法，林大勇为我感到高兴。为了给我面子，市政协主席罗智恒不住地给他打手机，请他吃饭，他一直往后拖，说：“罗主席，我马上到。”但就是不动身，弄得罗主席怀疑他身边有漂亮小妹妹，说他重色轻友。
午饭只好匆匆结束。临别时，林大勇殷切地说：“雷默，大哥我希望你成为一代文豪，你有这个能力。”
说实在的，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能力追求什么，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够多的了，我已经不企盼再发生点什么来改变我的全部生活。问题是我不想再向生活要什么，只能等待生活的赐予。这种迷茫和失落感使我找不到自己，而且，很长时间不希望找到自己。
我每天都在莫名其妙的等待中度过，不清不白地活着，生活不仅残酷而且幽默，他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个玩笑开的时间太长了，一开就是四十年。
这四十年我骨子里是个好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恶人的帮闲。我知道这个概括对自己很委屈，生活在腐败的漩涡之中即使出污泥而不染，也是一种亚腐败状态。
回家以后，我无意间上网查到了介绍楚楚的文章，读着读着我着实被这个小女人苦苦的奋斗感动了。
楚楚原本是东州人，由于酷爱服装设计独自闯荡到北京谋求发展，白手起家，在中式服装领地打造了“楚楚”牌服装，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为此，她离了两次婚，生活的磨难没有让这个小女人屈服，她擦干眼泪，矢志不移。
我为将要有这样一个合作者而庆幸，服装是人的第二皮肤，它不能掩盖你，只能升华你，我对服装同样有一种心灵深处的感悟。就在当天的傍晚，我接到楚楚的电话，她表示欢迎的诚意，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14。楚楚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白鸿儒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