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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
，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当然，封建执政者的‘
‘罪己”往往有收买人心
之嫌，但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汉武帝首开
‘‘罪己’’
先河，错而能改、爱憎分明。从中，我们似乎可以一窥这位大汉霸主复杂的内心世界。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 7（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日：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 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日：何世无才？
患人不能识之耳。
苟能识之，
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
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
不能“乱”
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
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班固赞日：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批评、表扬兼而有之：臣光日：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他果决、自信、大气的外表下，有一颗惶惑、敏感的心。总之，他就像一个专业演员，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最精彩的演绎：本色鲜明、尽职到位。或许在很多时候，他的角色并不讨巧，甚至令人厌恶，但是，他的演出是精彩的，他演出了他的“这一个”。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
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
，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
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正所谓：
天风浩荡，瀚海阑干，金戈铁马，万死千伤，俱往矣；长城巍然，丝路悠长，大赋煌煌，美人凄凉，俱往矣；唇枪舌剑，纵横捭阖，君臣相倾，千秋家国，俱往矣；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载以往，意气飞扬，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村社戏场，在年年评说，岁岁兴叹。
后记
《王立群读（史记）》的汉武帝部分终于出版了，这是我自 2006 年在《百家讲坛》开讲以来出的第一本书。
“读《史记》”何以从汉武帝读起？
《史记》共 130 篇，其中 112 篇是人物传记；《百家讲坛》是电视讲座节目，二者共同决定了我的读《史记》只能是以讲人物为主。但是，《史记》中的人物非常繁杂，大体集中于春秋战国、西汉开国、汉武帝三个时期。就汉代部分而言，西汉开国，有易中天教授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我去年也已经讲过项羽、吕后。因此，《史记》中的西汉中期人物就成为我此次“读《史记》”的首选。
西汉中期，人才辈出。如果一个一个人物单独开讲，势必支离破碎，缺乏相互照应。因此，我有必要采取一个妥当的办法，这就是选择此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以他的一生为线索，将其他人物穿插其中。而这个中心人物非汉武帝莫属。
这就有了本书的“武帝继位”、“武帝军威”、“武帝朝堂”等若干单元。这些单元的取舍，颇费周折，而且，难免失衡。我只能尽其所能，保持一个相对的均衡。
本书所述人物以外，武帝朝还有些人物非常重要，但是，不得不舍，如桑弘羊。他是汉武帝一朝经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但《史记》无传。再如苏武，《史记》也无传，我既是“读《史记》”，为名正言顺计，只有忍痛割爱。
也有些人物，《史记》写得过于简洁，仿佛流水帐，寥寥几句，某年某月某事而已，缺乏细节，人物形象难以确立，当然不适合在电视上讲，只能舍弃。
因此，本书名为“读《史记》之汉武帝”，并非备述武帝一朝的所有人物，只是扼要地介绍了武帝一朝的一些主要人物，为读者进一步阅读《史记》原文扫清一些障碍而已。
大家或许还会疑虑，《史记》中的《今上本纪》（《武帝本纪》）早已佚失，“读《史记》”何以还从汉武帝人手？
《史记》中《今上本纪》确实早已佚失，但是，《今上本纪》佚失了，不等于汉武帝不能讲，也不等于我不能从汉武帝入手讲《史记》。因为，我所讲的“汉武帝”，是从《史记》其他传记中抓取、提炼、重塑的一个汉武帝。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武帝一朝的所有人物传记中都写到了汉武帝，我们很容易发现诸多朝臣、众多嫔妃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血肉丰满，令人爱恨交织的汉武帝。所以，相对于本纪而言，阅读以列传为主的史料，反倒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汉武帝。
同理，“读《史记》”虽然理所当然以《史记》为主，但是，必须兼及《汉书》《资治通鉴》《汉纪》等史料。这是研究历史的常识。
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切我们只能称之为第一历史，而第一历史是永远无法再现的，一旦过去，就永远消失了。史学家们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称之为第二历史，第二历史是对第一历史的再现。
第二历史由于史学家本人的观点、立场、视角不同，即使是同一历史事件，记述得也往往很不相同。
比如司马相如赴卓王孙之宴请，《史记·司马相如传》的记述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司马相如传》的记载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这一“为，，字深刻地揭露了司马相如极想去赴宴而又故作姿态的心理，实在是妙不可言。如果没有《汉书》的记载，我们对司马相如的作秀可能还看得不那么深刻，由于有了《汉书》的记载，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解读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真相。
因此，广泛占有第二历史的资料是我们尽可能真实地还原第一历史的关键。
这里的资料还不仅仅是指史 学文献，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必须充分占有。我们还以《琴挑文君》为例。
最早提出司马相如劫财的是特别仰慕司马相如的西汉著名作家扬雄，他的《解嘲》一文中说：“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扬雄此文名气极大，又收在《昭明文选》之中，古代哪个“文化人”没有读过《昭明文选》？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司马长卿，窃赀无操。”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司马贞的《索隐》是《史记》“三家注”之一，读《史记》者又有谁不读《史记索隐》？因此，我提出司马相如劫财，只不过是对古人的定评作了论证。
至于《百家讲坛》主讲人讲的历史，则是第三历史，是主讲人心中理解的历史，同样甚至更多地需要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综合研究，得出自己的看法，再通过通俗的讲述，让受众了解一个王朝，一段历史。
汉武一代，辉煌威武，值得讲述的人和事很多很多，本书因受种种条件限制，不可能尽现，是为遗憾，亦为必然。
借此机会，向全国广大观众，向《百家讲坛》，向长江文艺出版社，向为本书审稿的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大可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赵生群教授、俞樟华教授，河南大学巩留柱教授等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的博士生郭宝军、刘九伟、张自然，硕士生侯冬梅、胡晓杰、段黎、王晓阳，参与了本书最后的制表、文献覆核等工作，在此一并答谢。
王立群
2007 年 4 月 5 日于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