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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库娜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连续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按时送一个蛋来。如果有一天没来，那么隔天定会一下子送来两个。
我开始一直以为库娜是个男孩，直到她头发长出来了才知道是个女的。她以前是小光头，再加上手里总拿着鸡蛋，两相衬映，老是惹得我取笑她。
还有一个孩子，总是跟着卖蛋的孩子们一起来，却从来没带来过一只蛋。我给其他孩子付钱时，他就在旁边紧紧盯着看。
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也带来了一只蛋。他一个人来的，把蛋递过来时紧张万分，惴惴不安地等着我给钱。我拿着蛋摇了又摇，对着太阳看了又看，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最后还是给了钱。等他拿着钱跑了以后，我把蛋磕开一看——
居然是只煮熟的蛋。
一定是他的妈妈煮给他的，舍不得吃，便拿来换钱。
我真是气坏了，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把它给吃了。
在喀吾图，我学会的第一个哈萨克单词就是“鸡蛋”——“觉木什尕”。
除了这些孩子和那些没事干的闲人，我们家店里就很少再来别的什么人了。
在喀吾图做生意，像是在火星上做生意。
我成天窝在柜台底下的糖堆里睡觉，睡醒了就搬把椅子坐到门口晒太阳。太阳渐渐偏西，房屋的阴影从后面慢慢覆扫过来，阳光移一寸，我就挪一下椅子。
到了下午，好不容易来了一个顾客，连忙跳起来问他要什么。可是……他要“过油肉拌面”。
我告诉他这是商店，然后把吐滚家的馆子指给他。
但是吐滚家馆子因为生意太冷清，早就关门一个多月了。于是不一会儿，这人又回来找我要“过油肉拌面”。
我只好把沙力家院子指给他。沙力家没有开饭馆，但他家养了一条特别厉害的大狗。于是这人再也不来找我了。
村里的马路上干干净净，两边是茂密的柳树和杨树，树下流水淙淙。
没有一个人。
只有一只高大的鹤，不时地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
不过我说的那是夏天，春天和秋天就不一样了。
牧民逐水草而居，上山下山转场都会经过喀吾图。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羊群穿过村子西去东往，尘土高腾。羊群走过的柏油路都被踩得稀烂一片。
到了那时，小杂货店每天一大早就挤满了人，积压了一百年的商品都有办法卖出去，无论卖什么都有人要。而别人要了偏你又没有的东西，则无论用别的什么都可以搪塞过去。
比如——有人要买西红柿酱，完全可以向他推荐辣椒酱；而若是要缝纫机油，就理直气壮告诉他只有缝纫机针。他就只好买了缝纫机针走了。
但也有厉害的角色。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胖女人，非要用八块钱买一条小孩的裤子。我不愿意。那条裤子最便宜也得卖到十块钱。于是她往柜台上一靠，无边无际地和我纠缠了起来。她越这样我越不愿松口。到了中午该吃饭时，我们都饿了，分头去吃饭。吃完回到商店，她仍旧往那一靠，接着上午的话头继续往下缠。
当价格说到九块钱时，已经到了晚上该关门的时候，我们又分头回去睡觉。第二天……第三天……
最后她居然七块钱就把裤子买走了！
牧业经过时，卖得最快的只有裤子。真不知他们咋那么费裤子，估计可能是整天骑马骑的。
牧业一过去，裤架上至少得空下去近两百条裤子。
集体买裤子的情景十分壮观，先是所有人一起脱，然后所有人一起穿。要这时候走进我家商店的话，你会看到满地都是鞋子，至于人——人全站到柜台上去了。大家都挺爱干净，担心裤脚在地上拖来拖去弄脏了。
好在我家柜台很结实的。上面铺了厚厚的木板，而不是像城里的商店那样铺玻璃。因为在我们这里，平时除了买裤子的人要往柜台上站以外，那些喝啤酒的，看货架最上面一层商品的，试鞋子的，吵架的，都要往上站。
再回来说买裤子的人——通常裤子一穿在身上，就掏钱走人。旧的那条揉巴揉巴往口袋一揣，裤缝笔挺地推门出去。
当然也有人特麻烦，几乎要把所有裤子统统试过两遍以上，逐一对比，反复感觉，每条合缝线都拉了又拉，拽了又拽，连裤兜都要伸手进去掏掏，看漏不漏。就这样，柜台上从东到西堆了一长摊各式各样的裤子，这人就坐在裤堆中间，垂着两条腿，慢悠悠地挑，慢悠悠地和你讨价还价。敲定价钱后，还要再转身一头扎进裤子堆，再挑一轮。末了还要再杀一轮价。
我妈一气之下，把他脱在地上的鞋子一脚踢到柜台后面。
等到后来生意做成，钱拿到手，剩下的事情就与我们无关了。
于是这人穿着新裤子满地爬着找鞋子，找得叫苦连天。
喀吾图的秋天人真多，一个夏天都在山里消夏放牧的人全回来了。牛羊也下山了，转场的牧业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时候也实在没啥事情干了——草打完了，麦子收了，家畜膘情正好。于是大家成天往马路上跑，三三两两站着，天黑了也不回家。就那样站着没完没了地说话——说到实在没话说了，仍面对面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反正就是不想回家。不回家的人差不多全是年轻人，年轻人见了年轻人，爱情便有了。然后就是盛大的婚礼。整个秋天都在举行婚礼，每场婚礼举行三天三夜。几乎秋天的每个晚上，这黑暗的村子里总有一处角落灯火通明，电子琴和手风琴的旋律彻夜飘荡。
我半夜突然睡醒，听到舞曲热烈的旋律。穿上衣服起身出门，向村子里亮如白昼的那处走去。我趴在那家人的低矮的土坯围墙上往里看，院子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拖依”，每一棵树上都挂满了灯泡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新的一支曲子开始了，由新娘领舞。她缓缓走出来，戴着长长的面纱，雪白蓬松的塔裙外，套了枣红色的中袖对襟长马甲，小手柔柔地捏着一块绣着金线银线的绸缎手帕。她被越来越多的舞者簇在舞池中心。这时我看清楚了她。我认识她。她还是个孩子，前几天还在我家商店里买过铅笔盒和作业本。
我喊了她一声，但是谁也没听见。
我一个人悄悄回家。脱了衣服继续睡觉，开始做梦。后来又被遥远的，但无比清晰的舞曲旋律惊醒。这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床上撑起身子，扭头看到窗外有人将面孔紧贴着玻璃喊我。
我看了好一会儿，认出那是刚才的新娘。
喀吾图的冬天长达半年，生意也冷清了下来。我天天坐在炉子边烤火。天气太冷，来商店的人除了酒鬼再没有别人了。
来抄电表的小伙子说：“不喝酒干啥？”
这个家伙双手往柜台上一撑，跃上去，腿一盘，坐得稳稳当当。
“不喝酒干啥？喀吾图这个地方嘛，就只剩下酒了。”
中学教师白毛——我这么叫他实在没什么恶意，谁叫他头发那么白，谁叫他名字那么长，那么难记——也常来喝酒。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男人，身材高大，脊背笔直，衣服也总是展展的，袖肘上从没打过补丁。走过身边，一派风度。
和他一起喝酒的也全是教师，可是他们的皮鞋却全是补过的，外套上的钮子各不相同。他们一进房子，二话不说就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稍有礼貌一点的就脱了鞋子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
喀吾图酒鬼最多的日子是教师节放假的那一天。若一连几天没人来买酒，马路上也看不到有人醉倒在雪堆里，那么那几天县上一定正在进行年度理论学习考核，所有人都跑到县上填试卷去了。真不知道这些家伙平时是怎样为人师表的。
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白毛。总之我对这人的印象实在好极了，至少他从来不爬柜台。每次都优雅得体地半倚在柜台边，持着杯子慢慢抿。而别人则直接握着酒瓶子灌。
他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明亮而富有弹性，头发下的面孔漂亮俊美。
有一天白天里他也来了（酒鬼们一般晚上才上门），拎着孙子的破皮鞋（我们家还兼补鞋子的生意）。
我叔叔问：“这么大的鞋子，孩子有好几岁了吧？”
“这是最小的，八岁了。”
“那你多大年龄？”
“再过两个月嘛，六十整。”
他要了一瓶啤酒和一个杯子，独斟独饮，等着取鞋子。
“这个白毛，一年四季喝，咋没见喝出大鼻子（酒糟鼻）？”叔叔一边给鞋子钉掌子，一边说。
“快了快了。”
“不喝不行吗？”
“为啥不喝？喀吾图这个地方嘛，就只剩下酒了。”
我在旁边愣了一下。
鞋子补好了，白毛付过钱就走了。他离去时我在后面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是个真正的老人的背影。虽然脊背很直，但肩膀已经垮了下来，两臂松弛。身上那件笔挺板正的外套后面，横着几道坐后留下的褶痕。另外裤脚也有些脏了，满头的白发在风中全往一边飘扬。
喀吾图的整个冬天都是泡在酒里的。天空有时候明亮深蓝，有时候阴郁沉暗，而大地不变，白茫茫直到天边；深色的牛，一只一只在远处缓缓走动。
这时传来了歌声，像是通过酒的液体传来了歌声。明丽、尖锐，使人眩晕。
唱歌的是对面马路上开小馆子的三个寡妇。
对了，喀吾图有一个奇怪的惯例，只要是饭馆，统统是寡妇开的；只要是女人，一朝成了寡妇，可干的事情似乎只有开饭馆。
话说这三个寡妇的合唱从下午持续到深夜。去看热闹的人回来都说三个人喝酒喝得脸都黑了，眼睛通红，但拉起嗓子来一起张嘴一起闭嘴，认真到位，调一点儿没跑。
我妈很闲，居然好心地跑去劝她们少喝点。惹得三人扑上来，拉起架势要和我妈拼命。她们谁都不承认自己喝酒了，满嘴酒气地问我妈什么意思，简直败坏她们的名誉。
第二天一个一个酒醒了，都悄悄的，该干啥干啥。
我妈真的很闲，这时居然又跑去说“下次可别再喝酒了”。
可把三个人气坏了，气得又聚到一起，以酒释郁。
我们左邻那家开小饭馆的寡妇吐尔逊罕——我们都昵称为“吐滚”的，生得很有些风情，虽说不是特别漂亮，但眉眼活灵活现的，瘦瘦的身子很窈窕的样子，穿什么都好看。
特马其林场的看守员每次下山都会在她那儿住。这个看守员也是个很漂亮的人，和吐滚站在一起，谁都说这一对儿太般配了。
我们的看守员长着满头浅褐的头发，于是又被我们叫做“黄毛”。他整天到我们这儿来喝酒，于是我们整天这么叫来叫去，叫到后来全喀吾图的人都这么叫了，他的本名于是再也没了。吐滚来我家商店找他回家，也这么说：“黄毛在吗？”
吐滚一个人操持饭馆，非常辛苦。听说当地的风俗是寡妇再婚的话，前夫的孩子得还给前夫的家族，因此她一个人再苦也不愿意再婚。好在三个孩子都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帮家里干活。尤其是老二，每天早早地就拿着钥匙来食堂开门，洒扫、擦洗、生炉子，然后挑着空桶去村头河边挑水，把水缸挑满了，这个八岁的女孩才背着书包去上学。老二又是三个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两只眼睛跟两朵菊花似的，让人看一眼就满心疼爱。
但是她非常沉默，举止傲气，性情固执，像个小大人一样。
虽然有时候孩子们的成长让人不安，但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