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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们都不曾忘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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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莫夫妇慌忙扶起,女子的脸上已是清泪纵横。

“有话慢慢说,慢慢说……”老莫一辈子没遇见过这样的事,门外有好奇的人看东看西,还用手机拍那豪华轿车,莫大妈干脆把门给拉上了。

那女子就带着哭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段往事:

原来,那女孩叫柳芬兰,她的爸爸是一名厨师,以前就为老莫面馆的前任店主工作。他做得一手好面,迎来顾客盈门,女孩也常常带同学来吃,她自然可以赊账。可是一个大雪天,她爸爸为了送一碗热面到她学校,在路上被一辆打滑的卡车给撞了。女孩失去了父亲,可是她不愿意相信残酷的现实,也不想让同学们瞧不起,而且她也怀念来爸爸工作的店里吃面的时光。

于是她还是带同学来吃面,并照常赊账,其实她一开始也十分害怕老莫拒绝的。为了报答,她把爸爸祖传的面条方法也教给了老莫。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公派到美国读了三年投资学,回国后有家跨国餐饮公司聘请我做投资顾问,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要买下你们的面馆。”女子从那两个秘书包中取出合同解释说,“你们别怕,你们不仅会一次性得到一大笔授权资金。等这个面馆成为公司后,你们还是股权最多的经营者,管理者,我只是用我的专业和资源把你们的面馆打造成中国最好的面条企业!”

老莫夫妇听了一席话,百感交集,感动得直抹眼泪。

“砰砰砰!”面馆外突然有人猛烈敲门,“爸,妈!是不是谁来封我们的面馆了?告诉他们,我们不怕!我们不卖!”

店里的人听了,愣了一下,顿时哈哈大笑。

“这小子,多少年了,还是这样风风火火的。”莫大妈连忙把门打开了。

一股暖风吹来,莫识宝和当年的校花柳芬兰撞了一面,顿时两人脸上都梅花朵朵,喜不自禁。

窗外的雪更大了,老莫望着雪地上堆雪人的娃娃们,心里默念到:明年,一定会是一个大丰年。

母亲的“辛德勒名单”

◎朱成玉

母亲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认识了一些老姐妹。这些癌症患者经常在一起讨论各自的病情,时间久了,慢慢建立起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临回家的那天,母亲与那些病友们相互都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

母亲眼神不好,回来后让我把那些电话号码工工整整地挨个儿抄下来。长长的一排,算上母亲自己,一共十二个危在旦夕的生命。

从此之后,家里的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有母亲的病友打来的电话,她们互相询问着病情,嘘寒问暖,相互鼓励,俨然成了天底下最知心的莫逆之交。

我真担心,如果有一天,那电话不再响起,母亲该会有多难过。

母亲每天都会守着电话,害怕错过每一个病友的问候。我对母亲说:“电话上面都是有来电显示的,如果谁的电话没有接到,我们给拨回去不就行了吗?”

母亲说:“不一样的。如果我当时没有接,她们会担心我先走了,会难过的。”

我们决定给母亲买个手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听病友的电话了。我把那十一个人挨个儿存进了母亲手机的通讯录里,仿佛存进去一笔巨额财产。

那是一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她们共同筑起了一道生命的墙。

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名单”,不仅仅是母亲,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本通讯录,那是她们要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的名单,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要拯救的对象。

起初,母亲是悲观的,在治疗上也不大配合我们,总认为自己迟早会死,往自己身上搭钱是浪费。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使她振作,领她去听二人转,鼓动她参加秧歌队,可是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发现每次只要母亲和那些病友通过电话之后,就会变得开朗许多,心情舒畅。

所以,我们为母亲的手机多备了几块电池,保证母亲的手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一部小小的手机,分分秒秒传递着生命的讯息。

杨姨是十二个人中最乐观的一个,其实也是病情最为严重的一个。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但每次母亲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打电话过去,杨姨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母亲讲一些她的“奋斗”经历。每次通过电话后,母亲都会开心好一阵子,因为生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又一个阴雨天,母亲疼得厉害,心情变得很坏。我们赶紧替她拨通了杨姨的手机,杨姨爽朗的声音很快传了过来:“喂,你好啊。我知道你是我的老姐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癌细胞控制住了,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我现在忙着打太极呢,不和你说了。改天再聊吧!”杨姨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没等母亲问什么,那边就挂断了。虽然母亲没说上什么话,但知道自己的病友又多了一次战斗胜利的捷报,心里顿时敞亮了很多,感觉身体也不那么疼了。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杨姨,这次换成一个年轻人接的。他说:“我妈妈去世已经半年了,她在临终前几天让我们替她在手机里录制了几段录音。告诉我们不让关机,免得你们打不进来电话。”说到这,年轻人有些哽咽,“阿姨,我不能再瞒着您了,这半年来,你们听到的,都是我妈妈的电话录音……”

挂了电话,母亲的手开始抖了起来。母亲拿过那本通讯录,用笔轻轻地把杨姨的名字圈了起来。那一堵生命的墙,忽然就裂开了一个缺口。我听到母亲喃喃地说着:“他杨姨啊,你先走了,等些日子,我去陪你。”

我们的心跟着凉了。母亲一直依赖着的希望没有了,她的心会不会就此沉进谷底呢?

结果完全相反,母亲的做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一辈子没跳过舞的母亲,让我们替她报名,她要参加秧歌队!

穿着大红大绿的母亲,样子很滑稽,扭起的秧歌也很生硬,但不管在晨曦里,还是夕阳下,我看到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我知道,母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活着,她在为她的亲人们活着,也为那些“辛德勒名单”上的病友们活着,就像杨姨一样。哪怕让她们多活一天,都是一次成功的拯救。

病情又一次严重的时候,母亲虚弱得很,额头上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机响了,我们知道,肯定又是病友打来的。母亲颤巍巍地接过手机,看了看那个电话号码,马上示意我们静下来,然后清了清嗓子,用比平常高了八度的声音对着电话欢快地喊道:“喂,老姐姐,你好吗?我啊,我好着呢,刚刚扭完秧歌,你看把我累的,气喘吁吁啦,哈哈……”

我们含着眼泪听着母亲在病床上撒谎。我们知道,杨姨走了之后,母亲终于成了那堵生命的墙上,那一块最坚强的砖。

你记住了谁的名字

◎马国福

在一个饭局上,一个食客说,他曾经和市长吃过一次饭,而且握过手,当时紧紧地握住市长的手,手心都出汗了,紧张又激动,心狂跳不止几乎要迸出胸膛了。顿时,饭桌上的人羡慕不已,一个劲地夸他荣耀。我问他:市长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他不太自信地说:应该记得吧。

我说:我不认识市长,市长离我太遥远了。我和我们楼下买烧饼的、修自行车的、送纯净水的很熟,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也记得我的名字。每天上下班见了面,彼此热乎乎地叫着名字打招呼问好。

在座的各位有些不屑一顾,说:这有什么好记的?

我知道,我的话有点逆耳,让他们听了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所关注的人,像一粒沙,根本无关紧要。世俗的标准已经在他们眼里打上了标签,很显然,对他们而言,精英的名字才是值得记住的。

曾经,刚到新单位,有一天门卫收发报纸的一个小伙子来送信件。他出门后,我问同事,他叫什么名字?同事有些惊讶,说:问这干啥?我也不知道。他这么胖,就叫胖子好了。

说来很惭愧,我记性不好,也经常记不住人的名字。有一天下午,天突然下大雨,下班后,我没有雨具,站在单位大门口张望,犹豫着打的还是等雨后再回家。

门卫看到了我,他叫我名字,说:我这里有雨衣,你带回家吧。我晚上值班不要雨衣。让我窘迫的是,我叫不出他的名字,叫了他一声“胖子”表示感谢。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自报姓名。我穿上他的雨衣,准备回家,他说:你来了几天,我就记住了你的名字。此后,你经常收到报刊、信件、稿费,真不错。我故作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写着玩呢。

末了,他有点不好意思,似乎欲言又止。我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他回答说:请你以后不要叫我胖子好吗?叫我小×,或者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了。我的脸红了。

机关里有几个勤杂工,每天上班比别人早,等我们上班后,她们已经将楼梯、垃圾桶收拾得干干净净。机关里上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平时遇到她们叫小刘、小李、小赵。我估计知道她们名字的人不会超过一半。她们的名字被自己简称的姓氏代替。我曾仔细留意过,她们每天分两三次更换机关卫生间里的手纸、洗手液、垃圾桶。这让我很感动。可一想到有很多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多少让我有些悲凉。

在一个单位,很多人把领导的家属、朋友的名字烂熟于心,就是记不住一个默默在背后为他们服务的普通人员的名字。我深深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现象。

如果说人的姓名是一顶帽子,那么他的尊严、人格首先由他的姓名所凝聚。记住一个人的姓名很容易,只是我们不屑于记住或者不愿意记住。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普遍功利的时代,对我们而言,与自己最密切的人往往是与我们有利益关系的人。我们习惯于眼睛向上,脑袋向上,是因为奴性的思想已很微妙地渗透到我们心灵的每个角落。上望,我们才有可能分到一杯功利的羹,沾到一点权势的光,靠到精英的一点边。似乎我们或多或少与“上”与“精英”有关了,我们自身才有了被他人“上看”砝码和分量。这实在是荒谬、幼稚。

不错,这个一天天美好起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精英所驾驭左右。他们的名字被大众牢记在心,仰望、崇拜、追随。可我看到的现实是,有许多人连给自己送水、送报、送菜等从事所谓“底层”工作的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不屑于放心上。这真是一种病态的价值趋向。说重一点,这是功利人格的沦落;说轻一点,这是个人素养的霉斑。

记住并念出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仅是嘴里无足轻重的一口气,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一种平等人格的风度。就像洒香水,你自己身上洒上一点,不经意间和别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身上也会沾上一点。

我想说的是,那些微尘一样默默在我们身后或者不远处低头、弯腰、屈膝忙碌的身影,被我们忽略名字的人,是一把丈量活在这个尘世众生人格高度的卷尺,也是揣摩这个时代世态炎凉的温度计。

听母亲讲父亲的故事

◎郝冒新

从小母亲就常给我讲父亲的“城南旧事”,这些故事让我了解了别样的父亲。母亲给我讲的最多的是父亲儿时的那些事儿。父亲兄弟姐妹多,遇上大饥荒那年,家里僧多粥少,父亲常饿着肚子去上学。一天,面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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