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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愣了一愣。可是欲望已如蓄积了千年的洪峰，思维纤薄的闸门已经根本无法阻挡。小灯的话使他突然放松了，他有了肆无忌惮的力度。
这时他听见小灯沉沉地叫了一声，仿佛是被人用一把铁锹从背后猝然劈倒时发出的那种声响。杨阳吓了一大跳，站起来，一眼就看见了血迹。那血迹像被斩断了身体的蚯蚓一般蠕动蜿蜒着，在白色的床单上扭出一条一条的印迹。
杨阳慌慌地爬下床来，抓了自己的衣服就来擦小灯的身子。血很多，擦了许久才渐渐地干了。杨阳扔了脏衣服，一把将小灯搂住。“疼吗？你，啊？啊？”他语无伦次地问。“灯你，你还是，一，一张白……”杨阳没把一句话说完，眼中已落下泪来。
小灯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来。窗外的阳光漏过纱帘，陡然厚重起来，满屋都是猩红的飞尘。
那天小灯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是：杨阳你的眼睛太干净了，你看不见纸上的污迹。
那天小灯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叫王德清的男人。
1982年冬 石家庄
在这个冬天之前，中学英语教师董桂兰的生活，套一句当时用得很滥的成语，就是“蒸蒸日上”。这年她被评上了特级优秀教师——她带的班级连续两年达到全市最高高考升学率。她的丈夫王德清，也刚刚提升为厂里的财务处处长。他们的养女王小灯，在全市的初中英语会考中得了第一名。而且，他们全家刚刚从破旧的筒子楼里搬出来，迁入了两室一厅的新居。
王德清一家是在四年前随单位迁移到石家庄的。四年的日子不算长，却刚够磨掉他们脸上毛糙怯生的外乡人表情，让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脚下的根基。
这年董桂兰四十八岁，正在本命年上。年初的时候王德清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要给妻子买一条避邪的红腰带。当时董桂兰正被接踵而至的喜讯折腾得云里雾里的，春风得意的人往往很容易忽略身后的阴影。所以那天董桂兰带着一点轻蔑的神情对丈夫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可是这年的冬天一切突然都改变了。
变化最早是从一场咳嗽开始的。这里的“一场”是单数，也是复数，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场”连绵不断地接缀而成的一个“大场”。这一大场咳嗽是从夏天开始的，从夏末延伸至秋初，又从秋初延伸至秋末，再从秋末延伸至冬初。入冬的时候，董桂兰终于顶不住了，请假去了一趟医院。
董桂兰去医院的那天早晨和任何其他一个早晨也没有什么区别。她和小灯几乎是同时在收音机的早间新闻声中醒过来的。自从小灯来到王家之后，董桂兰就一直和小灯合睡一张床，而王德清则自己一个人睡一张床。厨房里王德清已经把早餐大致准备就绪了。王德清的工作单位在郊区，班车单程也需要开两个多小时。所以王德清平常住在厂里，只有周三轮休时才回家。王德清在家的那一天，总是早早地起来做饭，好让妻子和女儿多睡十五分钟。
董桂兰前晚备课备到很晚，早上起来就有些头昏脑胀。小灯倒是准时睡的，只是睡得不怎么踏实，董桂兰破铜锣似的咳了一夜。所以母女两个虽都醒了，却依旧赖在被窝里，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掩着嘴呼呼地打着哈欠。
“小灯你这一夜踢蹬的，小达小达地喊。谁是小达呀？”董桂兰问。
小灯怔了一怔，半晌，才蔫蔫地坐起来，说妈你睡糊涂了，我不认识什么小达的。
天冷，暖气稀薄如鼻涕，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小灯跳下地，老鼠似的东钻西窜满地找鞋子。去年买的棉毛衫棉毛裤都有些小了，胸前已经鼓出两个小小的包，瘦骨零丁的裤腿里，竟有了一些内容。王德清热好了牛奶，进门来催，半截身子伏在门框上，突然就不动了。
“桂，桂兰，我们小灯长起来了。”王德清喃喃地说。
“跟她们班同学比，还是瘦。小小年纪，整天闹头疼的，唉。”董桂兰捏了捏小灯的肩胛骨，叹了一口气。
小灯觉得遍身贴的都是眼睛，就赶紧窸窸窣窣地找毛衣套上。钻出头来，把衣服抻平了，撸下了一地的眼睛。一扭头，突然看见了董桂兰脸上的血迹。
“妈，你怎么了？”小灯指着董桂兰的下巴问。
董桂兰用手背擦了擦，说这颗痣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出血。今天看医生，要些药膏抹一抹。
都洗漱过了，三人就坐下来吃早饭。早饭是牛奶面包，小灯勉强喝了一小杯，就搁下了，去拿书包。董桂兰追着让把那剩的都喝完了，三人就兵分两路出发——小灯上学，王德清陪董桂兰去医院看病。
董桂兰那天穿的是一件印着蓝花的灰布对襟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羊毛围巾。棉袄很新，在肩膀袖肘处绽出许多厚实的皱纹来。风很大，围巾一出门就给刮得飞飞扬扬的，像一只折了翅的鹞子。早上洗完脸董桂兰抹过一些防裂霜，茉莉花的香味被风吹送得很远。天开始下起了雪霰子，窸窣地砸在地上，仿佛是过年炒花生栗子时沙粒滚过铁锅的声音。这些颜色气味声响构成了小灯对健康的董桂兰的最后印象。
都走到路口了，董桂兰又跑过去，往小灯手里塞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小灯只觉得董桂兰那天走路的样子有点怪，一脚高一脚低的，好像鞋子里进了石子。
“万一妈回不来，你中午自己买碗面吃，牛肉的。”
当时无论是小灯还是董桂兰都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语成谶——董桂兰在这个清晨从家里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当时就给留在了医院。
肺。肝。癌细胞已经爬满了这两个部位。可是癌细胞最早却不是从那里滋生出来的。发源地是那颗已经在她下巴生长了多年的黑痣。董桂兰得的是恶性黑色素瘤，晚期，早已转移。从最初的诊断到最后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董桂兰是在腊月二十五晚上死的，她终究没有走完她的本命年。
董桂兰的死正符合了当时一些关于教师待遇中年知识分子健康问题之类的时髦话题，所以就被演绎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追悼会上，各级头面人物都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蜂拥而上。学生，家长，同事，领导，众人都哭得惊天动地的。
可是小灯没有哭。小灯的眼睛若两个冰窟，有寒气徐徐流出，将一张脸都凝聚成霜。哀乐声中董桂兰的骨灰盒被递到了小灯手里，小灯的嘴唇翁动着，轻轻说了一句话。众人不知道小灯说的是什么，只有站在身边的王德清听清楚了。
小灯说的那句话是：“你骗了我。”
当然，也只有王德清明白小灯的意思。当年把小灯领回家的时候，一路上小灯只问了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她一连问了三次。小灯问你们会收留我多久？这一句话问得董桂兰眼泪涟涟。董桂兰搂了小灯，反反复复地说：“一辈子，一辈子，我们一辈子都和你在一块。”
葬礼完后回了家，王德清就病倒了，高烧，一阵一阵地打着摆子。小灯端了药，喂王德清吃了，突然问：“你呢，你也会走吗？跟她去？”
王德清看见小灯的脸，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棱角尖利起来。那尖利是一层外壳，裹住了所有其他的情绪，而害怕却如一片雾气，在外壳薄弱之处冒出丝丝缕缕的马脚。王德清抱住小灯，抚摸着小灯马鬃一样硬挺的头发，忍不住号啕大哭，哭得一脸鼻涕。
“灯啊，爸爸不会，绝对不会，离开你。这世上只有，只有咱爷俩了。”
王德清的手抚过小灯的额小灯的眉眼小灯的鼻子小灯的嘴唇，呼吸渐渐地粗重了起来，鼻息犹如一只小马达，呼呼地扇过小灯的脖子。王德清的手哆哆嗦嗦地伸进了小灯的衣领，停留在那两团鼓起的圆块上。王德清的手指在那个半是坚硬半是柔软的地方揉搓了很久，后来便继续向下游走，伸到了小灯的两腿之间。
王德清的指尖如虫蚁一样，一路爬遍了小灯的身体。那虫蚁爬过的地方，却生出些酥麻的热气，热气之下，身体就渐渐地湿润了起来。
小灯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推开他，推开他，小灯的身体却瘫软在那未曾经历过的湿润里，动弹不得。小灯的心和小灯的身体剧烈地扭斗着，小灯瑟瑟地发起抖来。
“别怕，灯，爸不会害你，爸只是，只是想好好看看你。”
王德清脱光了小灯的衣服，将脸近近地贴了上去。小灯的身体鱼一样地闪着青白色的光，照见了王德清扭成了一团的五官。突然，小灯觉得有一件东西杵了进来——是一根手指。那根手指如一团发着酵的面团，在自己的体内膨胀堵塞着，生出隐隐的痛意。小灯突然狠狠地伸直了腿，王德清没防备，被一脚蹬到了地上。爬起来，声音就碎得满地都是。
“爸，爸只是太寂寞了，你妈，很，很久，没有……”
第二个星期王德清轮休回家，小灯没在。屋里留了一张纸条：
我去同学家睡觉，别找我。
纸条没称呼也没落款，是用一把削水果的尖刀扎在卧室的门上的。
那年小灯十三岁。
1994年春 唐山市丰南县
这年春天李元妮家新盖了一座两层楼房。楼是方方正正的砖楼，外墙贴了雪白一层的马赛克。二层有一个阳台，用栏杆圈围起来。栏杆也是雪白的，圆柱上雕着精致的花纹，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又一个站立着的细瓷花瓶。门是锃亮一扇的大铁门，上方是一个镂花的扇面，正中贴了一张鲤鱼戏水的年画。这样的楼房，几年以后，将是所有乡镇新屋的模式，可是在那时，却是一条街上的奇景。完工那天，爆竹尖利地响了几个时辰，满天都是惊飞的鸟雀。一街围看的人里，说什么的都有。
楼是李元妮的儿子万小达寄钱来盖的。
其实在老家盖楼并不是小达原来的计划。小达原来的设想是带着母亲去南方定居。小达和母亲为这件事讨价还价了两年。李元妮不去南方的托词有好几个版本，比如故土难离，比如适应不了南方的暑热，又比如不想妨碍年轻人的生活。这些托词都没有让小达死心，最后让小达死心的是另一句话。李元妮说我们都走了，你爸你姐的魂回来，就找不着家了。这句话让小达沉默无语。
街坊里关于李元妮的儿子有许多的猜测。有人说小达在深圳买卖股票挣了一点小钱，也有人说小达认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做干妈，也有人说小达在广州办服装贸易公司发了几笔大财。对于所有诸如此类的猜测李元妮始终微笑不语。她神秘莫测的表情其实仅仅是为了遮掩她对儿子行踪的一无所知。
其实这条街早已是重建过的，邻居也已经换过了一茬。可是在地震发生多年之后，李元妮在一条街上依旧招着人恨。
李元妮在地震中死了丈夫和女儿，剩下一个儿子，也是个独臂的残疾人。可是这都不是李元妮招人怜或招人恨的原因。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到处都是。一场地震把人的心磨得很是粗糙，细致温婉的情绪已经很难在上面附着。人在天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既不能找天老爷算账，就只能选择认命。就像是一个暗夜赶路的庄稼汉，踩到一块恶石上摔得头破血流，伤疤是永远地留下了，他还不能记恨石头，他只能裹了伤口继续赶路。
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