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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晓波说，决定对日宣战、彻底清算法西斯和建立联合国等，也都是雅尔塔体制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些当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引发了强烈的分裂化特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两大阵营的分裂；在欧洲是东欧和西欧的分裂，包括分别以华约、北约成立为代表的全面对立；在一些具体国家，则有东西德国和朝鲜半岛南北的分裂。
不大的克里米亚半岛，承载着历史的厚重。19世纪50年代与英法等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历史上的大事。
孔寒冰主要讲到欧洲的分裂。他说，由于地缘政治诉求、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别，大国间的合作尤其在欧洲的合作，往往是以牺牲小国和别国利益为前提的，这样的合作就是在矛盾和摩擦中进行的，其重要的后果就是给后来埋下了多种的冲突种子。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雅尔塔体系的最重要成果恐怕就是东欧的诞生。地缘意义的东欧是由地理位置上中欧和东南欧八个国家组成，民主德国是分裂的德国的东一半，其他七国在成为东欧之前或者属于西方或者受制于西方，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是三大国的雅尔塔会议硬将它们从西方切割下来，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没有一统天下的苏联，没有单独执政的共产党，没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无所谓东欧了。
人们往往把雅尔塔体系与冷战联系在一起。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雅尔塔体系的存在与冷战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二者具有密切关系。但是，孔寒冰指出，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并不标志着冷战的开始，甚至可以说与冷战没有直接关系。雅尔塔体系的本质是一种大国牺牲小国利益的合作。所以，东欧在1944～1948年间叫人民民主时期，而不是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它们虽然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但不能立马实行共产党一党领导，不能直接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得跟西方保持一定的关系，有的国家还是多党制，甚至保留国王，等等。因为这个时期苏联和西方还是同盟关系。但是有一条，东欧必须明白，它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能突破摆脱苏联、回归西方的这条底线。1947年美苏交恶之后，苏联立即迫使这些国家实行共产党一党制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彻底将它们与西方硬切割。另外，还要看到，在整个冷战期间，无论苏联如何对待东欧国家，哪怕是1953年出兵镇压东柏林工人罢工、1956年镇压匈牙利改革、或是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是袖手旁观，顶多喊两嗓子，从没有过实质性的干预。原因也很简单，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管东欧国家曾有多少冲破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但最后总以悲剧结束——因为它触碰了苏联的底线。没有戈尔巴乔夫，没有苏联的变化，东欧国家的剧变完全是不可能的。
李晨也说，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雅尔塔的安排本身不是冷战，从雅尔塔到冷战有一个过渡阶段。如果某些环节能有变化，冷战或许不会出现。而且，尽管美苏在欧洲滑入了冷战，但雅尔塔确认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并没有因为冷战爆发而变化，冷战主要将美苏关系由合作转变为对抗。雅尔塔会议讲好的是，在承认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大家一道占领管制德国，进行欧洲的战后重建，可冷战爆发之后，因为美苏对抗、德国分裂，欧洲的和平与秩序也不能靠大国合作，而只能靠核武器和两大军事集团来维系了。
初晓波则讲了雅尔塔体制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1946年8月，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很明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雅尔塔体制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美苏两国战略动向的判断。新中国建国后选择和苏联结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极大改变了亚洲的战略态势。但在付出了诸如朝鲜战争这样沉重的代价以后，中国在1954年前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原因之一是中国承受的来自于雅尔塔体制的压力太大，必须寻找平衡和新的舞台。1955年中国积极参加万隆会议，并促成了万隆精神的诞生，就是意识到了这个体制中日益成长起来的新的因素。
1963～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经济落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而经济发达的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这种判断反映了雅尔塔体制发展过程中，美苏对立大背景下多种力量崛起、两大阵营内部出现矛盾和分裂的事实。到后来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与此一脉相承，将全球争霸的美苏两国划为第一世界，把反对第一世界的主要力量赋予了第三世界。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对雅尔塔体制的观察与调适，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在这个体制中自我身份定位的重大变化。
雅尔塔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这就又回到了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二战结束不久，中国便爆发了国共内战，随即新中国成立。而雅尔塔体制和战后美苏对立，便构成了中国内战的国际大背景。
初晓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的认识过程。在1945年2月3日，即雅尔塔会议正式举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告诉他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经准备开会了，结果过几天就会知道。他告诉周恩来，苏军逼近柏林，各国进步力量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战场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美蒋一定急于与中共取得政治妥协。所以他要求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绝不让步。看来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对雅尔塔会议反应都非常迅速，双方都意识到了这次会议有可能对整个中国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
初晓波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谈雅尔塔会议是2月15日在延安党校的一次报告。这时雅尔塔会议已经结束，延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关注这次会议。毛泽东说，有些人经常散布谣言，说美英苏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他们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毛泽东的结论是，摩擦是有的，但团结占统治的地位，因为现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在中苏尚未签订条约的情况下，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图为苏军解放大连，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驻延安使团的著名“中国通”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汇报的电报中，保留了很多他和周恩来在重庆、和毛泽东在延安谈雅尔塔、世界形势、中国内政的内容。他的感受是，中共认为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不太可能会侵占中国利益，因为当时中共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帝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当时谢伟思发回美国的报告以及美国方面的评论来看，美国认定中共并不了解雅尔塔会议真正的情况，也就是说，苏联事先并没有告诉中共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但是后来中共领导人对雅尔塔多次提出了批评。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把中国全给了美国，给了蒋介石，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共产党而支持蒋介石。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他甚至谈到了信息来源，是斯大林告诉了铁托，而中方是从铁托的回忆录里看到的。显然，毛泽东在雅尔塔会议举行期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1964年7月他又在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保证所谓蒙古独立为借口，把外蒙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这完全是批判的口吻。1967年4月，周恩来和越南领导人范文同谈话的时候也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斯大林，周恩来认为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来划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是有错误的，作为策略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政策就不对了。
初晓波说，雅尔塔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隐含了后来中共和苏联之间很多矛盾的潜在线索。中国为什么那么强烈希望独立自主？为什么和苏联“老大哥”短暂蜜月之后迅速反目？我觉得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是有重大影响的。
李晨认为，雅尔塔的安排对中国国共双方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并没有让它们可以完全依赖于某个大国。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根据二战期间的《租借法案》，而且非常有限。二战后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就停止了。美国派出登陆舰船把国民党军队运到东北和华北。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战后接收主权帮助确实很大，但也刺激了苏联。苏联非常担心美国改变政策，不承认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于是苏联在东北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合作的意愿也下降了。但美国此时对国民党军也无更多的帮助。
中共面临的情况也类似。苏联出兵东北确实给中共创造了进军东北的机会，但苏联对于中共的援助和支持还是有界限的，毕竟有中苏条约的限制，而且苏联是因为觉得和国民党合作不一定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利益，才真正认可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但是中共进入东北之后，真正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站稳脚跟，基本上是靠中共自己的努力。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剿匪、土改，发展军工生产和交通，以及逐渐适应在东北的正规作战，实现了从游击队到野战军的转型，这些举措见效之后，中共才真正有能力在东北和国民党进行决战。
于铁军说，按照1947年以前的基本设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支柱是中国国民党政权。但国共内战的结果是共产党取得摧枯拉朽式的胜利，美国因此而“丢失”中国，被迫大幅度修改其东亚战略，逐渐使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点。于是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大幅调整。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先后签订，雅尔塔体制的核心架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至此才在东亚有了较为清晰的体现。
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关于战后朝鲜的规划相当模糊，大致是要朝鲜通过托管而最终获得独立。后来美国和苏联出兵占领朝鲜南方和北方，以三八线为界接受日本投降，并分别扶植成立南北朝鲜政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时，南北朝鲜的界线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三八线。战争的结果说明，南北分立、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并非那么容易改变。直到今天，三八线还横贯朝鲜半岛，成为东亚的柏林墙。也由于朝鲜战争，中美直接交恶，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对峙最终形成。由此可见，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实际上把雅尔塔会议时模糊不清的规定明晰化了。
李晨则指出了远东格局错综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