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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直到我们走出未名酒家，W依旧坚持自己是在飞。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飞翔呢？我时他满是羡慕。一点钟过后，校园逐渐寂静下来。作为最后一批喝酒归来的人，我们享受着独自占有这寂静与空旷的快乐。此时，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校园，我们是多么热爱。
未名酒家与旁边的重庆酒家还有玛佳丽，这三家小酒馆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夜生活，它们与三教、36楼、农园食堂还有图书馆一样成为95级男生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它们记录了我们的成长、激情与荒唐。再次走入那条小巷时，酒馆的数量平添了一倍，它们全都冷冷清清的，“未名”已经显露出明显的衰落之气。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老板说，你们很久没来了吧，他还记得我们，这真让我高兴。
现在的生意越来越冷清了，让生意冷清的当然不是竞争。早些时候，我们常常需要等待才能得到座位。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愿意出来了，他们不习惯半夜爬出楼，不习惯在夜晚呼吸校园的空气，也不习惯让自己喝醉。他们更注重的是明天是否可以按时起床去上课，这样喝酒是否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或者，他们干脆已经不习惯谈论理想。我无法抑制悲哀，我一直以为，95级已经沦为时代的牺牲品。89级以前的学生已经通过《北大往事》鲜明地刻入历史了，他们对于酒似乎都有一种无法压抑的迷恋之情，他们可以把夹克卖了去买醉，或者干脆醉卧在风雪之中，而那是北大历史上难得的活跃年代，充满了理想和激情。尼采有关酒神的论断是如此的正确，只有通过酒神迷醉的力量，人才能爆发出力量，所以80年代是一个创造的年代，也是一个可以在“小酒馆里哭泣”的年代。92级或许是另一个分水岭，这几级的学生还可以接触到那些没有毕业的80年代的同志，他们还可以感受到那些不灭的生命力，当然还有酒的魅力，夜晚的校园到处都有酒瓶撞击的声音。95级似乎是最后一个保持这种延续的群体了。而到96级以后，这些被考试制度完全驯化的孩子们，这些对于生活缺乏热情，这些无比功利的孩子们，他们已经自觉地放弃了青春的挥霍，他们目标明确，却缺乏趣味。他们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在夜晚寻找啤酒，他们“健康”而不颓废地成长。他们当然不知道尼采曾这样说道：“当酒神歌队的炽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恍如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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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的记忆
我越来越不喜欢校园，她逐渐放弃了曾经固守的许多品质——特立独行、热情激昂，这些大学本来最尊贵的东西已经从校园的角落中撤退了，剩下的是世俗和麻木。我试着记述一些燕园内的那些可爱的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永远的大讲堂
站在已经是一片瓦砾的大讲堂的遗址边上，我的两眼被灰土所模糊，我的心也随着起重机的一上一下而起伏，我知道这拆除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拆除的是所有北大人心中甜蜜的记忆和北大文化内涵。
我报到时就是在这个外表很破的建筑内，我在这里拿到了第一张北大的饭票，我还记得当时是一个阴雨的天气，上千人的队伍在大讲堂前蜿蜒着，每个面孔都是新鲜、喜悦、好奇的，他们等待着在大讲堂内登记成为一名真正的北大人。
然后，就是开学典礼，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置身于这个空间之内感到了一阵阵前所未有的亲和力，我总觉得这个建筑会与我的一生产生某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我在这里看了大学第一场电影，欣赏了第一场演出，第一次听到了北大著名的嘘声，也第一次学会了嘘别人，我在这里第一次有意地搂了姑娘的腰，我也第一次领悟了北大还残存的精神。我想还有太多的人和我具有相似的体验，大讲堂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刚入学的时候最喜欢听师兄们讲关于北大的传说，而这其中大讲堂总是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我听他们讲崔健来到北大演出的那一天，原本容纳1500人的大讲堂了挤满了3000人，每个人都试图去跳去唱，但是空间只容许他们在那里乱喊和流泪。据说那一次的场面，让崔健永远感激北大，因为是北大第一个承认了他的音乐。金庸先生1994年在大讲堂做讲演时，据说那一天像过节一般，整个北大沸腾起来，在大讲堂任何一个可以塞下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门外还有许多试图拥进来的人。大讲堂的嘘声是中国最著名的声音，这里把嘘声作为武器直接捍卫每一个北大人听的权利，在高高的讲台上，被嘘走过多少沽名钓誉之人。北大利用嘘声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争。小提琴家盛中国来做专场音乐会时，由于大讲堂又习惯被叫做大饭堂，在临演出前很诧异地说，邀请我的人在电话里说来大饭堂做演出，我的心一惊，北大架子太大了，我只能在饭堂里演奏，现在来了才知道，原来北大连饭堂都修得这么好。
其实关于类似的事情在大讲堂出现得很多，这些只是增添了大讲堂的传奇色彩，而大讲堂对于北大的学生有着更为亲切的意味。大讲堂是中国大学中最好的电影院，看电影也是北大学生最钟情的爱好。中文系的某位博士有句名言：与其好好读四年书，不如好好看四年电影，读书是读不出才气的。或许这句话深得人心，北大人对电影是万分的痴爱。每天两部的电影，从经典名片到卖座影片到前卫风格，两三块钱的票价总是充满了神奇的诱惑力。心情愉快时看电影以庆祝，心情沮丧时看电影足以遣怀。而且大讲堂永远是恋爱最好的掩体。装作很随意的样子和你暗恋的女孩坐在大讲堂的后几排，在巨大的屏幕下，一切都充满了温馨和可隐藏性，况且四周又都是那么多或夸张或含蓄的相拥的男女，一片黑暗中，你似乎就可以很自然地握住她的手，然后当情节紧张刺激之时，又很自然地握紧她，如果电影足够长，你或许就可以搂住她的柔腰，当然如果电影太短，你大可邀请她下次再来。我不知大讲堂里那么多对的偶数是否都是这种由来。
当然，你一个人来看，也会找到足够的乐趣。每次电影开映前的场景都是极有趣味的。昏暗的黄晕灯光下，大讲堂里是乱哄哄与热气腾腾的景象。拿着饭盒正在大口大口表现着其坚强的咀嚼肌肉的人有之，手捧TOFEL单词很吃力地默记的人有之，和恋人在肆无忌惮地交换热情的人有之，东张西望地寻找漂亮女孩的人有之，大声吆喝、呼唤狐朋狗友的人有之；在大讲堂中，你就开始略有领悟北大的兼容并包。
换片之间，倘若在冬天，你就会看到、听到极有趣的现象。所有的人都会因为寒冷或者兴奋或者好玩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卖力地跺起双脚。皮鞋、胶鞋、运动鞋乃至拖鞋共同发出的与地板有节奏的接触的声音是极悦耳的，而且身处其中你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跺动双脚，然后大讲堂里就会有或会心或狂热或扭曲的笑声。面对此情此景，你会从内心深处生出一很是奇怪且强烈的情感：北大真好。我怀疑那些对北大有着至情至爱的人并不是因为北大有多少名师或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因为生活中这么多琐碎却亲切的北大所独有的现象使他们在很多年后依旧充满依恋。
除了电影，校园演出也是大讲堂最常见的用途。校园内的通俗音乐演出水准当然是成问题的，但气氛实在是有趣。北大的十佳歌手是每年评比一次的，也是那次演出，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嘘声。我不知是怎样从狭窄的门口拥挤进讲堂内的，只记得人很多，有票的和没票的人都试图通过查票员那一关，我还记得一旁有人喊：有没有共产党员，去和看门的人商量商量，把门全打开。所有的人都哄笑。大家就开始使劲地撞击门口，每个人似乎在这期间已经找到了比演出更有趣的事。最终人还是如潮水般冲破了一切阻碍。在人潮涌入大讲堂内的瞬间，我想这一定比西进运动更为壮观。演出开始时，我就开始听到了嘘声，开始是零星的，但当校领导开始他的祝贺词时，嘘声就变成一片海洋了，每个人都表现出莫大的反感。我在这第一次听到用两片嘴唇发出的如此奇妙而且壮观的声音时，我竟有第一次听到崔健的音乐那种强烈的兴奋，我怀疑北大人其实并不喜欢嘘声，只是愿意沉浸其抒发个人意志与情感的放纵之中。
在一片嘘声和乱哄哄的吵闹声中，我看完了演出，其实从始至终，我根本就没有留心过歌手在唱什么，我只是用我的心随着人群的欢呼而叫喊，随着他们的站起而站起，随着他们的嘘声而嘘声，自始至终，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喧嚣感。在大讲堂中的感觉就如置身于强烈的摇滚乐演出场所里，你始终是躁动不安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年轻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中原始的活力与冲动。我想北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很多人抱着和我类似的看法，我也常觉得大讲堂内的躁动与嘘声也暗示着北大还是充满着生命、抗争和希望的。倘若有一天在大讲堂内看演出，却是四周一片僵死的寂静，该发出与不该发出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不敢想象北大此时已经是一个什么样子了。当然，大讲堂内也会有高水平的演出，比如盛中国的专场，那时的大讲堂内也是一片专注与倾心聆听的，穿着很破的夹克衫和运动服的年轻人有着衣冠楚楚的音乐会上所具有的一切礼貌和修养，北大是在该安静的时候就能表现出安静。
大讲堂拆迁前夜，似乎是一场什么告别演出，海报是极煽情的标题“告别大讲堂”。我看到题目时，怅然若失，我在北大仅仅呆了一年，大讲堂却好像已经成为我心中的某种标志。我想我已经习惯了看到三角地最东边的海报上所贴的影讯了，我也习惯于每周在那个舒适的空间里并不舒适的椅子上看一部老片子，我甚至开始喜欢了那个精神上有些问题却总是热情地向你介绍最新电影的疯癫的老人……
遗憾的是那场演出我没机会看了，我在物理大楼边摆弄着天平边想那里会不会有人哭……
未名湖的诗人，静园的歌声
传说中未名湖是以淹死诗人著名的。在那些才情卓越的时代有很多才情卓越的诗人，他们喜欢在未名湖边散步，他们的眼光是迷离的，他们的举止是痴狂的，他们的心是敏感脆弱的，他们可以感受到常人无法感受到的美……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的未名湖是诗意的。但是这是一个饿死诗人的年代，北大里已经没有诗人了，北大里只有写诗的人。写诗的人往往是穿着干净得体甚至奢华的，他们一点也不诗意，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很现实乃至现世的，他们的油滑令我害怕，他们不懂得欣赏美丽和诗意，他们也不喜欢诗意的流浪，他们的精神安定懒散，他们只是喜欢卖弄文字，喜欢把自己包围在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圈内，固执地摒弃圈外人士。他们已经把诗歌变成了一种专业术语，有点像我看的物理公式，非专家是吃不消的。
所以我开始害怕诗歌，不自觉地排斥诗歌。我也坚信，这个滑稽喜剧的时代和周围死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