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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探索不会有终点，创作也不会有终点。
当时就想把语言当成利剑，能听到它在空气里挥舞摩擦发出的“啪啪”声，那是无论在电影还是电视剧里都做不到的。
我认为如果试图去想观众喜欢什么你给他什么，一定不会赢得他的尊敬，你想取悦一个人得到的一定是轻蔑。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首先要有自己的尊严，这个尊严就是认真地对待作品，以你真实的态度，而不是更低或更高的态度，呈现你的想象力。讨好他人属于服务性行业，我觉得艺术不是服务性行业。电视剧无疑是大众娱乐了，电影也走向大众娱乐了，戏剧依然有可能保持它的这种艺术特性，以寓言的方式来描绘生活，在小众的范围内争取更大的观众，我为这个现实感到庆幸。
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跟他的生活直接相关，都来源于他的生活感受，是感受、观点，而不是事实。作品是由事实建造的迷宫，所有的作品都是。
我在戏剧中努力探讨的并非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一种处境，关心社会问题也能揭示某种角度，这种方式和寓言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恋爱的犀牛》是年轻的荷尔蒙的作用，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激情时期的产物。浑身的力气去冲撞这世界的坚硬的墙，以坚持不可理喻的爱的方式去对抗世界，肯定自己的力量。
现在有了更多的资源，但资源不应该成为束缚，不能因此害怕失败，如果反倒困于这些资源而不去做冒险的事情，只去做容易成功、容易被人接受的事情，那是对自己的背叛。
我每次走到剧场里，都有一种特别奇异的进入时光隧道的感觉。那些你年轻时候的气息、冲动、激情、任性，所有的一切居然在一个地方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你自己可能都不再感受到它了，但是一走进剧场里，看到那些年轻的演员在台上用和十几年前一样的热情去说那些台词的时候，真的是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你的戏其实已经脱离开你的手跟更多的人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了，它已经成为一个另外的生命，在跟所有的人交流。
生命本身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能为力的，人会经常感到一种无力感，或者是跟这个世界的不协调，跟其他人沟通的障碍。就在这个生活的坚硬的斑驳的墙上，即使如此，我也希望能从墙的夹缝里生出一朵花来。生活让我们所经历的内心的创伤，最终还是会在这个废墟上开出一朵花，这就是“悲观主义的花朵”。
我讨厌悲悲切切的方式，我觉得不管故事有多惨痛的场面，都应该有笑声。可能就是保持一个骄傲的态度吧，嘲讽世界，也嘲讽自己。很多时候，笑是有意义而且有力量的，笑不是傻笑，如果你笑了一晚上，没有任何感觉，那只是活动了一下肌肉，可戏剧不是让你活动脸部肌肉的，戏剧是一个心灵的运动，我坚持戏剧应该是有趣的，但有趣不是简单的逗乐耍贫嘴。
戏剧再多人看，跟影视相比仍然是小众的艺术，它仍然没有走进娱乐圈，这是可庆幸的事，保持这种平衡吧。
创作的时候，就犹如拿着一把手术刀，去剖析人物内心最隐秘的东西。事实只有一个，如果剖析出来的事实被大家认为是露骨的，那就是露骨的。
最难的不是你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圆，而是你对于这个世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写的东西可能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困惑，都会遇到的跟世界不协调的关系、跟爱不协调的关系。自己的梦想得不到贯彻，这是任何一代人都会遇到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是毕加索还是梵高，这可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谁都希望是毕加索，活着的时候作品就进了卢浮宫，谁也不愿意变梵高，到死了画才卖到全世界最高价，但是这不是你自己能经营和算计的，我觉得想这件事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每个作家给大家讲出来的创作“契机”其实都是一个噱头。它一定不是唯一的，而是经年累月的这些东西，只要你不放下它，它就会折磨你，让你寝食不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
只要创作，我就想保持在生活上空的状态，我希望能够把脚从生活的泥地里面拔出来。不是说不根植于生活，而是你在描述的时候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形式问题。你可以是很现实主义的戏，很自然主义都可以，但是你的态度一定不是根植于生活本身的简单的复述，或者是宣泄，或者是抱怨，这些都是不值得说的东西，一带而过的东西，应该有跳起来或者飞起来，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它的姿态。这个对于你是重要的，对于观赏者也是重要的，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看呢？人其实很难从自我生活当中拔出来，就像人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件事。
永远谈论自己的悲哀就会变得可笑，你应该用自嘲的方式。
没有比抒情更愚蠢的东西了。
跟人一样，每一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一旦从你手里脱离，就跟你毫无关系了，它是一个幸运的人还是一个不幸运的人，是一个能被大众赏识的人还是不被大众赏识的人不是由你定的。
人通常的状态就是很难有东西真正打到你心里或者给你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我很珍惜好的作品，我很珍惜那些给我感动的人，给我不同生命感受的人，让我以其他的方式看待生活的那些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那些作品我都特别感激，心存感激，而且不遗余力去赞扬它们，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你选择一个题材首先它要与你有关，跟你无关的东西、纯粹技术性的工作你能写，导演也能导，但是我觉得生命有限，没有必要干这样的事。
好的戏无论隔多少年还是好戏，因为人没有变，人这个物种没有变，没有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人有什么飞跃性的变化，外部世界改变了，但人的痛苦跟以前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要能从中间找到现代人能够感受到的这种东西，戏剧就有生命力，就会有人看。
有趣是不能复制的。比如一个人说笑话，他用他的表情方式来讲这个笑话大家笑得特厉害，我重复一遍表情变了，语气变了，我努力模仿他的语气、表情但是肯定模仿不了，这当中产生的差距可以想象。
技巧都能学习，但是这中间好和不好之间的差别比会和不会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坏的东西其实差不多，都是枯燥、无趣、表达混乱，对人没有新鲜感，或者肤浅，拿无聊当有趣。坏的东西的标准就是这些，但是好的标准很难讲。会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就算照着大师列出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写也不一定好，艺术这个东西常常是分寸很难拿捏的，拿捏完全靠自己，靠天赋靠领悟力。
我不写作的时候，可能就是看着生活表面的那些色彩斑斓的泡沫一个一个地碎掉，因为实际上大多数的时候，在你周围泛起的是泡沫，我不想花时间和精力去对每一个泡沫都作出反应，我在等着那些泡沫都碎掉。
在我的作品里我比较热衷写两类人，一类是偏执狂，另一类是花花公子，这两种人都令我着迷。
我认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没有成见，没有规则，需要有你自己的完整的世界观，不要相信这世界上有真理这回事，然后你再有一个自信去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词都是概念，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切。
我不太喜欢写那种一时一地的那种有地域性或者民族性的对人有具体束缚的东西，我更喜欢写那种无论你是谁，在哪儿，在什么状况下都可能会遭遇到的困境，这种困境是摆脱不了的。
作家应该是致力于把自己的脑子写透的人，你对自己的剖析会对别人有用，会让别人看到很多东西，发现自己。我觉得如果写作者有什么用的话就是这个用处，他不是编造出一个谎言或者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来让你忘却自己，而是让你更尖锐地面对自己。
创作者肯定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先知。他们试图替人找到出路，试图就是一种努力。
如果一个人特别平衡，他一定没什么可说的，他一定没有写作的冲动。一切想写作，真的有话要说的人都是因为他达不到平衡。
不要把创作者神秘化。
作家从本质上都只描写他们自己，所有的书都是自传。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来源于他们跟这个世界的接触。
编剧首先是一个创造的工作，而“创造”可能是人生里头所能找到的最美好的工作。从第一个字开始，慢慢构造出一个世界；你设想的人物在中间走动，所有的爱恨情仇在里面生发，而且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所有的品质赋予你的男主角，赋予你的女主角；你会创造出你爱的人，和你恨的人；你可以完全充分地表达自己，让他们生，让他们死。
所有的创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我并不特别看重女性的身份。
编剧的乐趣就在于把你的幻想呈现出来，然后和所有人一起分享。
我不可能永远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跟人交流，我也要转换我的方式，转换我的视野。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写老少皆宜的戏的人。
我不会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写任何东西。一个东西有生命力应该是为所有人写的。
被误读是创造者必然的命运。就像博尔赫斯在80岁的时候说的，我不相信任何语言表达，我觉得这是作家的宿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所谓懂不懂不是什么硬性标准。只要你有所感受，哪怕就是你生命里某一瞬间被激活了，这就叫看懂了。
我肯定是充满缺憾的，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完满的，我就不会不断地写作，肯定有很多问题，我不能给自己答案，所有的作家都是如此，一个完满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先锋是别人说的，我没有对自己使用过这个词。任何词都是一个标签。你以一个教条的方式看待它的时候，你就理解不了真实的东西。我也不反对这个标签，因为它能供人识别，起码贴上它，你至少可以知道它不是既定的传统的模样。
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期望它是一个游戏，但它不是，对我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它是我生活的一个出口，因为它我得以平衡，如果不写作也许我会陷入疯狂。
写什么和具体生活状态无关。
电影介入了两个不可逆转的东西以后就非常难办了，一个是政治，一个是金钱，这两个东西都是有权势的，它们一定要干涉你的，无论从任何角度。话剧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利益，它不会成为一个那么大的产业，所以它相对保持了一种自由的空间，说话的空间、表达的空间。
“不高兴”这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得到共鸣的，因为“不高兴”是好沟通好描述的，把痛苦，把不高兴写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得保持尊严。在生活面前，那些敏感的，有梦想有追求的艺术家，或者文艺青年，选择“不高兴”比“高兴”要容易得多。我曾经也是这样“不高兴”的典型，“不高兴”的终极表达者。的确，在这样的人生面前，选择“高兴”是非常困难的，也很难被理解的。特别是，选择“高兴”这是需要非凡力量的，比选择“不高兴”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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