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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口像堵了一坨油一样难受。我躺在床上拨弄手机，翻到叶子的电话，不由自主地拨过去。“嘟，嘟”响了两声便接通了。说了没有三句话，她就说她现在有事，呆会儿打给我。我等到十二点钟也不见动静。齐月的电话倒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她大概没有想通，要找我理论。我就是不接，最后她气势汹汹的发来短信，问我，不接电话是什么意思？我干脆关掉手机。不到十分钟，又后悔了，又把手机打开。最终还是接了她的电话。还没等我开口，她便哇哇的哭了。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咋办。她边哭边数落我的不是，质问我，当初是怎么承诺的？说我变了，没有当初那样对她好了；说当初就不应该轻易答应我，轻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被人珍惜。说到伤心处还大呼：“妈呀，我当初咋不听您的话呀。”这句话，让我一直对丈母娘耿耿于怀。
长达一个多钟头的揭批、控诉，声讨，让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十恶不赦的卑鄙小人。猛然想起她的好。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她出现在我门口，发梢还滚着水珠。感动得我一把搂住她，泪水夺眶而出。就因为我告诉她我病了，一个人在输液体。
还有一次，她来看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坐了一天的货车，晚上十二点才赶到理塘，衣衫单薄的她，冷得发抖。
一幕幕，历历在目。
接下来，我承认了一切有根据和没有根据的错误，进行了没有原则的检讨，齐月才勉强消气。
合上电话，躺在床上，越想越不对劲，我有那么坏吗？我为什么要承认她强加给我的罪名。
辖区内发生了一起治安案件，包工头打伤了一位民工。对这种恶霸包工头我深恶痛绝，边开车边听李东介绍案情：有一个民工刚到工地上，就发现，工作环境和待遇不像包工头招工时介绍的那样。于是，他决定离开，有他带头，其他打工的也打算不干了。包工头盛怒之下，杀鸡给猴看，动手打伤了那个民工。
我赶到时，几个打工仔正围着那个挨打的民工，坐在工地上的大帐篷里。我走进去，人群闪开，那个挨打的民工赶紧站起来。他蓬着头发，憔悴的脸上长满了胡茬，黑色的中山服因为长期受紫外线照射，已有些泛红。他站在发白的军用帐篷里，像一张老照片。看见我他惊讶的叫了一声：“张远之。”我也很诧异，仔细看时，发现竟是我儿时的玩伴。“狗弟！”我惊呼。这是他的小名。他的眼神在几秒钟的欣喜之后变成了自卑。
“伤重不重？”我急切地问。
“不重，挨了几拳几脚头，头上起了个包。太欺负人了。”
“放心，我们会处理的。”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当时还有哪些人在场？”
民工们低下头，不敢言语。
“是谁报的案？”我回头问李东。
“是个匿名电话，当时只说，让我们快来，包工头打人了。”
“包工头呢？”
“格桑和吴越在给他录口供。”
我招呼大家坐下，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壮胆，他们终于鼓起勇气为狗弟作证，告诉我狗弟挨打的过程。
格桑进来问我，怎么处理这件事？
“把包工头拘留十天。”我斩钉截铁的说。
“家乡好吗？”我问狗弟。
我们已很多年没在一起了，小学毕业后他就辍学了，我的父母勒紧裤腰带，把我送进了城里的中学。
“这些年日子好过些了，没有以前穷了。我们上小学那会儿，家里连斤白面都买不起。”他抠着衣襟说。
狗弟提起小时候，倒让我想起一事来。八六年，狗弟抢了我一个白面馒头。那时候，我们离家远的学生都自带午饭，在学校里吃。爸爸在机关上班的一位朋友，给了爸爸二十斤细粮的粮票。那天中午，我刚把馒头陶出来，还没来得及送到嘴边。狗弟就像猎狗一样扑上来，把馒头叼走了。我追上去，他赶紧在馒头上“呸，呸”吐了两口口水。我嚎啕大哭，说要告诉老师。他转过身来，用手卡住我的脖子，警告我，再嚷嚷就修理我。很多年以后，每当饥饿的时候，还时常让我想起那块馒头。
今天，狗弟拘谨的坐在我面前，是那么的不对等，那么的不相称。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件事。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我今天做警察，其中是否也有他的“功劳”。
我和狗弟一直谈到深夜，其他民工陆续散去。
“你休息吧。”我说。
“好，你也该回去了。”他点头起身。
“你住哪里？”我问。
他抬手指着门外不远的一个小帐篷：
“就那里。”
我看着狗弟向他住的帐篷走去，月光照在那顶矮小的帐篷上，发出冷冷的光，像一座古冢。我打了一个寒颤，他在快到帐篷门口时，回头冲我挥挥手说：“你回去吧。”
包工头的朋友提着一条云烟来找我求情，被我当场拒绝。文毅也打来电话说，包工头是他爱人的表弟。我打着哈哈说：“哎呀，文哥，你咋不早说呢，现在恐怕不好办了，处罚决定都已经下了。”虽然语气很软，但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文毅无奈的说，那只好这样了。
没过多久，传来消息说，包工头那方把我告了，说我徇私枉法，执法不公。说那个民工是我老家的亲戚。紧接着，又是上面来人，又是调查。吴越说，肯定是文毅在捣鬼。我心里也这样想，但嘴上告诫吴越，别乱讲话。格桑给我出主意：“张所，调查组的人来了，还是请他们吃顿饭吧，这样好说话。”
“不请，我又不是包工头，没钱。”我心说，老子拿那钱喂狗都不请他们吃饭。反正，这次我占绝对的理。猪都知道这是诬告，还用得着浪费财力物力来调查。
调查结果很公正－－－派出所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合法的。调查组的组长是检察院的一个老头子，他临走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以后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点头，在心里想了一万种当时的工作方法，但最终，我还得对那个包工头进行处罚，这一点无论怎么做都不尽人意。
在理塘街上看见局长，他拉长着脸把我的车拦下，那张黑脸拧得出水来，不知道是谁又招惹他了。
“你上县来干啥？”
“买菜。”我回答。
他劈头就骂：
“买菜需要你所长大人亲自来呀？把车开那么快，你是在开赛车还是在开飞机？”
我边呀呀哦哦地答应，边慢慢启动车。心想，鬼老头，更年期综合症，懒得跟你计较。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胃疼的厉害。齐月被单位派去搞接待，晚上十二点三十分还没结束。我气急败坏的打翻了电炉上的水壶，开水淌了一地，脚背被烫红了一大片。墙上挂着我和齐月的结婚照，齐月正冲我笑，“笑你妈卖逼！”我大声骂。关掉手机，跑到不远处的药店买了半粒安眠药，和止痛药一起服下，酣然入睡。
第二天，胃依然钻心的疼。下午到医院输上液体后才打开手机。齐月打电话来关切地问：“你怎么了，电话老打不通？”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
“你别生气，是这样，吃完饭领导又要去唱歌，局里的人都没走，我也不好先溜。”她解释。
“别说了！”我打断她的话“如果，吃完饭领导要洗澡，你是不是还要与他共浴？！”我咆哮。
“你杂种！”齐月摔了电话。我第一次听见漂亮女人骂粗话。
一个和我十分熟悉的漂亮护士笑着问我：“和老婆吵架了？”
“不是，遇到一个憨包。”我说。“下午有空吗？”我问她。
“干吗？”
“请你吃饭。”
她想了一下，问：“吃啥子嘛？”
“火锅。”
“你的胃都快烂了，还吃火锅。”
“那吃老鸭汤？”
“你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吃饭？”
“需要理由吗？又不是第一次一起吃饭。”
“你不会是想泡我吧？”她一脸坏笑。
“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下午我等你。”我说。
她点头。
午夜十二点，我在镜子前擦去女护士留在我腮帮上的唇印。镜子里面有个油头粉面、穿着报喜鸟西服的家伙，容光焕发。那是我吗？
当我淹没在女护士烈焰般的红唇中时，我发现，生活原来如此美妙。仁真扎西说：“上帝给了你一片森林，你却为了一棵树，放弃了这片森林。”齐月啊齐月，你不是常说，我把你握得太紧，让你有窒息的感觉吗。我咬紧牙关，握住你的时候，我也是那么紧张。现在，我松开了手，松开手的感觉真好！
我曾在枕头上，拾起你掉落的发丝，将它精心保存；我曾为等你远行时报平安的电话，而彻夜未眠；我曾为你的一声叹息，而不远千里奔向你；我曾为你回眸一笑的温柔，而发誓对你忠贞不愈。
现在，这一切越来越像一个梦境。
今夜，我如梦初醒。
你错了吗？没有。
我错了吗？也没有。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扭筋作怪的怨妇。
女护士搂着我的腰说：“我喜欢你已很久，你离婚吧，我嫁给你。”我微笑着在她额头轻轻一吻，说：“不行！我爱齐月。
关云长在曹营数载，享尽荣华富贵，最后悬印于厅堂，打马扬鞭而去，被奉为忠义之神。如果这样，今夜，我算不算是一种忠贞？
也有些爱情是可以忠贞不愈的；比如梁祝。我曾经纯洁的认为，如果有一天，为了爱情，有人愿和我一起化着翩翩飞舞的蝴蝶。
二十一世纪的婚姻脆弱的像一张纸。每天都有人在背叛着自己口口声声说爱的人，每天都有人在寻找着挑战道德底线的借口。
曾浩昨天离婚了。没有任何前兆，上周，我还看见他和他老婆挽着手逛街。昨天，他在办完离婚手续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两口子感情不和，散了。我本想安慰他几句，但他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我不知道该说安慰的话还是说恭喜的话了。
后来听单位上的“宣传部长”陈春艳说，曾浩晚上回家见老婆不在，就打电话问，在哪里？王素素说，在朋友家打麻将。恰好，曾浩的朋友约他去KTV唱歌。歌罢，曾浩出门接电话。由于饮酒过度，回来时走错了房间，推门进去时，看见一对男女正在包房里狂啃，仔细一看，气的差点吐血，女的竟然是他老婆王素素，男的是他老婆的科长。二人正在唇枪舌战的肉搏，居然没有发现曾浩进来。曾浩揪住王素素的头发，把黏在一起的两人撕开，抓起桌上的酒瓶准备动粗，王素素扑过来挡在她的科长前面，说：“别打他，他是无辜的，都是我的错！”曾浩仍不罢休。王素素急了，说：“你如果打他；我就和你离婚。”曾浩煽了王素素一个耳光，骂了一声婊子，就转身走了。第二天；俩人就上民政局离婚了。
人的感情世界里，到底需要什么？到底想得到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像动物一样交媾？还是对某种情感的渴求？是不是在吃完一份皮萨之后还想喝一口可乐，这就是人的共性？
如果曾浩没有发现那一幕，他们会像从前一样恩爱吗？
如果曾浩原谅了王素素，她会深感歉疚而死心踏地的爱曾浩吗？或者，认为曾浩软弱可欺而变本加厉？
我给齐月打电话，她说在家里上网。两分钟之后，我把电话打到家里的座机上，是丈母娘接的电话，说下午下班后，齐月就被几个同事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