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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术上,徐永昌主张节节抵抗。武汉会战后,白崇禧、刘斐、陈诚等人主张放弃长沙。徐永昌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国军队没有攻坚的力量,如果失去长沙,日后难以夺回来。但主张放弃者多,徐永昌孤掌难鸣,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下令不守长沙。这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坚决主张守长沙,并放言“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白崇禧前去劝说薛岳,要求他遵从上级指令,退守衡阳,免得作“无谓之牺牲”。薛岳骂白崇禧“枉读兵书,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亡国的论调,令人无法接受”。
薛岳有他的理由:“我的着眼点是‘抗’与‘战’这两个字,必须要时时与敌人保持接触,处处消耗敌人,这样才能做到长期抗战。如果只是向后撤退,放弃空间,那根本就谈不到抗战了。”白崇禧没有再强行劝阻。薛岳的这个主张,和徐永昌的节节抵抗精神一致。由于薛岳的坚持,作战计划改变,长沙会战拉开帷幕并且在第三次会战取得大捷,为中国军人写下灿烂的一页。
当然,徐永昌的决策也不全然都奏效。学者王奇生指出,在湖南会战中,“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
这件事,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徐永昌的意见在蒋介石心中的重要性。
王奇生分析,中国军队在湖南会战的失败,也跟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有关。徐永昌也在日记中这样抱怨:“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
抗战总体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徐永昌提醒蒋介石向美国提议,盟军应先击败日本,然后再击败德国。为何要这样安排?徐永昌说:先日后德的局面是“美、英、中击日,而英、美、苏击德”,而先德后日的局面则是“英、美、苏击德,恐不能单纯的任美、英、中击日矣”,言下之意是假如先击败德国,那么苏军就有力东顾了。从当时的史实看,徐永昌这个建议并未被美国采纳。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如果被采纳,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格局或将改写。
“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
1949年9月17日上午,徐永昌飞到了包头。老朋友傅作义带上了部下董其武、孙兰峰等人,迎接徐永昌的到来。双方都心事重重。徐永昌此行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他要对傅作义作最后的争取。在这一年的1月,傅作义与共产党签订北平和平协议,他这次到包头,也是带着任务而来。
这时,国民党在大陆已摇摇欲坠。蒋介石让徐永昌劝说傅作义带领绥军南下,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傅作义问徐永昌,现在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怎么样了?实际上,傅作义并不相信美国的援助:“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传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是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军服,并且也不进城,不像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跳舞场。”
徐永昌与他分析利害,劝他:“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傅作义断然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谈不下去了。到最后,傅作义情绪失控,痛哭流涕,“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投了敌。”
与傅作义一起来到包头的邓宝珊,则试图拉上徐永昌一起投共:政府已不可救,你的身体不能再劳累下去,何不辞职休养?徐永昌拒绝了,“政府好坏不计,我必穷其知、竭其力,以尽其责。”9月19日,徐永昌飞离了包头。他走后两个小时,“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举行,绥远军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
战后,徐永昌(左一)与贾景德(左二)、阎锡山(右二)、杨爱源(右一)合影
明知无望的事,仍然要去做,这在徐永昌生命中,可谓是常事。他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孔训。也因了这种品格,他不会轻易言降。他曾说,“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1949年1月,李宗仁约见徐永昌,请他通电共方表达和平意愿,他一口拒绝:“向不为此等事。”
东京湾受降后,徐永昌在日记中所表达的担忧,至此成为现实。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抗战时目睹国军各种败仗,他总结原因为国军“训练太差,风气太坏”。受降后,他游逛日本,发现当地即便遭到美军轰炸,但日本警察依然守岗如常,民众肃然有序,当地报纸直接报道投降之事,并不掩饰。对此,徐永昌感慨地说:“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矣。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徐永昌的健康情况一直不佳,抗战时就常呕血。胜利后,适逢军委会改组,他就辞掉了军令部长一职,改任陆军大学校长。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让他往来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之间。他重操旧“业”,频繁奔波,一如既往地唇焦舌敝、苦口婆心,但这挽回不了国民党的败局。内战末期,他还被蒋任命为国防部长,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最后,他和蒋介石一起迁台。
学者陈存恭称徐永昌是“现代专业军人的典范”。作为军人,徐永昌深晓服从长官是军人之义。当初孙岳要联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要倾覆曹锟政府。徐永昌反对孙岳倒曹,认为奉军比曹锟还要坏,倒曹则是助长奉军的恶。孙岳不听。徐永昌表示: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会听你的指挥。此外,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作为下属的徐永昌也不支持,但还是出晋指挥作战。
不过,徐永昌的服从长官,不是愚忠某人或某个党派。在他眼中,始终有一个全局的、统一的国家。因此军阀割据的时代,他的表现是始终向着中央。即便是蒋介石做的事,如果徐认为不合道义,也一样反对。迁台后,此前下野的蒋介石图谋复职“总统”,问徐永昌意见。徐答:“中国之有宪法成自总裁,此千秋事业,不可自我稍有破坏或牴触之一点。”不赞成蒋介石复职。在日记里,他记录了这次谈话:“今日谈话,蒋先生始终皱眉,似有不快。为国家计,为渠计,安管渠之快不快。”
军人其外,士人其内
徐椿龄是徐永昌人生路上的第一个恩人。13岁那年,徐永昌成了孤儿,为了谋生,他在大同的一个车马店里打杂。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京师,慈禧与光绪仓皇出走。武卫左军的一个营底(营本部)到大同护驾,这个队伍在徐永昌的车马店落脚,由于士兵都外出游玩,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的茶水,徐永昌就为这位老先生泡茶服侍,殷勤奔走。徐椿龄怜其身世,走的时候将他带离了大同,并且带他进入了军队。
徐永昌显达之后,把徐椿龄老人接到北平养老。由于两人都姓徐,而且徐永昌侍奉徐椿龄如父,是以1930年徐椿龄去世时,北平、天津的报纸都报道“徐主席(其时徐永昌任河北省主席)父亲去世”。徐永昌知道了,也不作任何更正说明。
他在清军中,从挑水、打更、采购这些军队杂役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从武卫左军的随营学堂起步,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9年间完成当时国内最高军事教育,其后辅佐孙岳,逐渐在北方军界扮演重要角色。
考入陆军大学是徐永昌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进入这所学校时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入学的初试成绩中,他的名次是所有录取者里的倒数第二名。复试时感觉良好,成绩放榜后,他委托陆军大学的工作人员杜经畬帮忙看成绩,杜看后回来说没有考上。徐永昌大为失望。然而同伴不信,自行再看一次,兴奋告知徐永昌考上了,成绩是第十几名。原来,杜经畬因为徐永昌的初试成绩低,而且是在军队中的随营学堂毕业,不是正规的军事学校出身,所以低看他一眼,帮他看成绩时从最后一名看起,一直看到第三十多名时,仍然没有看到徐永昌的名字,认定他没有考上,就不再往前看了。
徐永昌全家合照。前排左起: 孙女良瑛、夫人李西铭、次孙良治、徐永昌、长孙良廸,后排左起:次女元昭、长女元明、长婿杨修伦、子元德、媳徐佩珍、三女元容
命运往往诡异,如果不是徐永昌的同伴再去看一次成绩,他的名字很可能不会出现在日本的降书上。
作为将领,徐永昌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他一直是帮人“打工”,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职业经理人”。在这个位置上,他“义”字当头的士人作风,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
孙岳病重时,徐永昌成为国民第三军的代理军长,遇事仍然处处推举孙岳。归附阎锡山后,他认为北伐成功,中国不需要内战了,于是自解兵权。做了山西省主席后,他的国民第三军旧属建议趁阎锡山不在山西这个机会,重组旧部军队,或者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实权。徐永昌一口拒绝了,“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们亦万不可办喜事。”他没有乘人之危,令山西保持了稳定。当然,阎锡山在此处也留了一手:让自己的亲信杨爱源做徐的副手。
无论是立身还是治军,徐永昌都显得相当严正。孙岳吸大烟,而徐永昌终身不吸,并且连纸烟都不碰。约束部下也一样严,在他的军队中,绝对禁赌、禁大烟、禁扰民。不过,严正不意味着谢绝性情。比如他在军中并不禁止部下喝酒,理由是人到了20岁以后,就很难有“天人交泰”的状态出现,要达到这种状态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学问,一是靠饮酒。但学问修养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难,而饮酒是最方便的途径。徐永昌一生出入各种上流社会的场合,他感慨道,“这所谓上等社会,如果使无酒,可能真听不到一句率直的话,极而言之,我们这民族要无酒,恐怕连今天的局面亦没有。”
晚年张学良这样回忆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