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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班。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也没报。我没有见到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了事，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后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快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毁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报。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处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战备，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哟，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哟！
（责任编辑洪振快）
人物志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作者：张有京 字数：6484
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年）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
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为刘先生亲告我者”。出于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那么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为何会含冤病故于1958年呢？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先生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过激批评帮助，系主任刘尧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甚至将刘文典先生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先生为此大为不快。直到1954年1月24日先生在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在25号辅导学生（历史系）是为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张德光评论“此老火气大，中文系对他团结不够，至少是尊敬不够”。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即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交心运动，后者对刘文典先生冲击特别严重。
“1957年反右斗争时，校党委整风反右领导组曾在校内民主党派老师中，收集整理过刘文典的右派材料，我也曾写过揭发刘文典的材料交校党委。因我未参加党委审定右派的会议，校党委为何未划他为右派我不知道。”（张德光1968年8月31日的交待材料《我替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些定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在经过无数次惨烈批斗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在批斗会上作交待时，也曾揭发过刘文典先生的“右派言行”。如1957年7月23日，时任云大教务长的王士魁教授（被定为校内“大右派”）在批判会上交待其“罪行”中说道：“刘文典说在云大不骂刘文典不是进步，学校离心力大，外出学习的人都不愿回来。学校再过几年不堪设想，读几年书再说。”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先生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我国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提意见，给教师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带来极大政治压力。该年3月16日晚，在各系汇报运动进展及工作安排会上，校党委书记李书成说：“两天来（运动）发展很快，上午（全校写大字报）3200多张（意见）800多条，下午中文系一万多条……意见多，质量高是先进。如中三（中文系三年级）每人200条，向全校挑战。”3月18日“系学生（历史系）提意见已突破二万条，教师都被烧着一下”。5月3日晚张德光在写个人交心材料时记有：“写到106条已3点多，外出一看家家都已熄灯。”6月1日下午，在历史系教师交心会上，“陈年榜谈交心思想斗争，交到70条时抵触起来，认为党是法官自己是罪人向法官写供状，想不通把笔都摔了”。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个别党员系主任，被迫又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作自我检查和接受群众批评。时为校党委常委、校长的李广田教授，对党委过“左”的做法曾表示反感，看到不少知名老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的对象，也爱莫能助。有时也难免迸发出不平的怒气，一天他生气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