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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建设，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刮地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有的纯粹就是土匪，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的精神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也非常有意思。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里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那是清末严复翻译《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里有一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作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突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才达到北京，但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随后占领东北，军队到达了长城，强敌压境，北京处于一个最前线的地位，国民党势力也就没有那么强了。枪声零零碎碎地打了很久，但并不是大规模打，打一阵停一阵，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1935年夏天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华北。但后来据说并没有这么一纸成文的协定，它不过是国民党和日本在口头上达成的一项所谓的谅解。当时负责北方事务的是何应钦和黄郛，何应钦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黄郛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秘书汤鹤逸解放后在云南大学任教，后来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曾经和我谈到，解放后据汤说，他随黄郛一起去参加了谈判，但并没有签订一纸书面形式的《何梅协定》，只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与谅解，国民党的力量从北平、天津、河北撤出，党部全部撤走，日本也没有直接来统治，而是交由西北军29军统治，成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
西北军是杂牌军，都是过去旧军阀的那些势力，主要是冯玉祥的，不属于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撤出后，由冯玉祥的29军（冯玉祥那时候已经下台了，但他的军队还存在）驻扎在北京，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治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察哈尔现在是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1935年国民党势力退出北京以后，情形又有变化。比如“一二·九”运动，为什么那年冬天才发生？这和当时时局有关。那时国民党势力不能直接统治了，党部撤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杂牌军，而那些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它也抓人，可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放松。“一二·九”运动在1935年冬天，一直到1937年夏天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爆发。
“一二·九”见闻
我们小时候经常到天安门开会，有一阵几乎天天排着队去，是什么会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懂得，小学生能知道什么？反正有老师带着，我们就跟着去。天安门前搭个席棚，那是主席台，总见上边有人讲话，也是慷慨激昂的，然后还呼口号，但讲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学生哪懂那个。不过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北洋的时候。北洋时期的内阁不断走马灯似地更换，换个内阁总理两三个月又下去了，下次又换一个，又下去了。它的统治政权也是跟着枪杆子走，军队到哪里政权就到哪里，比如奉系张作霖张大帅来了，他就变成国家元首，叫作“安国军大元帅”，住在顺承王府，就是现在政协礼堂的那个地方。顺承王府对面有个大影壁，上边写着“紫气东来”，它是朝东边的门，所以是“紫气东来”，是张作霖的大帅府。后来到了国民党时期集会就少了，因为它是“一统天下”了。
学生运动我经历过很多，那些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学潮波及到中学、小学，我们就都跟着跑，包括“一二·九”运动。开头是大学生，北大的、清华的、燕京的、师大的，都是他们在游行，经过一个学校就敲门，中学生就跟着跑，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我们都跟着跑。学校里当然也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比如我们班，一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基本都赞成，因为都恨日本人，只有个别同学不赞成，分两种情况，一种属于书呆子型，认为学生就应该认真念书，不要管政治，当然社会上也有这种意见，另一种是家里有特殊背景的，比如汉奸或者遗老，他们受了家庭的影响，所以不赞成。
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要毕业了，请我给她的论文提意见。当时正在闹学运，我就跟她说：“你做一个定量分析，看看各种态度的同学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她就做了这么一个定量的分析：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专心搞政治运动，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这个定量的分析和我们解放前的差不多，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的印象当时学生的政治倾向基本上就是这样，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专业的”，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或者叫反革命也可以，属于职业政治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念书的，他们的职业就是搞运动，搞政治。前些年有一次校友会，我见到一个老同学，他的名字我忘了，可是我对他印象很深，个子挺高的。我说：“我记得你，你常和陈良璧在一起的，但我忘了你的名字了。”我和陈良璧很熟，中学同班，大学同学，他们是老乡，所以他们常在一起。他对我说，他在大学念了十一年。别人都是四年毕业，他怎么念了十一年？实际上他是以学生的身份搞学生运动。还有十分之一二的人是积极参与的，像贴标语、写大字报，还有组织活动的，随便起个名字，比如“爱国社”、“读书会”，小的七八个人，大的几十个人，还有歌咏队，实际上也在进行宣传。所以当时的骨干大概是百分之十几的样子，除此以外，大概绝大多数都是跟着走的，包括我在内，游行我们都跟着去，我们是拥护的，但要我直接搞活动我搞不了，我不是那块材料。然后也有大约十分之一是拥护现政权，或者并不反对政府的，他们就不赞成搞运动，当然也总有十分之一左右是专门念书的，他们就是全心全意念书，有的也念得很好。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大概抓了二三十人，没过几天又放了。当然，第一，当时的政府也希望缓和，第二，火烧赵家楼是烧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这好像是难以想象的事。最大的一次是1926年的“三·一八”，在铁狮子胡同，就是现在平安大道的最东边，学生包围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那次开枪了。鲁迅有篇文章《记念刘和珍君》，写的就是那一次。那次确实开枪了，死了几十人，那是死人最多的一次。再后来我所见到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就是1935年的“一二·九”。
东北三省以及热河沦陷以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到了山海关、马兰峪等长城关口一带，日本时断时续地对中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但国民党政府一味委曲求全，并没有认真应战的准备。日本给国民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1935年有个《何（应钦）梅（津美冶郎）协定》，国民党势力全部撤出北京、天津和整个河北省，把冀、察交给原西北军的29军，军长宋哲元，实际上就是找一个非蒋介石嫡系的杂牌军管理冀、察地区，作为日本侵华过程的一个缓冲。1935年12月9日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奸或准汉奸，于是发生了“一二·九”游行，反对成立这个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多而且特别大，有一次连下了三天，胡同里厚厚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一二·九”那天早上七点多时街上人还不多，我在上学路上听到两个洋车夫谈话，一个说：“西直门又关了。”另一个问：“怎么又关了？”那个人回答说：“今天闹学生。”听到后我料想一定出了大事，到学校才知道是“一二·九”游行。那次游行是在学校领导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学生自己组织的，一个星期后再次爆发了“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绝大多数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