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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
粗粗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性。但是考试的纯净性远不是选拔的准确性。如果选拔不准确，考试的纯净性又有什么意义？
应考者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状态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又是什么？这比书面答卷更为重要，需要靠别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来陈述。因此在唐代，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离长安赴洛阳主持科举考试，临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饯送。太学博士吴武陵在席间向崔郾推荐杜牧，而且当场朗读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崔郾听了也大为赞赏，吴武陵就直截了当地说：“那就请您让他做头名状元吧。”崔郾也不隐瞒，说：“头名状元已经有人了。”一问下来，不仅头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兴，他当即在席间宣布：“刚才太学博士吴武陵先生送来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锴主持科举考试，他平日在当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绹，于是在一次上朝时便问令狐绹：“您的朋友中谁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及第。连李商隐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为令狐绹推荐，就把这一事实写在《与陶进士书》中。
这两件事，现在说起来实在有点要不得。有趣的是，当时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可以朗声推举，可以坦然磋商，可以当众宣布，可以详细记述。但如果不是这样，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写过《阿房宫赋》，就不会对李商隐的名字产生特别的注意了。好在我们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道没有任何一种考试能把他们那样美丽的才华考出来，因此谁都愿意站出来推荐他们。这种推荐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说，与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宁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事实上，那种拒绝试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凭试卷决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来应考的人成千上万，试卷如洪流翻滚，阅卷人能够仔细品鉴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阅卷人都上了年岁，时间赶得又那么紧，看不了多久就会陷于疲惫和麻木，不会从他们眼里漏掉一个人才的说法，只是骗骗局外人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连考官和阅卷人也极想知道一些推荐信息，使他们在试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点审读对象。
对此，在这方面有深刻体验的柳宗元说得最好。他认为朝廷取士，不妨让考官们在阅卷前对出色的应试者有所闻，即所谓“先声”：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惟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不能遗士者，伪也。惟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必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河东先升集》卷二十二，《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是我们所信赖的，他的这种说法当然不是在为私通关节辩护。
如果允许推荐，那么顺理成章也应接受应试者的自荐。一般说来，他们比别人更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在考试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寻找社会名流中最懂行的人看一看，说几句话，使自己在候选人中比较引人注意。这种做法，在唐代属于正常之举。唐代科举考试中所风行的“行卷”，便是应试者们自我推荐的一种方式。程千帆先生说：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盛行，则是和当时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三页。
一度，主考机构也要求应试者把自认为满意的旧作上缴，以供选拔时参考。士子们在选编自荐材料的时候不经意地编出了不少文集，否则很多诗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薮》和元结的《文编》，当初都是为自荐编成的。他们两人也都在编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进士及第，看来自荐的作用不小。
大诗人王维因自荐而成为头名状元的故事载于《集异记》，明代传奇《郁轮袍》也讲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味。
故事说，当初年轻的王维以惊人的文学天赋和音乐才华游历于长安上层社会，特别为岐王所看重。科举考试将至，谁若能成为长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选上送，则极有希望夺魁状元。王维听说，对此事有决定权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选，就请岐王帮忙。岐王深知王维的才学有竞争力，要他准备好旧诗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后再来。
五天后王维如期而至，岐王拿出像样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义上是向公主奉献酒乐，王维充作乐师。公主见王维奏曲精妙，大为赞赏，岐王便说：“他不只精通音乐，文词更是无人可比。”王维当即把准备的诗卷献给公主，公主一看更为惊异，说：“这些诗，都是我平常反复诵读的，一直以为是古人佳作，没想到竟然出之于你的手笔！”于是以上宾之礼，与王维畅谈。
王维言谈间诙谐幽默，不能不让在座的其他宾客深深钦佩。岐王便对公主说：“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这位青年来承当，就会十分风光。”
公主说：“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应试呢？”
岐王说：“这位老弟心气颇高，不作为第一人选，他是绝不会去应试的，但听说贵公主已决定了别的人作为第一人选。”
公主笑道：“那算什么呀，也是别人托的。”
等岐王和王维一离开，公主就召来了考官。于是，王维成了京兆府上报的第一人选。
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在具体情节上的真实性虽然很可怀疑，但《集异记》所传达出来的社会氛围和上层交往关系，却十分可信。
白居易所写的一封自荐信，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最可靠、最感性的了解。这封信是贞元十六年（公元八○○年）应进士试前写给当时任给事中的陈京的，所以名为《与陈给事书》，现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内。我把他的这封信，翻译成了白话文：
这些天，您府上拜谒者如林，自荐者如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您为他们吹嘘张扬。我不来拜谒，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给您，说明我的目的与他们不一样，就凭这一点，您也该特别关注一下了。
我只想诚恳求教，因为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难。很杰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却又自以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让他们各归其位。
您是天下文宗，当代权威，因此我愿意向您袒露自己的内心：我白居易是个平民，上无朝廷援助，下无乡绅抬举，敢于到京城来应试完全是凭了文章，到时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断。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进还是可退，自己却不甚清楚，因此请您帮我裁定一下。特送上杂文二十篇、诗一百首，请您在公余之暇随手翻翻。如果觉得可进，请发一句话，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觉得不可进，也请发一句话，我就甘心退藏。是进是退，我心中已斗争多时，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
白居易的这封信写得不卑不亢。陈京到底有没有发话，我们并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当年果真进士及第。
把以上所举的杜牧、李商隐、柳宗元、皮日休、元结、王维、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在他们那些年代，科举考试只是一个契机，围绕着它，进行着一场选拔人才的大动员。
人才们自己也踊跃起来，走出苦读的书房，离别偏僻的乡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试着进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沟通。做法上确实很不规范，但某种原始性的可喜魅力也就隐藏在这种不规范之中。
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远无视规范呢？又不能，因为原始性的可喜魅力很容易因无序而转化为可恶，不设置足够的规范必然会把事情彻底搞糟。
科举考试中的推荐，既被允许，久而久之自然会有大量阴暗伎俩产生。即便是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们那样的上好诗文，也敌不过阴暗伎俩。因此，当初像他们那样大大咧咧地推荐，也就会完全失效。唯一的办法，是制订严密规范来与阴暗伎俩作斗争，这是令人沮丧又不得不为之的事。
创业之初的健康与大方，终于被警觉和琐碎所代替。
到了宋代，推荐理所当然地被阻止了，为了防止考官接受试卷外的信息，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须住入贡院，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直到发榜的那一天。长的时候，一锁就是五十来天，也够闷人的。
唐代试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让考官知道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再后来，怕考官认出笔迹，干脆雇一帮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杜绝作弊的可能。
其实作弊是杜绝不了的。科举考试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升沉荣辱，总会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来做手脚。官方发现后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一切对策又很快激发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环往复，日臻精微。
我曾参观过一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实物，发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场士子和官方层层递进的智力竞赛，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下。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当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尽管他们在文化才能上还是合格的。
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长期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今天有权了，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还是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据说连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于应考的士子们浑身上下都要细细摸查的做法后也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但是即便朱元璋也无法阻止一种整体机制的必然恶果，明代的搜查更加严格。据《霞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