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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趣的是现任县长，他不但是个大学毕业生，而且是个作曲家，尽管也很罗曼蒂克，但他热衷的是组织歌咏队、话剧团、宣传抗日；他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印发给各学校教唱，县政府在城隍山戏台演出话剧《野玫瑰》，他和他夫人同台演出，演的还是夫妻，不过一个是汉奸，一个是特工。但是他对于当地老百姓的迷信、嗜赌、械斗等等恶习，是深恶痛绝的，不止一次亲自下乡去禁过赌、排解过械斗。城隍老爷要娶活人为妻的消息传到了他耳朵里，他马上想到了“河伯娶妇”的故事，很想当一回缙云县的西门豹，出面阻止这件荒唐的事情。后来架不住他的智囊们极力相劝：不要跟地方势力关系弄得太僵，不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抗战时期的县长，省政府基本上无力管辖，一切都要仰仗地方势力的支持，看绅董们的眼色行事，得罪了地方上，县长就成了没脚的螃蟹，寸步难行，处处掣肘，可怜到甚至连饭也吃不上。何况这次出面牵头的，名义上是城隍庙的庙董，实际上的后台是党中央委员，县太爷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掂掇再三，终于还是知难而退了。不过他总算没有向封建迷信投降，学一个装聋作哑，充耳不闻，任凭阴间的县太爷怎么娶媳妇儿办喜事儿，他这个阳间的县太爷既不去送礼，也不去道贺，跟他来一个阴阳各路，各行其政。
城隍庙这边，不管你县太爷赏脸不赏脸，一方面大红喜帖照送不误，一方面也没有把县衙门放在眼里，县太爷不赏光，他那里喜事照办不误。当时的城隍庙，实行的是庙董管理制。十几个庙董中间，上至绅衿富商、会道首领，下至流氓头子、叫花头子，无不包罗在内。高老道虽不是庙董，却是庙董们推荐任命的实际主事者，一切乾方的银钱出入、收受礼品、采购货物等等，都是他在张罗。
城隍老丈人这边，由于桃花爹是个不善应酬的粗人，一切有关妆奁、礼仪、乐班、酒水、杠脚等等的坤方大小事务和收受礼品、银钱出入之类，全由高老道的生死兄弟、双溪口村巫师李铁嘴一人独力承担。只见他手里捏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跑进跑出，忙前忙后，满面红光，精神焕发，简直比他自己娶媳妇儿还高兴。
桃花那天服了胡大夫的药，神志刚刚清醒了一些。第二天听说高老道拿着城隍老爷的亲笔帖子来求亲，父母亲已经答应了，正在为她准备丰盛的妆奁，突然间安静下来，高高兴兴地梳头洗脸，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只等着上花轿做城隍奶奶了。
只有桃花的娘眼看着活蹦乱跳的大闺女说话间就要到阴间去成亲，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不像嫁给潘家，尽管家里穷些，却只有五里路，一年中至少还能见她三次五次、十回八回的，因此越想越觉得闺女嫁城隍还不如嫁平头百姓。她心里悲痛，男人又不听她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想一阵哭一阵。哭烦了桃花她爹，跺着脚把她大骂了一顿，说她不识事务，不知好歹，在大喜的日子口煞风景，把她拖到楼上倒锁了起来，再也不许她下楼了。
缙云县是个山区小县，交通不便，与外界的交往比较困难。尽管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出文人才子的地方，但是科学文明在这里还是刚刚萌芽，老百姓头脑中的封建迷信思想简直是根深蒂固，一时间还无法解决。因此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城隍老爷在乡民中的声望，比起县太爷来，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在他们的心目中，县衙门自古以来就不是替老百姓办好事的地方。除了收缴赋税，还要打屁股，如今还要抽壮丁；只有城隍老爷的庙才是老百姓攘灾祈福的地方。善男信女们家里有了什么事情，不论大小，都要去问城隍，求城隍。孩子病了，到城隍庙的大香炉里包一包香灰回来开水冲服，这是城隍广济万方、普度众生的神药；出门去做哪路生意，或夫妻反目如何和解，都可以到城隍庙去求梦，请城隍老爷在梦中明示；甚至家里走失了一头猪，也可以到城隍庙去求一根灵签，问问失落在何方，能不能找到。城隍老爷虽然不会说话，却是有求必应的，城隍庙的门槛虽然高，却是谁都可以迈进去的。它跟县衙门的阴森可怕、无钱莫进适成对比，这就难怪老百姓们愿意接近城隍而躲开县衙门了。
县衙门里，除了一大帮官幕吏役之外，在各乡各镇各村各店，还有许许多多乡长镇长村长保长之类的人物专为县衙门效劳；城隍庙里，除了庙董庙祝之外，各乡各村也有他们的代理人，那就是巫师巫婆之类。他们平时都是靠城隍和鬼神吃饭的，因此城隍庙里有什么大的举动，只要通知他们一声，就全能办得熨帖周到。别看他们手里没有传票、命令、链条、刀枪之类，可办起事儿来，却比衙役公差们要麻利脆快得多。这里的原因奥妙，就在于官府的令儿是可以反抗的，而神佛的令儿是无法反抗的──因为神佛无所不在，根本无处可逃。
眼下，全县众神之尊的城隍老爷要娶媳妇儿了，这么大的喜事，全县的老百姓谁敢不捐资输粮？尽管是抗战时期，烽火不息，连遭灾疬之后，已是民穷财尽，但是善良的赤子们宁可自己饿肚子，吃野菜，也要把水旱病疬重重灾难之后仅余的些许财物，一点儿一点儿地敛聚起来，敬献到庙董庙祝们的手中。至于财东大户们，那是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时机去结交城隍、大做功德的，除了送去大量猪羊牛、鸡鸭鱼之外，陈年的佳酿，真丝的被面，绣花的龙袍，精美的摆设，都有人送到城隍山上去。把胡深的新房布置得花团锦簇，富丽堂皇，比他在世的时候不知要显赫多少倍。
桃花水米不沾牙，奄奄一息地躺着，只剩下一丝儿微弱的气息，拖过了六天，到第七天早上，终于香消玉殒，紫玉成烟，一缕芳魂先期到达城隍庙与胡老夫子圆房去了。
由于天气太热，不能停尸；更主要的还是城隍庙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能久等了。好在一切已经准备妥当，棺木、装裹也都现成，当天上午九时正，在李铁嘴的号令下，按照新娘子上轿的仪式，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在鞭炮声中，盛装入殓。另外专扎了一个彩亭，罩在大红色的棺木上，权代花轿。午时三刻，花炮三声，“彩轿”起杠了；乐班前行开路，云锣鼓钹，箫笙管笛，胡琴琵琶，奏着粗细十番乐，“显佑伯”、“永宁侯”的全副仪仗执事引导着棺木随后，接着是一溜儿小轿，抬着神亲鬼戚、经办大员。最后是新娘子的嫁妆，一杠接着一杠，哩哩啦啦的，抬了足有七八里地长，只有这个时候，桃花的娘才被准许放下楼来，按照当地女儿上轿的习惯，在大门里一声高一声低地嚎陶大哭──从“彩轿”起杠哭起，直哭到末一台嫁妆出门，哭了足有半个多时辰，终因伤感过甚，失泪过多，眼前一黑，訇然倒地，晕死过去。
尽管我父亲不在县里，桃花她爹也没忘记我们这家亲戚，早早地就打发知客手捧着喜帖报喜来了。我母亲一生信佛，什么鬼神都拜，对于这样的旷古盛典，当然不会放过更不会反对。按照两年前她自己亲口的许诺，只要桃花出阁，她一定带上我到双溪口去吃喜酒。所以桃花“上轿”的前一日、也就是她咽气的当天，我母亲就带着我坐了轿子赶到双溪口洪家来了。
城隍奶奶上轿的那一天，尽管我是名正言顺的城隍老爷的小舅子，但是主事的没有想到这一层，没给我单独叫一顶轿子，而是仍旧像我前一天进山一样，与我母亲同坐一轿。尽管我母亲体重不足九十斤，九岁的我体重也只有四十多斤，但是酷暑热天的，也够轿夫们一戗。我听他们与李铁嘴在讲价钱，要求加价，但是被李铁嘴狠狠地顶回去了：“给城隍老爷办差，赏你几个钱就应该知足，你还想得罪城隍老爷，多讨几个钱抓药去呀？”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彩轿起杠以后不久，就以轿子里太闷太热为理由，下轿去自己随着彩轿走，一方面让抬轿子的轻松点儿，一方面也借此多看看沿路乡民们的迎送礼节。
每逢“彩轿”经村过店，进村头出村尾，村民们都按照新娘子过境的礼节迎送。村子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们，还多少有点儿“菲礼薄仪”敬献给城隍奶奶以作“添箱”，以图福佑。桃花的爹坐在第一顶白布篷竹轿里，每次受礼答谢之后，脸上就添一分儿喜色。他张大了嘴巴，光知道逢人就作揖，高兴得只会说“同喜！同喜！”别的话，似乎全都忘记了。
“彩轿”抬进城隍庙，在大殿上停了大约两个小时，就吹吹打打地抬到庙后事先砌好的浮厝里去封严了。后殿和寝殿上，四尊新人的塑像，都已经塑造完毕。后殿的塑像比真人大些，寝殿的塑像基本上与真人差不多。新娘子虽然穿戴着凤冠霞帔，脑后还多了个发髻，可那姿容神态，塑得栩栩如生，十分逼真，果然与桃花生前一般无二。新房里放满了新娘子的嫁妆，橱柜箱笼，大小桌椅，枕头被褥之类，一色儿全是上等原料制成。合县绅董们送来的各种礼品，更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其中单是龙袍霞帔，就不下十七八件之多，以致挺大的新房里，塞得满满堂堂的，放也放不下。
婚娶仪式是以塑像的开光代替的。这一天，陈司令果然没有失约，亲自来主持成婚仪式──替塑像揭下了红绸，点燃了第一炷香，放起了万响鞭炮。隆重而热烈的仪式结束之后，合县绅衿坐下来喝喜酒，老丈人和大媒人并排坐在上首，接受众人的祝贺。
婚礼办得极为体面，酒席更是十分丰盛。这场“城隍娶妻”的旷古盛典，到底收入了多少钱，花掉了多少钱，那就只有少数几个庙董庙祝们心里明白了。捐资输财的功德名单，事后当然是要张贴公布的，不过一者支出多少是篇糊涂账，二者做好事的人大多不愿留下姓名，名单中光是“无名氏”就不知有多少个。凡是捐资数目相等的无名氏，榜上只要有一处，就人人都以为那是自己，还有谁会去查问呢？因此，庙里收入究竟多少，也是一篇糊涂账。就这样糊涂进糊涂出的，谁又能查得出庙祝、庙董们究竟一共中饱肥私了多少钱呢！
婚事办完，皆大欢喜，只有一个人，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儿。这个人，就是桃花的未婚夫潘振华。他在病中，听说城隍老爷稀里糊涂地把他的老婆给抢走了，气得直咬牙。“花轿”在他家门口抬过去，他也不是不知道，只是身子软得跟面条儿似的，挣扎不起来，也无可奈何。事过一个多月以后，他的身体渐渐复原了。有一天，他戴了顶草帽，独自一人，说是出去走走，从此就一去不回头。
几天以后，有人从城里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城隍庙寝殿里新塑的城隍老爷和城隍奶奶的像，叫一个戴草帽的年轻人三拳两脚全给踢倒了，踢倒之前，还给了城隍老爷好几个耳括子。等到庙祝闻讯赶去，塑像已经倒在地上，现场只留下一个写有“潘记”字样的草帽。据此推测，这个胆敢殴打城隍老爷的年轻人，九成半就是潘振华。塑像当然很快就修复了，而且再一次开光，再一次敛钱，再一次热闹；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