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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奶奶重塑之后的塑像在后殿落成的第二年，一次日机的轰炸中飞来一块弹片，不偏不倚，正好把它的头髻给削掉了。于是高老道传出话来说：桃花是个现代姑娘，不习惯于梳头髻，庙董们商量的结果，打算给城隍奶奶第二次重塑金身──塑一尊完全摩登的、烫头发、穿翻毛皮鞋、呢大衣和长统丝袜的塑像。只是此议刚刚提出，还未付诸实施，日寇就从永康县沿着公路线打了过来。时局吃紧，有钱的绅衿们纷纷逃到乡下，缙云县唱开了空城计，庙董们自顾不暇，这又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创举，无法付诸实施。等到抗日胜利，高老道也已经羽化飞升，没有人再牵头张罗，这件事就这样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五、尾声：城隍的毁灭与复辟
尽管缙云县解放之后不久，在潘振华的主持之下，以破除迷信为借口，把城隍庙彻底拆除了，但是以地方绅衿和各乡镇村庄中的“神童”和“灵姑”为代表的迷信保守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尽管他们慑于共产党的势力，不敢堂而皇之地出面阻挠拆除城隍庙，但是他们却以“保护古代艺术文物”为借口，愣是把胡深的香樟木雕像给抬到城西溪边的观音阁里去，借观音菩萨的宝殿一角暂且栖身，继续接受善男信女们的香火。
观音阁长期以来是缙云县城的叫花子栖息之地，一到了夜晚或风雨交加的日子，这里到处是横躺竖卧的叫花子，瞎的瘸的都有，大小男女齐全。本来是掌管一方百姓生死祸福的“冥官”，也因旧政权的消亡而丧失了原有的权力，不得不与叫花子们为伍，无形之中成了“丐帮”的帮主，也算是胡大老爷的流年不利，晚景凄凉吧。
胡深的落魄并没有以贬到花子群中就算到头。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派们刚刚集结起来，打出了旗号，开始上街荡涤污泥浊水，横扫牛鬼蛇神，头一把火，就烧到了胡大老爷的身上。因为他是当地封建迷信的总头目，不把城隍老爷连根铲除，不仅本县、外地的善男信女们还要继续偷偷儿来上香磕头，分散在各乡村的“神童”、“灵姑”们也还会兴风作浪。因此，革命派头头们一声令下，一群人扛着红旗、高举着红宝书，敲锣打鼓地涌进了观音阁，一顿棍棒，先把观音大士的泥胎砸了个粉碎，然后用稻草绳把胡深的香樟木雕像五花大绑地捆了个结实，用一根竹竿穿上，抬到了溪边的乱石滩上，浇上了汽油，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干净净。一件保存了五百多年的明代雕像，就这样彻底被毁了。──从文物的角度着眼，还真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是没个定准的。胡深的雕像被焚还不到三十年，仅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当年被皮带棍棒镇压下去的封建迷信又逐渐抬头，那些被迫不许信奉礼拜城隍老爷的善男信女们，又重新信奉礼拜起胡大老爷来了。没有了城隍老爷的雕像，怎么办呢？到哪里去上香许愿呢？聪明的香客们自然有办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手捧香纸到县图书馆当年胡深坐过的神案位置前面，堂而皇之地点上香烛，磕头许愿，烧化纸钱。于是县图书馆变成了没有城隍老爷的城隍庙，香客之多，大大超过了进图书馆看书的读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香客中间，居然还有当年火烧城隍的革命造反派，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和支部书记呢！
事情愈闹愈凶，最后居然发展到善男信女们重新用樟木雕了一尊胡深的像，强行抬进图书馆中，公然要求县图书馆搬走，恢复城隍庙的香火。封建迷信势力之大，居然连县委和县政府也无可奈何，几次相持不下，几次出动军警，几乎动武，新闻报导从县报、省报一直上了《人民日报》。小小缙云县，别的不出名，一个封建迷信势力强大，城隍复辟；一个花七万块钱请毛阿敏去唱歌，让毛阿敏敲了竹杠还逃税，被新闻媒体炒了个全国皆知！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什么还会在文化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演出这种闹剧呢？有人分析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官僚腐化，老百姓对官僚失去了信任，产生了求官不如求神的思想，于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继续发展，终于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产生了“城隍复辟”这样的咄咄怪事！
缙云是个文化之乡，出过不少文化名人，为什么尽办些缺乏文化的傻事儿呢？值得深思！
──1999年2月12日写于北京双旗杆蠲兴楼
原载《章回小说》2000年第1期
附录三：
又是一匹千里马
王立道
1977年5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接到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这个时候，来了这样一部大书稿，大家怎能不惊异万分！
文坛已萧条了十余年，许多知名作家还没能彻底摆脱困境，哪有情绪写这样的大部头！
再看作者，楼兴蠲，一个从未在文坛露过面的人物，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的作者，突然从天而降，展示如此浩大的工程，莫非又有文曲星下凡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审读和编辑这样一部巨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是长，不可能一口气读完，要理清结构，了解书中人物，恐怕读一遍两遍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是无名作者，一动手就写这么长的稿子，怕不会太成熟，无论分给谁，一时都难腾出手审读它。所以一直摆在黄伊对面一位编辑的案头。黄伊也曾翻开看了看，是用章回体写的，心里一动。因为，他历来看重中国文学的传统，对通俗小说尤其感兴趣。五十年代初的一次扫黄，他专管过一阵通俗小说，并一举挤垮了黄色书刊市场。但他不好主动要求看它，且看室内如何处置。
室内不少同事也很注意这部百万字巨作，不断有人翻阅。一回，一位编辑看了几章后说：“是部有趣的书，如果在香港，一定会出版，并且畅销。”言下之意，这种书在大陆是不好出版的。
黄伊也去看那几章，觉得问题并不太严重，因而对那位接手这部稿子的编辑说：“这部稿子，如果想退，请先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官员，年龄却最长，编龄也最长，大家都尊重他，所以才敢提出这种要求。
过了好长时间，室内召集几个翻过这部稿子的编辑开会，表决对这部稿子的取舍。黄伊静候表态。不料，四位看过稿子的人，两位同意接受，两位主张退稿，二比二，主任也难裁决。问黄伊如何看法。黄伊说：“我站在接受的一方。反对接受的同志的理由是，稿子里有性描写场面。我以为，只要内容健康，可读性强，就应接受出版；性描写如不适当，可以建议作者删去嘛。”结果二比三，书稿就留住了。
稿子交谁处理？室领导稍加权衡，决定交给黄伊处理。
黄伊早就想再组织一些通俗小说了，可社会上所见的通俗小说太不理想，不是文字粗劣，就是内容庸俗，正约不到雅俗共赏的好稿子，就欣然接过了这部稿子。
审读这样大部头作品，一定要格外细心留神，最好一气读完；如间隔时间太长，可能会把编辑的整体注意力割裂成碎片，以致难以掌握作者的完整思路和作品的整体结构。总之，要花很长时间。作者显然是一株文学新苗，又初发于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其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致函说明，请他耐心等待。
与作者的通信，总不那么顺利，每封信往往拖很长时间。而回信的笔迹，行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时常变换。黄伊觉得奇怪，难道此稿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可从全书一百多万字看，又不像是二人以上的合作产物。这中间必有蹊跷。于是坦诚相问，希望了解作者的真实情况，编辑部会保护作家权益的。
作者这才坦直相告。
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吴越，楼兴蠲是他的妻子。之所以署妻子 的名字，说起来话长，而根源则在长期的左倾路线的干扰。
作者一再声称，他初次写小说，知识不足，等等，而实际上，他曾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语文基础相当丰厚，历史知识渊博，是位有血性的学者。书中还专写了一章清朝末年文字拼音化运动的故事，以纪念“当年那些苦心孤指、孜孜不倦把自己的一生精力贡献给祖国语文改革的可爱的疯子们”，由此可见，作者并非一般等闲人物。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作者身陷牢狱。在劳改农场期间，他以超常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阴暗的角落，写他心中的故事。他在一封信里说：“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显然，作者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仍未忘却一个战士的责任。这风险就更大了，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能够坚持下来，写完这部书稿，是因为他对眼前的昏暗持一种藐视的态度，严寒至酷，春将不远，黑夜至深，黎明将至，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就把书稿投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了。那时候，他的冤案还未昭雪，原单位或劳改农场对他的写作能否理解和认可还难以揣度，所以寄稿不得不借用妻子的名字。至于为什么投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而不投给更有权威的专业文艺出版社，这不能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扶植青年作家和初登文坛的新苗为己任的一贯作风有关。同时，黄伊向许多作家报春、呼唤，已传遍东南西北，也大有关系。
其实，吴越把稿子寄到中青社之前，也曾寄希望于自己家乡的出版社，但是稿子投寄了去，不久就退回来了，不是因为书的内容不好，而是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还在劳改农场里。而黄伊同情弱者的名声早已不翼而飞。作者被错划，仅因曾建议“党政分开”，他相信高山流水总有知音，所以更看重中青社。
黄伊了解了作者的经历，了解了这一百万字来之不易，既深表同情，也肃然起敬，审稿时尤觉字字千斤，加倍珍视。
小说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末代腐败不堪，贪官污吏泛滥成灾，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广大群众汇集白水山，发动一场惊动朝野的起义，以谋再造一个新的太平天国。
括苍山东跨仙居，南控临海，其主峰米筛朗峰海拔1382米，为浙东第一高峰。西凭峰峦，东望沧海，气象恢宏。浙东人杰地灵，群策群力，内反封建统治，外反帝国主义列强，声势浩大。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