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吧，但是尽管我包了红包，他们还是可以随时治我的罪，因为我的罪证还在他手里，我只有挨宰的份。话再说回娱乐业上来吧，如果国家的法律允许红灯区，那么我们以公司的名义来做色情业，我们缴的税是直接入国库的，而不是进了严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们要是敢找麻烦，至少我还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说白了就是——把黑社会浮出水面，让媒体让民众来监督，让宽松的法律来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会了，顶多是个社团，而结社又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最基本的权利。”
我苦笑道：“南总说得轻巧，不过你这套理念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运行，难免会走样，不过大方向还是对的，就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人民，形成民主监督的氛围。我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只能是把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民主监督的氛围，渐进式地改良中国的民主，而之前，苏联由上至下的改革，实践证明是相对失败的，而台湾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则是相对正确的，但是台湾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切入的时机相当好，那时正好是在蒋经国治下的强人政治时代，国家的主要权力（类似于中国中央集权属下的五权，前面介绍过的五大武器）还没有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控与挟制，这便为台湾实行五权分立营造良好的氛围，另外台湾的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对抗群体，这也为台湾实行两党制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问题则相对复杂一些。首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政治强人时代，都没有有效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社会还保留着危险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并且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农民工。如果中国农民工利益集团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能够形成天然的利益对抗集团，倒也是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国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虽然打破了帝制的形态，却没有打破帝制的结构，于是骨子里还有遗传基因，这便导致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如果要从根本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损害到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关键的地方是——他们怕推行民主以后被人民清算，所以他们不惜动用国家权力机关，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帜，对争取权益的人民进行镇压，而更吊诡之处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可能被官僚资产阶级架空或者是挟制，那么中国若在不是政治强人时代冒然推行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就有可能像光绪帝的百日维新那样的下场，在政治强人时代之后的阶段，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似乎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如果不听话，就换掉。在中国的历史上以皇权对抗体制而成功的少有，皇帝可以换下面的大臣，可以增设删减机构，但是他动不了这套体制，他若是贪恋皇权贪图富贵，甚至还要把这套体制玩得龙飞凤舞，但是也有一心为民，力求改革的皇帝，可是他们往往是触怒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最后连帝位也都保不住了，就更不要谈去推行什么改革了。所以这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一直都在重复着由秦朝便开始实行的政治模式的原因了。而这种模式也是造成中国的朝代兴衰交替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寻找改变这种模式的方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的成功。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喜欢作秀，现在老百姓强烈要求改革，于是官僚资产阶级便开始玩起了前朝便有人玩过的机构增设删减的旧瓶装新酒的政治花招，意图疏导民怨，但是民怨若是这么容易被忽悠掉就好了，所以阻碍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老百姓越强烈谴责腐败，腐败集团就越要用反腐秀来疏导民怨，并且还会祭上几个大贪官来泄民怨，于是这就陷入了历史的魔咒——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体系之上，总是以道德的谴责作为理顺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忽略了赎罪和包容的一面，于是一山便不容二虎了，可是谁都有原罪，谁都有阴暗面，于是大家都争夺伪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别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谁的社会地位高谁就最有话语权去批判别人甚至是奴役别人的社会陋习。这也是造成中国政治模式层层集权的原罪之一。所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的基本面还是好的，缺的却是西方的赎罪和包容，所以若是大家都不折腾，而是有目的，有秩序地抗争，兴许宪法赋予老百姓的那些基本权利就会慢慢地得到真正地体现。等权利到手了，等民主架构成熟了，再清算他们也不迟。”
这似乎成为了我一个人演讲，南总作为一个旁听者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感叹道：“想不到兄弟你的境界更高，你来A局对我是个威胁啊，你让我原有的自信心几乎崩溃，我这个人惜才，若是张局觉得在体制里呆着不舒服，过来做我的二当家。”
我说：“我也佩服南总的盗亦有道，不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希望在你们做完大事以后，夺回了生意，往后还得凭着良心来做事。”
心理罪
在第二天的工作例会上，我提出与医科大学医院的心理门诊挂钩，在工会内设干部心理治疗室的提议，目的是缓解干部的工作压力，以及治疗心理上的一些疾病。但是何局以经费紧张的借口推脱掉了，我没有明着与他争辩，心里却好笑——局里面光是接待费用，一年就是八百万，这还不包括一些乱七八糟、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的行政开支，而心理治理的费用估计一年也用不到两百万，但却能够化解干部与领导之间的一些矛盾，排除一些干部的心理困惑，是实实在在用在刀刃上的钱，若是干部心理健康，估计也不会有人再去烧你何局的车，往你家里扔汽油瓶啊，甚至极端者还可能拿把枪出来顶着你的脑袋啊！你这车也值五十万吧，不过你的命似乎更值钱啊，而你何局却为了顾及单位的面子而隐瞒不报，不知道这笔帐你是怎么算的？我忽然领悟到，在这样的体制内，大部分的经费开支都是在为“领导得实惠“做遮掩，也就是说，充门面的钱，摆阔的钱，为领导营造舒适环境的钱，利于领导收取回扣的钱，花起来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我甚至还从同僚们伪善的眼神中看出他们不怀好意的微笑，那微笑里的涵义竟然是——你小子又在想着法子捞回扣了吧，不过何局不看你的数，你小子算是没戏了。
我正在心里琢磨着如何不占用局里面的经费而把这个心理门诊开下去的方案的时候，另一位副职领导开始噪舌：“要是真在咱们局开个心理门诊，这不是公开承认你们政工线的工作没做好吗？要是让好事的媒体播出去，咱们局的脸就丢大了，老百姓会怎么想，他们会说，你们这些国家干部，心理都有问题，还有什么资格来管理我们？不骂我们是神经病才怪呢！家丑还是不要外扬的好啊，有些干部的心理上是有些问题，这也是体制内利益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现在的一些干部利己主义特别强，动不动就挑好做的做，苦活累活大家都不愿意干，心理上极度不平衡，所以你们政工部门就应该多做工作嘛，别老挑着好做的做，思想工作本来就是你们份内的事，你们这是在把自己的责任往外推嘛。”
说话的这位副职领导原来就是分管我这块的，我一来他就被调整到油水没那么多的分管职位上去了，等于是暗贬，所以心里面一直怨恨，这次开会便借题发挥，对我进行猛烈的抨击，而他敢嚣张的原因——是他看出了我与何局之间的不和谐，所以也有些趋炎附势的味道。但真正讽刺的是——说这一番话的领导，自己心里就有病，不过在这个领导们的形象一贯是光辉四射的体制内，这些人估计也是无福分享的，他们就是想去也不敢去，他们宁愿把怨气发泄在下属的身上，把浮躁喷射在小姐的体内，把烦恼消弭在烟酒应酬之中，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里面有病，除了伪善还是伪善。就算人群中有个不懂事的小孩说领导没穿衣服，估计在这个充满淫威的体制内，其他人会迅速得把这个小孩孤立起来，并且痛打一场，于是小孩在经历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之后，对自己的眼见为实的东西开始困惑了，因为大家都说皇帝的衣服很美，他也便开始人云亦云，指鹿为马了。
可我不愿意做一个向体制的淫威低头的小孩，我反驳道：“老百姓其实是很包容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心理健康之后，能否为他们办实事，而干部的心理问题不是简单的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心理上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算设立了心理治疗室，也只是缓解干部在心理上的一些痛苦，而我正是了解到这一块工作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做才会有效果，所以才提出设立心理治理室的建议，这完全是符合国际上流行的做法，也是对人性关怀的一种体现。如果局里面没有经费，我直接找财政厅拨专款来做这个事，但是在干部看心理医生的习惯还没有养成之前，我觉得组织上应该有一个强迫机制。至于这个提案，我觉得非常具有可行性，我想上级党委也应该会很支持的。”我一边向同僚们暗示我在财政厅有关系，能搞到钱，一边又亮出商厅这块金字招牌。何局在审时度势之后还是说出了那句老话：“你份内的事，你自己决定吧。”
纵容与暧昧
面对一班沐猴而冠之人，才德都已显得多余。我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
下午去了一个大学生抵制某国产品的示威现场，慰问了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学生们脸上洋溢着的激情四射相比，自己的同志在面对领导慰问的时候，脸上只是挂着虚伪的假笑。这在无形之中让我感到孤独，因为我已跃升为领导阶层，天然的隔膜便早已形成了。自己不也尝试过他们的角色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领导慰问的时候自己还是一脸的惶恐不安与卑躬屈膝，可是旁边的老同志已经是一脸的皮态了，领导会作秀，老干部们也会作秀，领导前脚走着，心里就开始嘀咕——现在的干部越来越不像话了，后脚还立着的老干部也毫不示弱地开始骂领导的娘了，都是官场的秀，都是心态的病。领导们假情假意，干部们也就漠然置之了。除了盯着领导手里的慰问金之外，估计这领导来不来都一个样，也不知道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在这个典型的家长制集权的国家里，权力被设计成层层集权，最高的权力从上往下传递的时候，传递这种权力的动力大多时候是物质和利益的诱惑而极少有精神上的信仰。下级领导执行上级领导命令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怀着一种惧怕没有落实好领导的命令而失去官位，进而失去这个官位所能为他们带来的利益的畏惧感来执行上级领导命令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威逼利诱的权力传递，并且伴随着来自于伪道德高地上的上级责骂，以及被媒体的声讨和被动员�